中国改革开放后历次通货膨胀的比较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后历次通货膨胀的比较分析

梁国枝1

[摘要]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政府均采取了宏观政策进行调控，虽然能抑制了高通胀，但各措施所取得的成效并不相同。所以，通过比较几次通货膨胀的特点，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根据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提出抑制高通胀的建议或措施，有助于为将来面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做好准备。

关键词：通货膨胀；投资过度；经济波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经历多次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从中得出一些经验。虽然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在短期内由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国家正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刺激内需，但目前我国存在体制不完善等情况，在经济再次增长时，仍可能再次出现通货膨胀。所以，分析过去通货膨胀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较好地面对和处理将来出现的通货膨胀。

二、历次通货膨胀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三次：

（1）1978-1981年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期的通货膨胀

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工作重心刚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段时期，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投资规模猛增、财政支出加大导致出现较严重财政赤字、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外贸赤字，外汇储备迅速接近于零。1979 年、1980 年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 1980 年通胀达到6%。1980年10月和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对策

措施，通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控制物价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11.7%逐步回落到1981年的5.2%，稳定了国民经济。

（2）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经济“过热”

1984年，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初期，受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短期过旺，使得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1984年和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8.2%和3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5% 和27.5%，1985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8.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为了抑制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一系列措施。但在实际过程中，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增长速度有所加快，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经济再次出现过热。1988 年和 1989 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分别上涨 18.5%和17.8%，涨幅比1986年分别提高了11.2个和10.5个百分点。1988年现金流通量达到2134亿元，比上

年猛增46.8%，当年就投放680亿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中央迅即做出反应，召开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整顿经济秩序，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和货币发行量等措施。但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项紧缩政策实施力度过大，出台时间过于集中，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快、降幅过大，国民经济“硬着陆”。

1 作者：暨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经济出现了多年少见的高速增长局面，国民经

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在大步向前中又

一次出现过热现象。信贷规模迅速扩大，固定投资规模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开始失控，国家财政赤字

有增无减。1994年10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达24.6%和25.2%。有人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

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面对这种形势，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和消费的过快增长，并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

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

三、历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纵观上述三段时期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自1980年以来增长率超过11%的年份

里，通货膨胀都很严重。其原因在于盲目追求高增长速度和疲弱的约束体制。过去思维定式认为，在

生产条件并不能有足够程度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大投入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中国的投资体

制下，生产性投资决策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各级政府。这两个投资主体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扩张冲

动和软预算相结合。因为在1980年开始的放权让利以后，各级政府和企业有了独立的利益和投资自主权，但是由于投资决策的利益与责任具有非对称性，盈亏与风险具有非对称性，而且投资资金来源多

元化，所以导致了各级政府和企业旺盛的投资扩张热情和投资竞争行为。

1、投资膨胀的形成过程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从1980年开始，全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1985 年实行“划分税种基础上的总额分成办法”，到 1988 年开始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各地区分别采

取不同形式向中央财政上缴收入承包。这些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

府之间的利益独立化和明朗化。地方政府可在财政收入增长部分中获得高于中央的份额，刺激了地方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而且在下放财权的同时，中央把大部分原属中央管理的国营企业划归地

方政府管理，并把许多原来由中央承担责任的工作交给地方政府完成。在这种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不

仅要对本地区的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和物价补贴等居民生活负责，还要对本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

的就业负责。由于能源、原材料的紧张，失业人口增加，基本服务设施短缺等问题，对地方政府形成

强大的压力，必然使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倾向。为解决这些压力，地方政府通常

采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扩大投资规模，提高发展速度；二是尽可能多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并设法截

留中央的收入。这样会造成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形成地方性市场。地区封锁迫使地方政府

在本地区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从而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以致投资规模膨胀。

对于企业而言，随着放权让利的改革进程，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拥有追求利益的自主权。若对一个真正的商品生产者来说，投资是一种风险行为，如果投资失败，将导致企业破产和倒闭。正是这种风险机制，约束了企业的扩张冲动和迫使企业不得不考虑产出效益。但在国有企业机制尚未

完全转变的情况下，投资决策和投资使用的分离使得利益与风险具有非对称性。投资最终决策者是国家，企业可以从国家决策投资中获取利益，但不会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和风险，投资成功的收益由国

家和企业共享，投资的失败则由国家承担。因此，企业必然热衷于向国家争项目､争投资，甚至不管资

金的成本高低，盲目向银行的贷款，加大投资力度。

2、投资膨胀催生通货膨胀过程

尽管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但显然仅有冲动并不足以产生投资扩张行为。在实际

情况中，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与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这种投资冲动欲

望与投资预算软约束相结合，在投资资金来源的多渠道化的推动下，必然促成现实的投资扩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