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四要素

文学四要素
：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

文学的必备要素，体现人与客体的以象性，体现人的本质力量。

文学四要素和文学活动：波兰现象学派美学家英加登提出作为作品存在的层次论，认为作品的构成是四个层面，即语言层、意义层、图式化外观层、意向性状态中的“世界”层。

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源泉，这就是生活，即“世界”；生活要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改造，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意义的文本，即“作品”；作品如果束之高阁，不跟读者、即“欣赏者”见面，也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

世界——作家——文本——读者这四个要素，其间包含了体验、创作、接受三个过程，这才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不仅是指文学四要素所形成的流程，更重要的是人与对象所建立的诗意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展开。

【历史上五种主要的文学观念】再现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即认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摹仿或再现。

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艺术摹仿自然”论点、苏格拉底的“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论点、柏拉图的“理式摹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摹仿”说。

与西方再现说相似的是中国古代的“度物象而取真”说，五代大画家荆浩在《笔记法》中说“画者画物，度物象而取真”。

）表现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即认为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

表现说的基本倾向是，文学本质上是诗人、作家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情感涌动时的创造，是主观感受、体验的产物；以外部现实作为对象，但诗并不存在于对象本身，而存在于审视对象时的作家、诗人的“心境”或“心理状态”；诗人可以描写平凡的事物，但要使事物以不平凡的色彩呈现出来。

表现说产生于19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柯勒律治认为“写诗是出于内在的本质，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引起的”，雪莱指出“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之记录”。

与西方表现说可以比较的是中国传统的“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

）实用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作品被读者所利用的关系。

比较典型的实用说是中国古代的“教化”说和西方的“寓教于乐”说。

“言志”说和“教化”说构成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重要特色。

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开了西方实
用说之先河。

）客观说（在文学四要素中把作品抬到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步，认为作品一旦从作家的笔下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完全客观的性质和独立的“身份”，它既与原作家不相干，也与读者无涉，它从外界的参照物中孤立出来，本身是一个“自足体”，出现了所谓的“客观化走向”。

客观说实际上是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首先提出的。

）体验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读者阅读作品时的感受和再创造。

）
【文学观念嬗变的原因】文学观念不是固定的、僵死的、可以永远定于一尊的；时代的变化，包括政治治乱、社会风气、学术倾向等推动着文学的变化；随着文学的变化，文学观念也随之变化。

摹仿——表现——变形——装饰这一文学发展趋势，展现了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当然这种演变规律并不是直线型的，由于受直接的、间接的社会生活变动、斗争和不同社会心理的影响，其发展的路线和形态往往是极其复杂的，而在同一个时期，几种文学形态与观念并存的局面也是存在的；但就总趋势而言是由再现到表现，由表现到装饰。

文学观念的变化还与人的观点的不同及变化有关；不同的社会团体、群体具有不同的观点，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些观点的变化都会导致对文学的看法发生变化。

主要论述19世纪开头的四十年产生于英国的诗歌理论，其次也涉及其他主要艺术形式。

该书强调的是批评的一种共同走向，这就是特意选择“浪漫主义”批评加以阐述的理由所在。

虽然该书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同时它也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

另外，艾布拉姆斯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的理论，即（1）作品(work)（2）宇宙(universe)（3）作家(artist)（4）读者(audience)。

此外，该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

总而言之，浪漫主义批评蕴含着多样化中的统一性。

四要素的关系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其中一个要素，生发出界定、划分和剖析艺
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

因此，运用这个三角形的图示可以把这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研究方法是类比法。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理论可以在整体上分为四大类：摹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
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
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关注于文本细读
基本思想
坦率地批评了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

”
艾布拉姆斯既不同于那些仅擅长于文本阅读的“实用批评家”，同时也不赞成专事纯理论演绎的“元批评家”，他在骨子里仍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类似（他的学术同行）诺思洛普·弗莱和（他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那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

因此阅读他的著作，我们一方面能感到他学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又能欣赏他那气势磅礴同时又行云流水般的文风。

《镜与灯》就属于这样一类理论著作。

关于《镜与灯》的隐喻意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明的，“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

这两个隐喻以及其他各种隐喻不论是用于文学批评，还是用于诗歌创作，我都试图予以同样认真的对待，因为不管是在批评中还是在诗歌中，使用隐喻的目的尽管不同，其作用却是基本一致的。

”事实上，古今
中外用镜子充当比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艾布拉姆斯的这种比喻已经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文论与柏拉图的传统连接了起来，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文论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有着画龙点睛之作用。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

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

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

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

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

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

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这种说法至今仍被沿用。

毫无疑问，崇尚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们尤其重视作品所反映的世界，也即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大的社会文化语境。

而实际上，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甚至现代主义作品或者后现代主义作品，都无法脱离对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的或突出典型意义的或反讽的或荒诞的或夸张的反映，只是分别具有这些创作倾向的作家对世界的真实性的强调有所不同罢了，有人侧重的是作家头脑中设计的真实，也有人则强调折射在作品中的客观的贴近自然本来面目的真实，更有人干脆就宣扬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第二自然”。

本书所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所侧重的就是这最后一种美学倾向。

甚至唯美主义的反真实观（即王尔德所谓的“一切小说都是谎言”说）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作品何以反映客观世界的态度。

在这四大要素中，作品与艺术家（也及其作者）的关系也是作者讨论的重点，因为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特色，因此崇尚浪漫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很容易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轻易地窥见其作者的身影、性格、文风和气质，也即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所常说的“文如其人”。

在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由于深受浪漫主义美学原则及其作品的影响，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也特别强调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机，甚至公然声称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所有艺术“都具有精神病的性质”，这恐怕与他们十分看中文学作品与
其作者的密切关系。

，因此艾布拉姆斯的这四大要素后来经过比较文学学者刘若愚和叶维廉的修正和发展后又广为运用于中西比较文学和文论中，影响了不少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

价值影响
《镜与灯》虽然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宇宙、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

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似乎与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

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批评模式后来被结构主义批评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极致而受到各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拨。

而作为主张批评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艾布拉姆斯则同时兼顾了批评的各种因素，当然这也正是他能和各批评流派进行对话但他本人的批评倾向则不那么鲜明的原因所在。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

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虽然
艾布拉姆提出这一关系时接受美学尚未在理论界崛起，但他的理论前瞻性却为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所证实。

这也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镜与灯》仍然未成为“明日黄花”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镜与灯》的出版，为浪漫主义文论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

可以说，和作者同时代的诺思洛普·弗莱以及后来的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等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文论大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本书，或者直接从中受到启发。

因此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作者凭着自己对古今文论发展的了如指掌，从纵的历时方面也对历史上和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给予了颇为恰当的归纳：模仿说，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论所要追求的崇高审美理想，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论孜孜追求的目标；实用说，往往强调艺术的直接教益性功用，这在西方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被推到了极致，后来又在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流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表现说，则是本书着重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也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注重的方面；客观说，强调的是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实践中。

可以说，艾布拉姆斯的这种宏观的总结是相当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