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整体主义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他生活的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他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5年，伯里克利逝世的第3年。城邦民主的鼎盛时期开始消逝。战争带来人性堕落、社会分裂动荡和政治危机，导致民主政治以及整个城邦政治走向败坏。这些因素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柏拉图青年时代经历了两次重大事件，给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三十僭主的暴政和苏格拉底被处死。在晚年写下的第七封信札中柏拉图追述道，在23～28岁之间，他曾期待成年后立即参加政治活动。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公元前404年)，他的一些亲戚和朋友执掌了政权，使他有了参政的机会。他也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三十僭主的暴政和内讧，竟使得原先的民主政治看起来倒是一个黄金时代。甚至最正直的苏格拉底也遭到陷害。出于对他们种种罪恶行径的厌恶，他没有介入他们的政府。不久，民主政体得到恢复，柏拉图虽然没有很高的民主热情，但他并不反对民主。他宽宥了民主派有些过份的报复行为，认为从总体上看，恢复了的民主政体的施政还是温和的。但是，民主派的一些掌权者却根据一种荒谬的指控，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公元前399年)，这使柏拉图受到极大的刺激。柏拉图大约在20岁前后结识苏格拉底，后者成为他最尊敬的师长和朋友。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称苏格拉底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一生写下的大部分对话体著作中，苏格拉底都处于中心位置，可见他对苏格拉底的敬意之深。民主派对苏格拉底的所做所为，使他原来的政治抱负破灭了。他痛切地意识到，法律和道德在堕落，要公正地治理国家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是极其困难的。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而人类的出路在于由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
三、社会分工与正义
社会分工是理想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突出特征。柏拉图认为，人的天赋才能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最好。但是，人的生活需要却是多方面的。这就产生了个人才能的片面性与生活需要的多面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就是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分工合作。每个人从事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相互提供服务。柏拉图认为，国家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起初，人们为了简单的经济需求而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最初的城邦，或城邦的雏型，由农夫、各类工匠、商人等构成。后来，由于需求的增加，分工的扩大，城邦的成分逐渐增加，最终产生了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和专门管理国家的统治者。至此国家便正式形成。同上，第58－66页。因为国家是由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而产生的，或者说，社会分工是国家的基础，所以，理想的底被处死后，柏拉图离开雅典到外地游历，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昔兰尼、马格那、大希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埃及，那里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职业分工、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僧侣对国家理智活动和教育的控制及教育方法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许多内容后来被他吸取到理想国家的蓝图之中。在大希腊，他接触了毕泰戈拉(Pythagreans)学派的思想家。这一派强调净化灵魂的重要性，推崇社会和谐的价值，主张政治上由知识贵族统治及经济上实行平等和公有的思想，都对柏拉图产生了影响。他还与毕泰戈拉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Archytas)结下了深厚友谊。阿启泰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深孚众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几乎就是柏拉图所追求的哲学王的一个理想的雏形。离开南意大利不久，柏拉图第一次渡海到达西西里的叙拉古，企图通过说服教育叙拉古僭主狄俄尼索一世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结果却与这位僭主闹翻，使他几乎沦为奴隶。
这三个等级的划分虽然有世袭化的倾向，但是从理论上说，它基本上还是依据人的先天素质以及由后天教育训练所形成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等级间界限并不是僵固不变的，一个人可以据其实际表现而由一个等级转到另一个等级。
柏拉图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种等级划分的合理性。他论证说，个人是城邦的缩影，城邦是个人的扩大。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灵魂与美德的要素与城邦相应的要素之间是同构的。一个人的灵魂中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理性在价值上无疑属最高层次，欲望属最低层次。相应地，在一个城邦中，也包含着三个组成部分。哲学家最有智慧，代表着国家的理性；生产者从事粗鄙的经济活动，谋衣谋食，代表着欲望；而军人处于两者之间，代表着激情(意志)。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是人的灵魂的最佳状态，一个城邦也就该由哲学家领导着军人统治生产者，这也是城邦最理想的秩序。同理，一个人的美德包括四个部分，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在城邦各组成部分中，哲学家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生产者的美德是节制。而这几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城邦就实现了正义。
柏拉图还以一种譬喻的方式虚构了一种说法，用以说服人们相信等级分工的合理性。根据这种说法，城邦的所有成员都是一土所生，相互之间亲如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这些人是最高贵的，是统治者；在有些人身上掺入了白银，他们次之，是辅助者(军人)；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掺入了铜铁，他们便成为生产者。同上，第128页。这个虚构神话的直接目的，是说服人们达到对等级分工和自己等级地位的认同，其深层含义则在于，以所谓金质、银质和铜铁质来象征人的心灵的不同素质类型，这是等级划分的主要依据。
一、城邦衰落时代的精神贵族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是希腊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留下完整著作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柏拉图生平参见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0页。狄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罗依卜古典丛书，第3卷。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因其强壮的身材(一说因其宽阔的前额)而取名为柏拉图。出生于雅典附近的埃伊那岛。其父母双方均系雅典的名门望族。据说其父是雅典末代国王的后裔，其母的家族谱系可上溯到雅典历史上的两位执政官，其中一位是著名立法家梭伦的兄弟。在柏拉图的时代，这个家族还产生过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柏拉图年幼时，其父弃世，母亲改嫁给她的叔父皮里兰佩，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继父家里度过的。皮里兰佩是民主政治的热心拥护者，也是雅典著名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挚友和追随者，曾作为雅典使者出使过波斯等亚洲国家。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柏拉图的生父及其家族对其思想的影响是有限的，其母系亲属中的寡头派政治家对他思想的影响也不大。柏拉图青少年时代是在继父与其民主派的朋友们构成的民主派氛围的熏陶中成长的，他后来对民主政治的敌视态度与其家庭出身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在他身上的确有着一种高傲的精神贵族气质，这与他的贵族血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多，并比较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与政治问题有关。集中阐述政治哲学的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或译《国家篇》、《共和国》)、《政治家篇》、《法律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理想国》。一般认为写于学园创立之初，为柏拉图盛年的作品。《法律篇》写于晚年。《政治家篇》居于两者之间而比较接近于《法律篇》的年代。
城邦的本质和内在精神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柏拉图把它理解为公民内部或公民团体整体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它是城邦现实的对立物，特别是他那个时代雅典城邦的对立物。事实上，他的国家理念不过是现实城邦种种弊端的一种逆反构思。凡是他对现实不满的地方，在他的理想国中就会有相反的构思。这样，现实城邦都是败坏的，堕落的，至少是有缺陷的，而理想国则是至善至美的。柏拉图把现实政治分为四种，他对这四种政治的批判是理想国思想的真正根源。这四种政治的种种弊病经过柏拉图魔镜的照射之后，全都在理想国中倒映了出来。弊病变成了与之相反的优点。理想国就是现实城邦的倒影。
这种对现实政治的逆反构思是柏拉图乌托邦主义的基本思路，也是后来许多乌托邦思想所遵循的共同思路。这种乌托邦主义企图救民于水火的高尚动机和热情(甚至是偏执的狂热)有其值得嘉许之处，但它不懂得，由于人自身是有缺陷的，所以人类社会注定不会臻于至善至美。勾画一幅美好蓝图容易，但现实生活的改善却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通向美好境界的路程中，人们对一些社会弊病必须予以忍受。另外，乌托邦主义者也不懂得，人类社会的进化，只能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不需要某个哲人智者或救星恩赐和强加一种理想国方案。
二、国家理念——城邦现实的逆反构思
生活于城邦普遍危机和混乱的年代，目睹寡头派和民主派的堕落与无能的表演，具有远大抱负和超凡脱俗的政治理想的柏拉图，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洞察到城邦危机的严重性和走向衰落的难以挽回的趋势，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体验到失落与绝望。他要重建城邦的伟大原则，复兴古老的城邦精神。然而，一般的政治改革已经不再能引发他的激情，当他从现实的政治舞台退回到学园中去之后，他便把一种深思熟虑的国家理念推荐给人们。在他看来，只有无形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它只能被某种高超的智慧所把握，而被人们感觉到的经验事物和现象世界则是不真实的，不属于存在的范畴，或者说，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存在。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世界变动不居，只是理念世界的某种歪曲的摹本和虚幻的影子。真正的知识是对理念的认识，因为理念是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它规定了事物的基础和原则，是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的稳定标准和范型。为了掌握关于国家的真知识，就必须达到对国家理念的认识。因此，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理想的国家?从行文上看，《理想国》从探讨“正义”概念入手，又以关于正义的结论而结束。但是，柏拉图的思路是，道德与政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正义的法则无论对个人生活还是对城邦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作为城邦有机体的一员，个人正义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他便很自然地由个人正义的探讨转向城邦正义的讨论，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结构和城邦生活。这个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城邦的理念。它不存在于现实当中，而是现实城邦所应趋赴的目标，是现实各类城邦中合乎正义的因素的集中提炼和升华，是城邦本质或内在精神的真正体现和阐发。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会与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城邦相吻合。柏拉图称这个理想国是哲学家“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或者是天上才有的“神圣的原型”。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3、386页。
在柏拉图那里，国家起源的历史描述与国家基础的逻辑推演是结合在一起的。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有农民、牧人、各类工匠、商人等，他们构成生产者等级，其职责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城邦生活的扩充，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增长，就出现了城邦之间的战争。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就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他们的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并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最后是统治者等级，他们是由军人等级中挑选出来经过精心教育训练而产生的哲学家，其职责是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柏拉图认为，只要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别不它骛，互不僭越，国家就实现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