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功能主义

教育功能主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弱化)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开放和平等，教育作为超越父母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通过绩效原则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

学生通过在教育中所获的成就，而不是按照社会出身，取得相应地地位。

这种“选贤任能”(meritocracy)制度不仅使较低阶层的学生获得了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同时使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资格进入适合自己的职业社会角色中。

冲突论则认为，学校教育是各“身份团体”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这些特殊身份团体控制着教育，向学生们传授本集团的身份文化，以便既培养一些具有优秀身份团体文化的领袖成员，同时又能使下层或中层成员对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领导他们的领袖予以尊重。

优势阶层依靠自己固有的文化资本、社会权力等资源，通过教育实现文化再生产，并进而实现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因此，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圈，通过教育再生产和复制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

在经典的功能论者看来，教育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社会化，社会控制，筛选和分配，对外来人员的同化，社会革新和变迁等方面。

学校教育本身是一部平等化机器，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人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这个阶梯上往上爬，接受教育越多，今后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地位就越高。

帕森斯认为，教育具有选拔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基于学习成绩和能力类型来进行的，其结果是使人们产生分化。

“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学生，能力类型的分化将导致不同的职业类型;对于教育程度高的学生，能力类型的分化将导致大学里明显不同的角色”。

’因为这种选拔是依据共同的标准进行的，通过这种分层和选拔，学生都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而可以缓解分化所带来的紧张，失败者可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在教育中的失败，并依此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对未来成人社会进行人力资源筛选和分配的基本条件。

因此现代社会的学校常被他们称为“筛选装置”，或“社会选拔和分配机构”。

尤其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对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逐步分化和专门化的教育制度在不断提升最低教育要求的基础上发挥对学生进行分层的功能。

冲突论者则从另一角度对功能论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他们认为，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关系的再生产，并未实现功能论者所主张的“统合、平等和发展”的功能。

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工作所需的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将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等级制的社会中，教育基本上通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应，造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现”，即相应原则(corresPondeneeprinciPle)。

与经济关系再生产同一时期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学校是文化传递的主要工具，由于学校文化与较高层社会成员文化的高度相关性而使他们在学校教育选拔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下层社会成员则从接受教育开始起就处于劣势地位。

学校正是通过文化再生产而复制了社会关系，因此，要社会成员要实现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是极为困难的。

布迪厄使用“文化资本”、“惯习”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强调了学生家庭文化背景和阶层出身在等级制学校中的重要的作用。

伯恩斯坦则用语言编码理论分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语言代码对于不同阶层家庭学生的教育分层的影响，认为较高层家庭学生由于其以往的生活环境和社交圈子而使他们在对精致语言编码的理解和运用更为有利，因此，通过语言编码所隐含的文化、态度、价值观等内容的有效传递，实现了学校的文化再生产，从而达到学校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对应。

总之，冲突论者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更多地关注于因学校教育制度而带来的不平等，不同阶层间因学校教育而产生的冲突与斗争。

“用功能主义者的语言说，冲突论者用对社会制度的反功能的研究代替了对其积极功能的研究。

教育社会分层功能教育社会分层即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分层。

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地位对后天获致因素尤其是个体教育程度的依赖性提高，学校教育对个体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学校教育是他们改变底层社会地位的最有力途径，尽管学校教育未必会带来较高社会地位，但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只要能够通过学校教育选拔，获得学业成功，就可以得到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

教育的社会分层是累积的过程学校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主要是通过教育制度的层层选拔和筛选实现的。

这一选拔过程具有累积性。

在我国，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高考是终结性的教育选拔，在这一选拔之前通过小学升初中考试，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获得高中学习机会等，这样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教育选拔和分层的链条。

从纵向来看，学生所在的小学决定学生可能进入的初中学校状况，并进一步决定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质量和类型。

同时在每一个阶段的分流中，同一层次的学校由于其质量和类型及其声望的不同而使学生未来的出路也表现出明显差异。

在现实中我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开始的“择校”正是对这一状况的最好说明。

尤其是在我国存在重点学校制度的背景下，教育分层的累积性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进入重点中学才有更大可能考入重点大学，而进入重点中学的前提是获得较优质的小学教育。

有研究的调查表明，初中所在学校与不同高中的相关系数达到0.725，小学所在学校与初中学校也呈显著的正相关’。

因此，这样一个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选拔从学校己经开始，学校教育制度也是通过每个教育阶段的分流和过滤而得到最终进入各类大学的精英人才。

因此，对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变迁的考察应从这一连续的过程来分析。

学校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凸显学校教育对于个人来说，主要是通过获得知识、技能和取得与社会地位要求的学历文凭而成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社会流动的获致因素，尤其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识经济社会对于学校教育的依赖性更高，学校教育就成为个人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主要获致因素: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通过日益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为其选拔所需人才，并且学校教育选拔在社会选拔的全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人和社会对于学校教育筛选和地位分配中的中心位置的认同，促使学校教育在日益分化和社会流动加速的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纷纷将自己最优势的资源集中在教育上。

学校教育成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推动了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农业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同质性较高，从事基本相同的生产生活，一个社会成员进入社会需要的是继承前人留下的生产技能和知识，累积实践经验，这些足以能够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工业社会则是以个人职业分工为前提，专门化和专业化不仅使个人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人，而且由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专业的训练和培养就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工业社会知识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不断地进行知识和技能更新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地位获得的必备条件。

这使学校教育不仅作为一个知识、技能的培训和筛选机构而存在，而且要培养受教育者未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反过来说，在一个工业化社会里，如果社会认同个体的学历(即职业资格)，那么它所认同的应该不仅是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进一步获取知识、技能的能力。

“在我们所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在一个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知识更新(创新)的要求和市场条件下的绩效原则促使学校教育的职业地位获得作用和社会分层和流动功能得到最大的体现。

农村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表现学校通过教育选拔使不同的学生享受不同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并通向未来的社会地位。

在转型过程中，学校教育成为农村学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由于教育分层的累积性，要考察学校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分层功能，就需要从具有选拔意义的学校教育阶段开始，分析不同时期农村学生在这些教育阶段中的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资源分配状况。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学生较高的小学入学率，以及近年来小学升初中考试的取消，在小学阶段较为显性的教育选拔表现得不太明显，本文主要从初中阶段开始考察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变化。

此外，之所以从初中开始作为考察起点，还有以下方面原因:第一，农村初中具有明显的选拔性质，它对于决定农村学生进入什么样的高中，甚至是否要继续读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随着整个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中学阶段教育成为社会成员适应社会需求的最低水平。

第三，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之后，本来在小学阶段的分流上移到初中阶段，初中阶段越来越成为农村学生分化和分流的主要时期。

农村初中生辍学问题依然严重去读职业高中，还不如去打工”这成为90年代农村初中毕业生的普遍选择。

进入90年代后，农村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仍坚信学校教育能为他们的地位升迁和生活状况改变提供最可靠的帮助，在经济条件较差的条件下对教育给与最大的投资;另一极则认为学校教育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使农村子弟成为“国家干部”，而且还会使其家庭“因教致贫”成为村中最穷的人家，因为他们不仅不能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而且还要额外地付出学费、生活费等费用，因此上学不是件好事情。

那些供养孩子读书的家庭非但不能受到以前的尊重和地位的提升，邻里反而会认为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怎么你还让他上学，你看我们家闺女都挣了多少钱了”。

外出打工青少年增多且呈低龄化趋势90年代以来，在参军、招工等向外流动途径消失的同时，外出打工成为农民走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

近年来，外出打工青少年增多，且日益表现出低龄化趋势，农村社会对这一现象也从过去的反对走向认同。

由于青少年学生是更高一级学校教育的生源，他们对于外出打工的选择则是对学校教育的放弃，从这里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产生的农村教育危机(一)“读书无用论”的兴起学校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的减弱对于农村社会和农村教育带来的最为直接后果是农村读书无用论的兴起。

这种观念不仅削弱了农村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成为促成农村学生辍学的外界舆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而且农村学生在激烈的教育选拔竞争中默认自己的失败，缺乏学习动力和积极进取的热情，这种内部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教育选拔中的弱势地位，从而使自身社会地位固定化。

“读书还不如去打工”的理性选择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在进行教育选拔的同时，使很多农村学生在每一个教育阶段终结时被淘汰掉，以至于真正能够参考高考选拔的农村学生比例甚少。

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教育费用的提高，外出务工机会的增多，高校毕业生进入市场自主择业，接受学校教育反而成为农村家庭贫困的原因，而同龄农村青少年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多，更大拉大了农村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使他们都更倾向于选择尽早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