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神性的交融

人性与神性的交融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与《荆棘鸟》，在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以其对于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切洞察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深邃揭示，实现了人性和神性的交融，展示了作家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标签：人性；神性；苦难；宗教；世俗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始终注重对人的心灵状态的追踪与描述。

自古以来，人们就能从文学的世界里，观照到人类自身关于人生、命运、爱情、生死等重大命题的体验和思考。

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往往能以其对人类命运、人生价值的深切透视与终极关怀，走进人类的精神生活，成为嘈杂纷扰的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从而凭借它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构成人类在现实人生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境界。

宗教之于人类也是如此。

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出，“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它所关注的不是对由本能所支配的现实人生的种种欲望，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极关注”。

文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传达人类的情感理想。

缘于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文学家，都把人性与神性、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作为文学作品的永恒题材来观照。

本文试图将中外两部以宗教生活为观照视域和艺术轴心的长篇小说，即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和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作一比较。

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且都以其对人性与神性、现实与精神的深切关注，吸引着众多论者的目光。

笔者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来探究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作家关于宗教与人生、人性关系的思考，来考察宗教与人类精神生活的融通与背离之处，并由此透视出两位作家博大深邃的人文精神。

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佳构作为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心灵史》和《荆棘鸟》形成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自然各不相同，作者的文化建构、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也各具特征。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他的红卫兵生涯、知青生涯结束之后。

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代作家一样，张承志力图用文学的形式，来总结和反思这段历史。

草原的游牧文化对张承志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重要影响，铸就了他生命的底色和精神气质中最本质的特征，成为他人生旅途上最为厚重的一次铺垫。

而且正是这次铺垫，成为他虽九死而不悔地追求人生理想的强大动因。

同时，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

缘于种族的血脉，他自幼受到母亲——名虔诚的穆斯林的感染。

当他在1980年代后期浪游于西北腹地时，他既感受着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贫瘠与荒凉，同时也体验到了回族捍卫内心信仰的刚烈品格。

回回人在贫苦苍凉的环境、艰窘而深受压抑的处境中所体现出的崇高而悲壮的生存品格，使张承志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感到由衷的惊喜。

他觉得自己从中发现了自我母族人生生不息的秘密，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和力量!他以这种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的危机感，构成其文本立意和内在结构的基础。

这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促使张承志决意“以笔为旗”，做一番孤独的抗争，张扬他“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在“落日时分的中国”做一个文化的抵抗和捍卫者。

同时，在经历过一次次心灵的净化和宗教洗礼后。

张承志终于在1990年代初期，义无反顾地皈依了自己母族的信仰，成了一名自觉而坚定的伊斯兰教信徒，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一次信仰的“终旅”。

这样，在张承志的文学视野里，“回民的黄土高原”就成为一片最神圣最庄严的净土。

他用自己的全部热望和激情，描写着这个部族在苦难与死亡中追求信仰以求得精神人格升华与永恒的生命图景与历史画卷。

从他的前期中短篇小说《残月》、《黄泥小屋》，到晚期以长篇小说《心灵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均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出版子1991年的《心灵史》，正是建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的寓意深邃的文本。

有人说它是一部宗教史，有人则认为是一部哲学著作。

实际上，《心灵史》可看做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教派史。

小说着重描述了被他概括为“束海达依主义”的哲合忍耶精神。

作品共分七门，即七章，每一门叙述了一代圣徒，一共叙述了七代圣徒从创教到护教，直到使教派复兴的几起几落的悲壮历史。

剥开笼罩在作品叙述中的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面纱，可以说，《心灵史》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在讴歌理想主义的一种极致性的表现形式，即哲合忍耶人那种为了心灵的自由，为了理想中的“净土”，不惜甚至渴求殉命，渴盼“提着血衣甩手进天堂”的精神。

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则产生于另一种异质的文化环境中。

澳大利亚原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大陆，移民的到来使这个相对孤寂的大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但问题是当一个人不远万里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大陆时，不免产生对祖籍地的眷恋以及那种经常不期而至的“人在旅途”的漂泊感。

宗教无疑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重要纽带。

宗教信仰给予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它比任何物质上的帮助更具有持久和实质性的效力。

“宗教纽带具有将人和超人联系起来的力量，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纽带。

人和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常的相互联系，永久的相互作用。

宗教是规范这些社会作用及反作用的规则总体。

很自然，这些规则就会被认为是控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培养了新老移民之间的情感以及对祖籍地的眷恋。

正是由于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及其不断的变更，才使得宗教以一种新的丰富多彩的姿态走入人们的生活。

随着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迅猛发展，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和信仰发生了变化。

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导致原有的薄弱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信仰的动摇，导致对旧有的道德规范的大胆突破。

而社会生活的变化、道德规范的突破及由此带来的生命个体人生轨迹的变化，则给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提供了思想和创作的肥沃的土壤。

于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思考，开始探究生命的价值及意义，探究人的内心，探究人类痛苦的原因以及上帝是否应对此负责任等深刻而令人痛苦的问题。

他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其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反映当今澳大利亚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实。

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着、思考着和追问着。

考琳·麦卡洛的创作活动起步于1974年发表的《蒂姆》，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3部小说。

她曾耗费13年心血潜心研究罗马帝国的衰败史，写出了《罗马第一人》(1990)、《草冕》(1991)、《命运的宠儿》(1993)、《恺撒的女人》(1996)、《特洛伊之歌》(1998)、《恺撒》(1997)等六部历史题材的作品，除了小说，她还写传记、散文、杂文，甚至写音乐剧，而其作品中最负盛誉的，则是问世于1977年的长篇小说《荆棘鸟》。

这部作品问世以后，不仅畅销国内，而且风靡全球，成为国际畅销小说。

根据小说改编的音乐剧、电视剧，艺术魅力也经久不衰。

《荆棘鸟》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

这部小说围绕着内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女主人公梅吉和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拉尔夫之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渴望爱情自由的矛盾心理，揭示了信仰的束缚与个性自由之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作者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人世间方方面面的重大内涵，都浓缩进了这部作品之中。

作家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巨变和情感历程，在人性与神性的冲突、痛苦与极乐的交响中，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

虽然《心灵史》和《荆棘鸟》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在人性、人类精神信仰方面它们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

二、穿越苦难的人性光辉痛苦与快乐是人生命体验的两极，在《心灵史》和《荆棘鸟》中，作者都关注这生命的两极，都不回避经历苦难而追寻一种至美，都有一种面对命运不屈不挠的意志品格。

与命运抗争，使无比深沉的苦难转化为无与伦比的极乐，不同之处在于《心灵史》显示的是殉教的欢乐，《荆棘鸟》表示的是殉情的极痛所激发的极乐体验。

一切有深度的幸福体验都必须以痛苦和坚韧为激素，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信念的永恒。

这一点正是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苦乐观的共同之处，其中所显示的，则是两位作家观照世事与人生的深刻的辩证眼光，以及对于人类命运形态的深切把握。

张承志认为，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中，蕴蓄着强烈的生存意志和殉难精神。

哲合忍耶被称作是“血脖子教”，提倡“束海达依”精神，他们祖祖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就是这种意志和精神的体现。

在荒凉贫瘠的西海固，这支坚忍的民族活得艰难，死得无畏，他们可以为心中的“念想”坦然殉教。

《心灵史》堪称是一部向读者诉说苦难的奇书。

尽管作品的议论与抒情不时流露出作者的偏激和暴躁，但对哲合忍耶民族苦难历史的叙述，则显得沉实而丰厚。

作品中充溢于那苦难民族的精神之海中的充实与畅达，足以激活当代人已经麻痹了的心脏和神经。

在作品中张承志通过对苦难的述说，赞美了存在于底层民间的真正的人道、理想、信仰和生命的意义。

而这也正是人类在自身内部所能够唤起的抗拒苦难、征服苦难的希望和根据。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用自己全部的热望和激情，描写了一幅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流民图，“抒写了一个关于苦难与超越、贫困与信仰、死亡与永生的神话，一个靠着精神乌托邦所支撑起来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和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

张承志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引人注目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具有尼采所推崇的“超人”意志。

张承志作品中男性的声音总是那么高亢，女性只是成功男人的参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宣称抵抗儒家文化的张承志其在思想上的某种困惑与矛盾。

《荆棘鸟》中的教士拉尔夫完全不同于《心灵史》中虔诚刚烈的教徒，他以虔诚的教士形象出现，最终以红衣主教的身份控诉了宗教的非人性，这就使拉尔夫成为不同于《心灵史》中的虔诚的教徒，而是一种反教会文学和被宗教异化的教士形象。

《荆棘鸟》从宗教对神职人员本身所造成的痛苦方面，集中深刻地揭示了人性被宗教异化后的悲剧，作品的侧重点已经不在信仰本身了。

这正是两部作品通过人物形象显示出的内蕴和作者观照视野的最大差别之处。

《荆棘鸟》透射出与张承志女性观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女性们都有着鲜活的生活和大胆的追求，都具有独立的人格，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

麦卡洛以鞭辟入里的笔法，挖掘着女性内心深处丰富而美丽的忧伤，从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

《心灵史》中作者用自己全部的心灵去体验大西北贫瘠、残酷、血腥与死亡的巨大生存苦难，《荆棘鸟》的作者则把笔墨全部放在了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悲剧的营构上。

表面看来似乎前者是关于精神信仰的，后者则是关于世俗人生的，但细读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两者均以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样记录了人类的生命之旅、心灵轨迹及其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