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神性的交融

人性与神性的交融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与《荆棘鸟》，在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以其对于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切洞察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深邃揭示，实现了人性和神性的交融，展示了作家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标签：人性；神性；苦难；宗教；世俗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始终注重对人的心灵状态的追踪与描述。自古以来，人们就能从文学的世界里，观照到人类自身关于人生、命运、爱情、生死等重大命题的体验和思考。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往往能以其对人类命运、人生价值的深切透视与终极关怀，走进人类的精神生活，成为嘈杂纷扰的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从而凭借它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构成人类在现实人生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境界。宗教之于人类也是如此。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出，“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它所关注的不是对由本能所支配的现实人生的种种欲望，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极关注”。文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传达人类的情感理想。缘于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文学家，都把人性与神性、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作为文学作品的永恒题材来观照。本文试图将中外两部以宗教生活为观照视域和艺术轴心的长篇小说，即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和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作一比较。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且都以其对人性与神性、现实与精神的深切关注，吸引着众多论者的目光。笔者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来探究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作家关于宗教与人生、人性关系的思考，来考察宗教与人类精神生活的融通与背离之处，并由此透视出两位作家博大深邃的人文精神。

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佳构

作为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心灵史》和《荆棘鸟》形成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自然各不相同，作者的文化建构、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也各具特征。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他的红卫兵生涯、知青生涯结束之后。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代作家一样，张承志力图用文学的形式，来总结和反思这段历史。草原的游牧文化对张承志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重要影响，铸就了他生命的底色和精神气质中最本质的特征，成为他人生旅途上最为厚重的一次铺垫。而且正是这次铺垫，成为他虽九死而不悔地追求人生理想的强大动因。同时，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缘于种族的血脉，他自幼受到母亲——名虔诚的穆斯林的感染。当他在1980年代后期浪游于西北腹地时，他既感受着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贫瘠与荒凉，同时也体验到了回族捍卫内心信仰的刚烈品格。回回人在贫苦苍凉的环境、艰窘而深受压抑的处境中所体现出的崇高而悲壮的生存品格，使张承志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感到由衷的惊喜。他觉得自己从中发现了自我母族人生生不息的秘密，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和力量!他以这种对中国、中国文

化、中国民族的危机感，构成其文本立意和内在结构的基础。这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促使张承志决意“以笔为旗”，做一番孤独的抗争，张扬他“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在“落日时分的中国”做一个文化的抵抗和捍卫者。同时，在经历过一次次心灵的净化和宗教洗礼后。张承志终于在1990年代初期，义无反顾地皈依了自己母族的信仰，成了一名自觉而坚定的伊斯兰教信徒，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一次信仰的“终旅”。这样，在张承志的文学视野里，“回民的黄土高原”就成为一片最神圣最庄严的净土。他用自己的全部热望和激情，描写着这个部族在苦难与死亡中追求信仰以求得精神人格升华与永恒的生命图景与历史画卷。从他的前期中短篇小说《残月》、《黄泥小屋》，到晚期以长篇小说《心灵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均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出版子1991年的《心灵史》，正是建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的寓意深邃的文本。有人说它是一部宗教史，有人则认为是一部哲学著作。实际上，《心灵史》可看做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教派史。小说着重描述了被他概括为“束海达依主义”的哲合忍耶精神。作品共分七门，即七章，每一门叙述了一代圣徒，一共叙述了七代圣徒从创教到护教，直到使教派复兴的几起几落的悲壮历史。剥开笼罩在作品叙述中的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面纱，可以说，《心灵史》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在讴歌理想主义的一种极致性的表现形式，即哲合忍耶人那种为了心灵的自由，为了理想中的“净土”，不惜甚至渴求殉命，渴盼“提着血衣甩手进天堂”的精神。

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则产生于另一种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澳大利亚原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大陆，移民的到来使这个相对孤寂的大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问题是当一个人不远万里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大陆时，不免产生对祖籍地的眷恋以及那种经常不期而至的“人在旅途”的漂泊感。宗教无疑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重要纽带。宗教信仰给予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它比任何物质上的帮助更具有持久和实质性的效力。“宗教纽带具有将人和超人联系起来的力量，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纽带。人和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常的相互联系，永久的相互作用。宗教是规范这些社会作用及反作用的规则总体。很自然，这些规则就会被认为是控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培养了新老移民之间的情感以及对祖籍地的眷恋。正是由于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及其不断的变更，才使得宗教以一种新的丰富多彩的姿态走入人们的生活。

随着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迅猛发展，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和信仰发生了变化。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导致原有的薄弱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信仰的动摇，导致对旧有的道德规范的大胆突破。而社会生活的变化、道德规范的突破及由此带来的生命个体人生轨迹的变化，则给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提供了思想和创作的肥沃的土壤。于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思考，开始探究生命的价值及意义，探究人的内心，探究人类痛苦的原因以及上帝是否应对此负责任等深刻而令人痛苦的问题。他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其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反映当今澳大利亚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实。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着、思考着和追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