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要兼顾“四个平衡”

研究型大学要兼顾“四个平衡”
王德滋，岩石学家。

1927年6月生于江苏泰兴。

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近年来，王院士在多个场合呼吁，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育人，在新形势下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和“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四个平衡。

不久前，王院士就此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都受困于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作为一名曾经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您认为大学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王德滋：当前，国内一些高校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同程度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说到怎样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首先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

何谓研究型大学？国内外有多种不同角度的分类法。

“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4年提出的。

按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05年的分类方法，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一是要具备从学士到硕士、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每年至少培养出50名博士并授予学位，三是承担较多的重点科研项目，每年获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不少于4000万美元。

近代以来，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许多中国教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吴有训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大学办学思想或办学理念的教育家之一。

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三四十年代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曾培养出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等物理界精英。

抗战胜利后，吴先生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

那个时期吴先生就曾鲜明地提出：要“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在吴先生看来，研究型大学有两个标志，一是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达到国际水平，二是大学的科研与教学要紧密结合。

我以为，吴先生的办学思想、理念，至今仍不过时。

若以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标准衡量，我国现有的“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都属于研究型大学。

当然，在办学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中国高校还有相当的差距。

其中，我国尚未在诺贝尔科学奖上实现零的突破。

这也是引发“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之忧”的直接诱因。

培养人才和开展科研是研究型大学的两项基本任务，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高度协调的。

如果研究型大学抓了科研而丢了教学，就失去办学的意义了。

因为，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培养人都是其首要任务，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

记者：从管理角度看，应该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呢？
王德滋：在目前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体系中，科研质量是硬指标，容易量化，有可比性，而教学质量是软指标，不易量化。

科研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指标的偏差，导致了教学与科研的“失衡”。

高校管理部门应该从改革教师考核指标抓起，增加教学工作在教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

同时，教学工作应当尽可能量化，使之也成为“硬指标”。

要明确规定教授、优秀教师必须上讲台，必须到教学第一线，确定教师必须承担的最低教学工作量；明确要求教师上课做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书、实验教学指导书等教学文件齐全；明确提出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等等。

对教学要求明确了、具体化了，对教学的考核和要求也可以“硬”起来。

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大家也称之为“高教质量30条”。

这份文件提出“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基础课教师应重点考核“教学任务、教学质量、教研成果和学术水平”等多项措施。

我认为，提出这样的综合考核措施，在指标体系中设定对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比较全面的，也很有必要。

最近，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也发表讲话，强调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的质量。

教育部的导向很鲜明，很有现实意义。

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只要指挥棒的指向正确，政策措施不断强化和落实，相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失衡状态将得以改变。

记者：您对改进高校教师的科研考核与评价有何建议？
王德滋：多年来，我国高校科研上的压力有增无减，这与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有密切关系。

社会舆论过于关注大学排行榜，给大学校长带来很大的压力。

许多大学排行榜实际上是科研的排行榜，其指标体系严重忽视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我还要特别提出，即便是科研考核，也不能只看SCI论文数量，不看质量，不考虑科研成果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

单纯依靠排行榜，片面考量科研，既是不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

我举个例子。

1947年，南大地质系（当时叫中央大学地质系）徐克勤教授以其矿床学的渊博学识，最早在湖南南部发现了我国第一个矽卡岩型白钨矿床，后经地质勘探证实，这是一个特大型白钨矿床。

之后，他分析了该矿的成矿过程和分布规律，在我国《地质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由此在华南发现了一大批白钨矿床，使得我国黑钨加白钨储量居于世界首位。

这项成果若放在今天的考核体系下，无论从国内期刊的影响力，还是论文的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但却实实在在地服务国家的需求，引领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无可估量。

记者：在研究型大学中，青年教师科研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很难处理好与教学工作的关系。

作为过来人，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青年教师分享？
王德滋：从现在很多高校的实际情况看，在“重科研轻教学”政策导向下，青年教师要想在学校立住脚，首先必须过“科研坎”。

我做了一些调研，现在多数教师大体是“三七开”，把主要精力（70%）用在科研上，只把少量精力（30%）用
于教学工作，不少教师认为教学工作过得去就行了。

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环节被忽略了。

比如，一些重要的基础课，应当由老中青教师组成教学团队来完成，而不是包课到人，现在教师都忙于搞科研，在教学上互相之间不交流、不合作，也不进行观摩教学。

教师往往讲完课就完事，师生之间很少互动。

韩愈说的好：“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生互动其实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在美国，大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非常注重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做研究。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记者：您对青年一辈的培养和提携真是身体力行啊，您在帮助青年教师成长方面也有不少心得吧？
王德滋：我曾多次向校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年轻教师的选留和培养工作。

他们是南大的未来，南大这步棋走好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保持领先。

我也一直以“伯乐”自勉，以发现优秀年轻人才为己任，愿意作为他们的“教练”，为他们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奋战提供支持。

以科研项目带动年轻人的培养是很好的方式。

1997年我主持的一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组织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团队，历经四个年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我们南大地科院现在已有一批中年学科带头人，扛起了学院发展的大旗。

我还承担过南京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培养任务，和南京园林研究所年轻的副所长王军结成对子，与南大另一位生态学研究的博导一起指导她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传帮带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对我们也有益处，其实是一种双向学习。

手记：
米寿之年的王院士身体十分硬朗，思路清晰且健谈，略带苏北乡音的话语抑扬顿挫。

作为岩石学家，他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有着“山石磊落自成岩”的风骨，更有着朴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采访前，一张南京大学的便笺已放在茶几上，表格中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南京大学与代顿大学地质学的学分数一目了然。

一丝不苟是他多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形成的习惯。

话语间，王院士不只一次提到“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同乡、中国地质学界的先驱丁文江先生的名言，也是他见贤思齐的写照。

王院士语重心长强调的“四个平衡”都和育人密切相关，实质上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研究型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这不仅体现了这位对南京大学有着60多年深厚感情的老院士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理解与思考，更应当说是这位科研、教学并重的资深教育管理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鼓与呼。

和王院士聊天是愉快的。

他待人以诚，话语间始终透着谦和与温暖，透着对后辈的扶持与对学子的关爱。

从修订教材的“手把手”到共做课题的传帮带，到网上公开课的理念传播，具体而微却技经肯綮，润物无声。

他朴直的话语中透着深
刻，观点执时代精神，心系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

“四个平衡”切中要害，话虽平实却入木三分，掷地有声。

和我们同去采访的，还有南京大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的同学们。

他们正在通过口述访谈、实物采集等方式深入地了解像王院士这样的科学家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格。

王院士受业于徐克勤等著名学者，作为南京大学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书写者，传承大家风范，又身体力行，将南京大学“诚”与“朴”的治学特色薪火相传。

桑榆未晚，为霞满天，蔼然长者如王先生，德润桃李，滋养兰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