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商、周、春秋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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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开展了多项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与商、周、春秋历史有关的当首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项工程，其目的在于确定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1999年又值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因此，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活动等也频频地在各地举行。另外，近几年来，在编年上早于殷墟城址的调查发掘工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又据称，2000年年初，在殷墟的东北发掘了商代规模最大的城郭遗址，其全部情况目前虽然还无法知晓，但这无疑是一条非常值得注目的新闻。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商代历史的关心程度也就一下子提高了，在隔海相望的日本，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似乎也指日可待。1999年，虽然也还是一点预兆，但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跃跃欲动的兆头了。作为序幕，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的《中国的考古学》（《世界的考古学》7，同成社）可以说是其中一项较大的成果。本书全面介绍了汉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虽然是一本内容平易的概说性著作，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最新的见解。特别是关于早期王朝，与其说是对这一时期考古成果的介绍，勿宁说是执笔者西江清高本人对早期王朝问题的论考。这部书可以说是治商周春秋历史者的必携之书。

正像此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在编年上早于殷墟的遗址陆续被发掘，这些新发掘的遗址中，如果能够发现比如说文字资料等，那么，早期王朝的研究就会一下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有松丸道雄的《汉字起源问题新论》（论集编集委员会编《论集中国古代的文字与文化》，汲古书院。以下略称为《文字与文化》）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说：甲骨文字是否会是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文字概念的民族，后发性地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创造出来的文字呢？关于甲骨文字，去年，铃木敦发表了两篇论文，即《从顺次排列中来把握甲骨文字》（同上）和《论〈甲骨文字典〉中的采字方法》（《Communication学科论集》5，茨城大学人文学科）。铃木敦在松丸道雄的启发下，从“文字域”这个概念（即将字形上的偏差用“邻域”这个词来进行理解的概念。也就是说，将某一个字的字形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使在字形上存在着偏差，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将之认定为同一个字）上对现存的采字方法作了重新探讨。通过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史料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有成家彻郎的《商王朝、西周王朝的实际年代》（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一文。在此文中，成家彻郎根据文献中天象变化的记载，试着对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作了推定。其中，基于张培瑜所提示的月食资料而推算出来的克殷年代要比历来的说法晚得多，因此，成家氏否定了张培瑜关于克殷年代的推论。然而，在这以前，平势隆郎的《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一书中已经提出了克殷在公元前1023年这一见解，张培瑜的推论其实是支持并补充了平势隆郎的意见。因此，若要否定张培瑜的推论，在这以前则有必要先对平势隆郎的意见提出疑问，这才合乎条理。平势隆郎在《关于我近年对古代纪年的研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

研究通讯》3）中，在论及克殷年代除了公元前1023年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时，作了如下的评说：“那就得看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第五期的五祀以及西周青铜器铭文等是否能够全无遗漏地合理地进行排列了，同时还有必要涉及到汉代今古文的争论以及对《国语》的成书及内容的时代性作出论证。”

纯粹依靠文字资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对于比如国家构造论等一些重大的历史学研究课题，考古学的成果和知识有着重大的意义。冈村秀典《中国古代王朝形成期的畜产和动物牺牲研究》（平成九——十年度科研费报告书）中，探讨了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时代性、地域性问题。指出：新石器时代，将经济效益显著的家猪用于祭祀牺牲的例子占绝对多数，而二里冈期以后，都市和农村，以及中国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王都，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牛、马这一类大型的动物被大量地使用，取代了家猪。通过这些现象，冈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殷代的王权之下，开始了国家级的祭祀活动。因此，在举行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时，能够显示国家威信的动物被优先采用，从而经济效益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冈村秀典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考古学研究》46-2）中，以前一论文中所得出的结论为核心，整理了殷代王都出土的外地产动物骨骼、卜辞中所见的贡纳记载、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赠与记载，并对后世编纂的礼书和简牍史料中的相关记述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以礼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构造及其到汉代为止的变化过程作了素描。这篇论文有机地结合了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甚至礼书，可以说是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近年来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与文献记载单纯地结合起来，总显得有些肤浅。冈村的这篇论文却没有落入这一俗套，而是对各种史料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

通过对墓葬和出土文字资料的分析来探讨政治社会的论文，还有一篇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宫本一夫的《从琉璃河墓地来看燕国的政体和辽西》（《考古学研究》46-1）。这一论文中，官本首先对琉璃河墓地的墓群构造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分析，从社会阶层关系上，推断这一墓地的被葬者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燕侯家族和随行的家臣，第二是原来服属于殷王朝后来又归属了燕国的贵族，第三是世代土著于这一带的豪族。其次，对位于琉璃河东北的辽西地区的墓葬进行了探讨，将辽西地区的青铜器使用情况分成：将青铜彝器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却不理解礼制的意义的地域、将青铜武器和工具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并将之随葬到墓葬中去的地域等类型，作者还从各地域技术水平的差异和各集团间的关系考察了当地的政治体制。宫本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性及其发展》（上、下，《古代文化》51卷9号、10号）中，还试图从中国北方地区各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地域差别和时代变迁上，对西周后期至匈奴游牧国家成立以前的这一地区的政治构造进行研究。这两篇论文力图复原当时的政治构造，其特点是通过作者的洞察能力对各种史料进行了深刻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对中国北方出土的青铜器作了全面收集、整理、分类，并指出其问题所在的有三宅俊彦的《中国古代北方系统青铜器文化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研究丛书——文学研究科6》）图版丰富，是一项颇有意义的成果。

去年，在以上介绍的各论文以外，通过对出土资料的分析来探讨不见于文献的文化系统的论文比较引人注目。对出土资料，特别是对青铜器，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