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社会危机管理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发的基本纬度之一，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理论容量。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发展阶段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人类实践活动的二重分裂性是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实践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其自身具有二重分裂的性质，包含着创造与异化的双重内容。其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所导致的风险之间的张力的相对平衡，实践的破坏性方面被片面突显，由此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其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是风险社会的实质。全球风险社会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扩张和转化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裂与对抗的最高表现。其四，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要消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就要消灭其最高表现形式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作资本失去合理性而趋于消亡时，全球风险社会也将逐渐消亡，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不仅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而且为全面透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当代中国己经出现了“风险社会”的诸多症候。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为转型期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一)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

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作逻辑，而相对于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风险社会是指由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可能引致人类毁灭性损失的社会发展形态，其中现代化和全球化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本质之源。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一:现代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即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俗权力合法化;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上，传统秩序的衰落和社会高度分;文化上，神化宗教衰微和世俗文化兴起。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就是源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首先，我们处在一个反思性现代化的风险时代。“反思性现代化”①是英国现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首创之词，他将纷繁复杂而又深邃隐蔽的风险理论置于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基质之上，风险社会理论是他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副产品”，在其庞大的结构化理论和反思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并不具独立性，而是紧密穿插与交错在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区别于古典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被称为现代社会的“人造风险”。前者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后者则源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贝克也开门见山地指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②他认为，风险是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化和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这其中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是不可见、不可计算、不可预测风险的最主要原因，风险自然成为人类追求财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并伴随着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科技急剧膨胀。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是源于人类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判断、分析、比较和论证基础上的。其次组织科层化，尤其是组织和制度本身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可能。因社会系统理论久负盛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于1993年出版的《风险:一

个社会学理论》一书，将风险理论融于其庞大的社会系统理论之中其中风险成为其诊断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不断分化的社会日趋复杂，降低风险的组织制度在合法化和理性化原则指引下不断扩张，其本身具有风险性，为此以差异理论为风险分析切入点的卢曼认为，在一重偶现性上(空间)基础上，不同的个体会关注一个方面而不关注另一方面本身是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选择，即风险是一种“偶然图式”，①进一步引入时间维度，在二重偶现性上(空间和时间)指出风险是未来指涉。阿方索·莫拉莱斯随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为该书发表的书评中开门见山地将其主题归结为“源于人类技术变迁的制度风险渗透于公众生活的众多领域，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特征”②。

2.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二: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的强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③跨越区域界限、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潮流，当代社会的风险已是全球性风险。

首先，全球化使得风险扩散效应加剧。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过程，其结果也往往难以预料和控制。全球化意味着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紧密相连，风险以跨越时空的方式进行传播，缺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来犹如在场，从而使此时此地的风险演绎建构为彼时彼地的风险。因此贝克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风险时代，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风险，④因为在时间、地域和影响群体上具有非特定

性，在影响途径和后果上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全球化使风险责任主体难辨。风险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形式，在非个人化的制度掩饰下使牵涉其中的个体和组织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吉登斯形象而生动地指出全球性风险“不仅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其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①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风险丛生，危机集聚，因高度专门化的机构在系统上的高度依赖性与相互关联性而互为因果，相互浸染和叠加，错综复杂的风险已非偶然现象，而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回避的话题。以全球市场风险为例，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它能够允许近乎瞬间的基金流动来决定谁(如果有的话)将成功，谁将遭受损失。正如经济理论中的竞争术语所说“没有哪一个组成部分大到足以改变全部的流通;没有人能控制全球市场风险”②，当前这场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发端于美国次货风波、由过于宽松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低利率、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引起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尔街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很难有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正从美国到全世界、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向全球经济危机演变，已从点状危机向全面危机发展，甚至出现了国家破产这种前所未有、令人难以相信的局面，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全力以赴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欧美各国甚至开始采用此前一直反对的“政府干预”代替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希望由此来阻止市场信心的进一步下挫。但危机依然存在，噩梦远未结束。③以全球生态风险为例，不同于传统社会仅局限于某一时刻某一地域的风险，当代社会中，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那些最富裕和最有实力的国家也不会幸免于难，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性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中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性生态协议的达成和遵守来维持。风险社会在此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④。森林遭受砍伐，工业污水排进河道，化学物质添加进日常食品和用品之中，核污染威胁不减，潜在不可见的风险随着丑闻和曝光变得可见，化学、物理和生物链条上引致的风险会，俏无声息地跨越地域界限，将世界连为一体。然而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在风险社会中，“被制造”的风险一方面因风险诊断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模糊性，更因其全球化，使得对在特定区域内的民族国家—政府所作出的风险规避决策产生怀疑和疑问。

社会危机管理

通过对社会危机的界定以及对社会危机特点的归纳，可以看出社会危机的危害性与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正如罗伯特·吉尔所说:“危机研究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减低人类社会悲剧的发生。”关于危机管理的概念，美国学者史蒂文.芬克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针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等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学者鲍勇和陈百助认为，危机管理是一门研究为什么人为造成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样的步骤或方法可以避免这些危机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如何控制危机的发展和消除危机的影响的学科。我国学者赵建立认为危机管理就是指政府调动各种可利用资源，采取各种可能的或可行的方法和方式，限制乃至消弭危机的行为，从而使现存的危机得以解决，使危机造成的损失最小化的行为。本文认同我国学者薛澜的观点，他认为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做到如下方面：转移或缩减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改进危机冲击的反应管理；完善修复管理，以能迅速有效地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危机管理包含了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由此，可以得出，社会危机管理是指政府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事件所进行的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事件、减少损失的过程。

社会危机管理是转型时期政府管理的重要课题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种种危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便是回应各种危机挑战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而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面临着更为广泛、复杂、严重和突出的社会风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开始进入高风险时期。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因此，我们只有明确社会危机发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成功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