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考略

唐贞观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考略

作者：王哲


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627—649)，共23年时间。他的“文治武功”，被封建史书赞美为“贞观之治”，也为后世的治史者所重视。

多年来，史学界在研究“贞观之治”这一问题时，很多人都历史地、具体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可也有部分同志对史料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以致在唐初社会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了“唐王朝立国之后，一百余年间，经济一直比较繁荣”(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的结论，把唐初的社会生产抬到“振古而来，未之有也”(陈克明：试论唐初“贞观之治”》，《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的高度。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不符合贞观时期的社会实际，实有再探讨的必要。


一、“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的经济比较

唐和西汉的建立十分相似，都是在暴虐君主的统治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之后，经过长期动丅乱而建立的地主阶级封建政权。当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和地主阶级割据政权的统一战争，都曾使全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从时间上说，隋末唐初动丅乱达14年之久(611—624)，比秦末汉初动丅乱时间(公元前2O9—2O2)长一倍；从战争规模来讲，隋末唐初无论从地域方面，或是军队总数方面都比秦末汉初为大，因而唐初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程度也远比汉初严重。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生产工具的更替始终未超出手工劳动的范围。唐汉虽相隔800年之久，生产工具比汉代有所改进，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这样，唐汉初年的经济比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客观上也相符合。所以，我们只要把两者有关经济发展的史料对比一下，就可推断出贞观时期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程度。

关于西汉初年经济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过比较客观的论述。当时的情况是秦末动丅乱之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统治阶级无法搜刮到更多的财富，“自天子不能具驹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史记》卷三o《平准书》)。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残破到何种地步。西汉统治者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不得不暂时抑制一下自己的贪欲，采取招抚流亡、释放奴婢，使“民务稼穑”等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到文景统治时期，鉴于秦亡的历史教训，与民休养生息，提倡农耕，轻徭薄赋，社会经济经过7O余年的恢复与发展，才出现“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的所谓“文景之治”的局面。唐初从天下初平到

太宗末年，只2O多年时间
，对贞观时期的社会经济，《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则有如下记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马牛步野，外户不闭。又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路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

如果我们将这个记载和汉初的生产情况相对照．不难看出其有违背史实之处汉初经济凋敝，至高无上的皇帝连同样颜色的四匹公马都搜刮不到，经过7O余年的恢复发展，“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才出现“畜积岁增,户口寝息”的局面。而唐初2O多年时间，怎能一下子“马牛步野，外户不闭”呢?正如魏征在贞观六年劝阻太宗封禅泰山时所言，“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哪里会“取给于路”、“皆不赍粮”呢?至于“人山东村落”“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就“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而言，据《资治通鉴》载：

(贞观)元年，关中旱饥，民多卖子女以换衣食

二年，天下蝗灾；

三年，又发大水

四年，天下丰稔；

六年，河南、北数州大水；

七年，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大水；

八年，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复大水；

就是到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仍上言“频年荒旱”(《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屡年的自然灾害，怎能说是“频年丰稔”呢?在贞观四年“天下丰稔”的情况下，给事中张玄素劝谏停修洛阳宫时仍这样讲：“百姓承离乱之后，财力凋敝，天思含有，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显然丰收年景也不会“米斗三四钱”。而持贞观年间经济繁荣论者恰恰是依据这些史料来说明唐太宗“贞观之治”在经济方面的业绩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贞观时期的社会经济作进一步的考察。实际上，唐初的社会经济也和汉初一样，客观上都必须有一个长时间的恢复与发展过程。


二、唐初户口锐减与生产发展的关系

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无休止的兵役徭役，已弄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又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地主割据政权的兼并战争，唐初人口大量逃亡与死亡。史载，“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到唐初，隋时的户口“百不存一”，只余下二百余万。(《通典》卷七《食货臾·赋役下》)到贞观十一年，户数“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贞观政要》卷六《论奢侈》)。就是到太宗死后，户数才“

三百八十五万”(《通典》卷七《
食货典·赋役下》)。可见唐初户口之少是非常惊人的。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一般地说处于渐进状态，劳动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唐王朝立国之初就深感民户不足。因为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和户税，都以户口作为对象，要想剥削到更多的赋税和有充足的兵员，都有赖于户口的增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早在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击败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之后，就颁布“大赦诏”，招抚流亡和农民起义军。下令“百Et不首者，复罪如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三年灭东丅突后，太宗即用金帛赎回以前没人突厥的汉人八万多。四年，“中丅国人自塞外归及突厥前后内附男女一百二十七万口”(《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七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这一时期，虽屡有归附和重返家园者，但人口的下降并没有停止。

贞观初年，兵役徭役造成的人口死亡虽比动乱年代减少，但当时和东丅突的关系仍十分紧张，征战连绵不断；再加上屡兴土木，修复宫室，兵役徭役仍不下隋时，人口减少还在继续。贞观十一年，谏官马周在上疏中这样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贞观政要》卷六《论奢侈》)贞观十三年，魏征在上疏中也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敝尤甚。杂匠之徒，下Et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以至河西地方，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贞观政要》卷九《议安边》)。一方面，农民在离乱之后，“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旧唐书》卷七o《戴胄传》)；另一方面，突厥掳掠人口，抢劫财物，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户的增长。

唐代人户的减少，大抵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后结束。贞观十六年，太宗鉴于人口太少，下令奖励婚姻和增加户口，并采取具体措施和有效法令，以后唐代户口开始回升。到贞观十八年，太宗允许“户殷之处，听徙宽乡”(《唐会要》卷八四《移户》)。这说明，当时人口稠密地区，经过2O余年的经营，生产恢复并有所发展，劳动力有所剩余，具有充实人口稀少地区恢复与发展生产的能力。人口稠密地区的生产尚且如此，那人口稀少地区的生产也只能是处于恢复和全面恢复或初步发展阶段。实际上，人口增长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以小农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无论如
何不可能来个奇迹般的飞跃而迅速走向繁荣。


三、生产恢复发展程度对唐初政治、军事活动的制约

唐初社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现实，对贞观时期政治、军事活动形成了极大的制约；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军事活动又可反观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政治上，唐太宗迫于当时社会凋敝的现实，推行“戒奢省费”、“崇尚节俭”、让农民“恣其耕稼”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贞观初年，他遣放隋代“宫女三千余人”，使之还其家室，并多次告诫自己“躬务节俭，必不止为奢侈”(《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贞观九年，李渊死后，他同意陵墓“依原陵(汉光武帝)之制”(《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勿存隆厚。第二年，长孙皇后死去，太宗又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整个陵墓内“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整个贞观时期，太宗和其他封建帝王相比，生活颇能俭朴，朝臣也多有廉洁之风，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不向往奢侈淫逸的腐朽生活，而是社会客观存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决定他们的意识(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允许他们大肆挥霍，采取的不是竭泽而鱼的剥削方式，从而维持了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唐太宗这样的做法尽管出自被迫，但顺应了人民渴望生产恢复发展、能够安居乐业的意愿，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因而总会违背自己的诺言。下面仅从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说明，他的政治、军事行为一旦超越当时生产恢复发展的客观实际，轻则受到有识之士的谏劝，重则激起人民群众的起义反抗。

(一)营建宫殿

贞观四年，太宗承“天下丰稔”，即下诏发卒修洛阳宫乾元殿以备巡幸。据史载：“隋室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起火。”(《贞观政要》卷二《论纳谏》)如此庞大的工程，唐初难以负担，给事中张玄素直谏，“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鉴于“百姓承离乱之后”，财力匮乏”的现实，他挚切地告诫太宗，“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离楚难；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日之力何与隋日?承凋敝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万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他指出“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始终，(江山)可以永固”。(《贞观政要》卷二《论纳谏》)可见贞观之初加快恢复发展生产是当务之

急，不许可稍有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

(二)封禅天下

封建帝王统一天下之后，为了
炫耀功德，扬威四方，往往要到泰山封禅，唐太宗也不例外。贞观四年，社会生产刚开始复苏，一些文武大臣为邀宠、升迁，粉饰太平，就奏请太宗去泰山封禅。太宗感到财力不济，就举“文帝不封禅”为例，冠冕堂皇地作罢。但历来“封禅乃帝王盛事”，太宗自然耿耿于怀。后来，当大臣们复议封禅之时，他欣然应允，魏征极力劝阻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面对现实。感到天下初平，守业维艰，封禅既骚扰百姓，供应又实属困难，不得已只好再次作罢。以后，贞观十一年和贞观十二年太宗又两次裁定封禅，欲往泰山，都因臣下谏阻和自然灾害未果。直到高宗时，才封禅泰山。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经济并未达到昌盛局面。

(三)赋敛稍重，民不堪受

历史上没有过不兴徭役的皇帝。贞观初年魏征就建议太宗“偃武修文”，并用隋炀帝“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的历史事实，规劝他节省民力，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只要如此，“四夷自服”。(《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但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在于好大喜功，唐初的兵役徭役仍然很重，农民起义反抗的事例时有发生。《资治通鉴》就多处记载了静州、巴州、明州以及嘉JIl、陵JIl等地农民暴丅动的史实。

贞观十四年高昌平定后，就只有高丽还未臣服。因连年对突厥用兵，国力虚弱，兵卒疲惫，再加上高丽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封建国家，隋炀帝三征未灭，太宗未敢轻举兴师。又隔四年之后，生产稍有积累，他就欲亲征高丽，令在洪、饶、江三州造战船四百艘，在各地招兵买马，囤聚粮草，第二年发水陆大军十余万，御驾亲征。因高丽强烈反抗，更主要是因为“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传》)，只得退兵而还。

远征高丽，劳师供费无计其数，大大影响了正在恢复和初步发展的农业生产，百姓难以为生，怨声载道。但太宗在二十二年又要发3O万大军再次东征，连续命河南、剑南等地再造舰船。群臣知国力不达，如太宗一意孤行，势必激起民变。病危的房玄龄冒死直谏，“今天下无事，群臣不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刚愎自用，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终于激起山獠及雅、邛、眉三州等地农民的起义反抗。这是唐太宗破坏经济恢复发展

的结果，也是对他贞观后期骄纵横恣的严厉惩罚。这充分说明生产尚处恢复发展的贞观年间，百姓不堪过重剥削，一场
规模较大的战争负担，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四、结论

以上通过对汉初和唐初经济发展的对比，唐初户口锐减与生产恢复发展的关系，生产恢复发展程度对唐初政治、军事活动的制约三方面的考查，可以证实：贞观时期全国的经济不可能出现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而仅仅处于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只是为以后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唐高宗时，社会生产沿着这一上升的路线继续发展。武后统治时期，生产力渐次迅速提高，户口增到六百一十五万之多，“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唐会要》卷八《户数》)，开始出现兴盛的景象。而到玄宗开元年间，户数增到八百多万，“家给人足。人无苦窳，四夷同来，海内宴然”(《通典》卷～五《选举典·历代制度下》)，社会经济一派欣欣向荣。正如唐人杜佑所言，唐代“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于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这正是一百余年问广大劳动人民辛勤耕耘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