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康研究荆楚文化的缘起回顾

保康研究荆楚文化的缘起回顾

詹盛国

二〇〇八年以来保康的荆楚文化研究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之下取得重大进展，绽放出灿烂之花，缔结出丰硕之果，令人惊羡不已。我这里为解答人们对九十年代初期研究荆楚文化的缘起，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冯锡五的指点

记得是在当年，动员干部下海经商大会之后，我当时在县政协办工作，深感自己参政议政没有那个水平，下海经商我又完全是外行，机关上班任务不重，我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看书写字是我的爱好，找个什么事情做呢？因此，有事无事经常往县志办公室跑，在那里看书叙话。一天当我把我的空虚感说出来时，县志办的皮忠良同志则立即答话，说有一个题目，就是寻找卞和这个历史人物的籍贯，这是市志办冯锡五同志早就向我们提示过的。冯断言说卞和这个人的籍贯要就是在南漳，要就是在保康。如果是在保康，将使保康的人文历史上提千年。听老皮介绍的这个信息，令我喜出望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保康原来的历史文化，大都是对三国时期的传说。唐朝时期的传说和清末明初的一些零星记载，民国以来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已由县党史办收集编辑出版。由三国往上推，似乎既不见文字，也未听口传，好像保康就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域，无人文历史的样子。由此

我想，若真能在保康找到卞和家乡，那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于是，我表示愿意参与这个考察研究，并主动提出请皮忠良同志参加。经向双方领导请示，县志办主任张敦礼同志表示同意皮忠良同志参加这个研究，但本职工作任务不减。县政协主管常务工作的李元兴副主席表示赞同我的个人意见，但也是本职工作任务不变，研究写出来的文章可在政协简报上刊登。从此，皮与我（为叙述方便，以下用“我们”）合作共事，开始了寻找卞和履程。时至今日，回顾往事，我们非常感恩冯先生，是他的高见指点，使保康的人文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谱写出光辉的篇章。

二、梁希杰的送宝

“五道峡有抱玉岩，相传为卞和玉处”，这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梁希杰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湖北卷》中记载的，书中同时对南漳巡检的玉印岩也作了同样记载，为两说并存。保康县志办发现这一条目后，及时将此条目记入县志中。我们当时认为，虽然“五道峡有卞和得玉处”，已记入县志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只有南漳巡检有此流传，而保康有限的典籍资料中却看不到其踪影，人们往往先入为主，若不撰文宣传，人们无法听闻了解，就得不到社会的公认。于是我们在追踪卞和的课题一时无法深入时，则转而作卞和得玉处的文章。作此文章的关键是解开两地并说的密码，我们经过仔细研究思考，发现韩非的文章是解此码的钥

匙，“得玉璞于楚山中”、“抱璞玉于楚山之下”这两句话把两地同说解答清楚了，楚山即荆山，五道峡就在荆山中，巡检就在荆山下，得玉就在保康五道峡，献玉在南漳玉印岩之说，就顺理成章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研究的前几年，神农架因发现玉矿，该地学者曾撰文说和氏璧产于神农架，神农架是卞和得玉处。引起南漳学者们起而论战，当然是神农架学者们偃旗息鼓而罢战。可想而知，若不是前几年章赐武先生在荆山找到金玉宝矿，而事实恐怕卞和得玉处问题随时可以翻起波浪来。我们非常感恩梁希杰教授，是他给保康人民送来了文化瑰宝。当我们求证卞和得玉处时，在一些文献资料中，逐渐浮现出保康是楚国发祥地的脉络图影。可以说没有卞和得玉处研究的发启与进展，就不可能追踪出卞和家乡的下落，更不可能联想到楚国发祥地的问题了。

三、刘鸣冈的敲定

刘鸣冈是原襄樊市史学界的一位名将，皮忠良同志与这位老先生很熟，所以我们在投入研究不久，就与他取得了联系，注意向他老人家请教。刘老对保康县志付印后即着手，研究保康的历史极为赞赏，并建议我们要以卞和的精神来探求卞和的人生履程。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看了我们的研究的材料后，认为我们对保康是楚国发祥地的研究依据充分，论点明确，经过一番斟酌，他向我们拍板敲定说：你们就以“保康是楚国发祥地”对外公开发表文章。于是我们就按刘

老的教导，发表了这一文章。此文一发，我们真正卷入了全国全省荆楚文化研究的洪流。文章虽然发表了，我们还是有些后怕，不是成竹在胸。记得那时李修平同志主编《古老的保康》一书，他把我们“发祥地”的文章直接选入时，我心里很是忐忑不安，怕招惹大的争论，我们应付不了。现在看来，若非当年刘老的敲定拍板，我们对外公开发表此文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不知会推迟到何时。我们非常感恩刘老的推动之力。

四、张正明的护持

我们未在史学上发表过文章，是无名之辈，仅凭一股热情，好似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不知其险，跃入阵中，半年多来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还有些成就感。一天，我们向一位县领导汇报我们研究的情况和我们的打算，他听后向我们说：“这事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么简单，一年前南漳县就聘请武汉大学教授带着一群博士生就楚国发源地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南漳县已经成立了荆楚史研究学会。你们要与省里从事荆楚史研究的专家教授们联系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决定以后的步骤。”听到领导传达的这一信息，如雷贯耳，对我们震动很大。相比之下，我们两个小卒，太孤单了，太浅薄了，也太莽撞了，我们没有和省里任何教授搭边，深感危机。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寻找省里研究荆楚文化的专家教授，后来终于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教授取得

了联系，他是湖北荆楚史研究会的副会长，我们通了几次信，将我们研究的材料寄给了他，他在回信中对我们勉励有加。他告诉我们关于楚国发源地问题，史学界基本倾向在鄂西北，很少有人再提浙川说、丹水说。他对我们考察的重阳卞和墓、卞和庙所写就的资料很感兴趣，并嘱告我们再有这类资料，一定要寄一份给他，他向我们讲了许多指导性意见。由于张教授的护持和对我们研究情况的了解，后来在南漳召开的荆楚史研究会上，虽然保康无人参加，但对楚源地问题已改为南漳、保康两地并存的说法，很明显这与张教授的主张有直接关系。我们因为势单力薄，工作不到位，没有经费邀请张教授来保，十分汗颜。后来保康召开研讨会时，他已作古，此事深为遗憾，回顾当年的情势，如果不是张教授在省里向我们作明确指导、护持，很有可能我们会走下马退场之路，所以我们十分感恩他老人家的恩惠。

后来，我们看到在南漳考察的权威著作，竟然把荆山、沮水搬了家，移到南漳县去了，说某某山是荆山，某某水是沮水，说今沮水非古沮水，今荆山非古荆山。但又没说出近3000多年，何时出现过山河大移位、大改组的事实。有张教授正见的壮胆，我们向权威写出了商榷文章，“荆山景山地望辩”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后来听说南漳一领导，责怪他们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研究不力，造成保康夺取了这一成果。这实在是委屈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