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

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③

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

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涉及上海人或事的竟有5篇之多，要知道白先勇先后随全家迁移经过桂林、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定居台湾后又留学美国，在上海不过两年，却写了这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刻画了如此多的上海人形象。对此，白先勇自言：“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 ⑤无独有偶，当白先勇接受林怀民的采访时自言，想家想得厉害，那“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陆士清指出，白先勇的“‘家’的意识附着点在上海”。

⑥白先勇也曾直言在上海有很深厚的感情，常将上海与父母姐姐等亲人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本质意义上，上海就是他心中的家的所在地。

二、对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价值判断

张爱玲不止对上海这个城市素有好感，上海人，包括上海文化，也是她所赞赏的。白先勇在描写上海人的同时，也对上海文化有所表达。他注意到了上海文化内部的流变，看到了旧上海世俗文化对人的毁灭作用，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龃龉。

（一）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赏

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爱玲直指“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且到处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这是对上海整体浓厚的文化氛围、实用的文化交流的赞许。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扬体现在她运用“上海人的观点”创作小说，同时在小说中点出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和上海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1.运用“上海人的观点”。张爱玲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⑦，此“上海人的观点”至少包含了道德口味、异国情调和都市意象三个层次。⑧

第一层次，“上海人的道德口味”，是比较市侩实用，但又不失原

则的。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他吝啬，宁愿把炒饭放馊了也不送给佣人阿小。他多情，一边玩弄痴情的李小姐，一边与不同的女性交往。他虽然坏，却也不是十恶不赦，夜晚他看见阿小在厨房睡觉，丝毫没有冒犯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和女佣调情会降低佣人的服务品质，“好的佣人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⑨哥儿达完全符合张爱玲对上海人的定义：“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⑩第二层次便是异国情调。当时的上海是比香港更发达更现代化的大都市，所以这里的“异国情调”并不是西洋景观或摩天大楼的氛围，而是奇特的中西混杂、华洋结合的文化混杂。在上海女孩葛薇龙眼里，梁太太的别墅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上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⑪，处处充满着不和谐。豪华的客厅布置亦中亦西，更有梁太太的园会的布置，一派英国作风夹雜着晚清中国的元素，西方人可以在其中找到“伪东方”，上海人可以看到“伪西方”。

第三层都市意象。张爱玲喜欢用人工世界形容自然世界且可以混淆两者界线，既体现她本人对室内物品的细致持久的特别兴趣，也显示了她对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⑫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带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 ⑬张爱玲在小说的意象中常将人工的产物作为本体，自然的景物作为喻体，这种手法将自然人工化，暗含了一种哲思：现实生活也是真伪难辨的。所有这些张爱玲式的独特意象，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

2.点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感。有趣的是，张爱玲也在小说中点出上海人的优越感，或者是外乡人面对上海人的自卑感。在《半生缘》中，叔惠笑道：“‘小城里的大小姐’，南京可不能算是个小城呀。”世钧笑道：“我是冲着你们上海人的心理说的。在上海人看来，内地反正不是乡下就是小城，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⑭

世钧问叔惠，也许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上海人大多自带一种优越感，或是他在生活中受到上海都市文化与文明的吸引，都让读者对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阶层有了模糊的感知。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人是

对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到自豪的。在上海，到处充斥着矛盾：时髦与老旧、前卫与保守、繁华与衰败、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正是各种矛盾的张力的凸显，集中了这座城市及其治下的人民的发展无限的可能性。学者赵园曾说，“矛盾，渗透在小说创造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⑮上海不知不觉吸纳了大批外乡人来此经商、卖文，反过来更兴盛了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时尚等领域。

（二）白先勇对上海文化流变的隐喻式诠释

白先勇敏锐地道出了旧有上海世俗文化美且美，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毁灭性。换句话说，即使红色的时代浪潮没有改写世界主义的上海，她自己也可能走向灭亡。⑯

1.旧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这种毁灭力不仅指向对象，还指向自身。前者如死神般的尹雪艳，她是无情的不老的死神，她的座上宾都一个个走上窮途末路甚至死亡的绝境;再如玉菩萨金兆丽，她在上海百乐门时做了不少伤风败德的事，害了不少的人。后者有如李彤和黄凤仪。李彤的形象是暗合上海这座躁动的城市的，她的命运就好比上海由于自身的狂躁达到极致反噬自身一般。黄凤仪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却在纽约街头做妓女，是肉身的沉沦，也是精神的毁灭导致的。这种毁灭是双向的，沉迷感官的愉悦、腐朽堕落的享乐可以腐蚀世道人心，旧世俗文化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精神，继而是肉体。

2.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上海新兴的现代文化，成熟壮大，希冀打败并取代传统文化。《金大奶奶》的故事就内隐了此寓意。故事背景是在上海的农村，主人公金大奶奶原来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后来嫁给了追求她比她小很多的金大先生，最后被抛弃虐待，被迫服毒自杀。金大奶奶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她性格软弱，在强势的新兴文化面前丧失战斗力，必定处于劣势。金大先生“刚从上海读了点儿书回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有些黑势力”。作家反复提到“金大先生不像个坏人嘛！”“镇上系领带的只有他一个人呢！”⑰金大奶奶斑白短发、缠着小脚、走路跛行、涂厚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