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的再审视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的再审视

【摘要】：文章运用新的角度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进行再审视，通过梳理研究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为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所逼，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同时由于孙中山等革命派缺乏一定的实力，不能够对当时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进行稳定和重建；而处于北京这个政治格局中心的袁世凯这个新权威在当时有相应的实力。为稳定和维持当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袁世凯需要北方做为势力凭藉而必须定都北京。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

南京临时政府自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初北迁至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是一个历史结果，又是一种历史过程。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被看作是一个典型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袁世凯的手里……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1]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过程曲综复杂，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对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的研究，是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研究成果回顾介绍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已有不少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们用不同方法、不同的角度解释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把这次迁都之争的失败原因可以概括如下：（1）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是这次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2）南京临时政府革命力量内部的分化与纷争。（3）严重的财政、外交等危机的冲击。（4）袁世凯权术手段作用使然。（5）帝国主义各列强的干涉与挟制。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周英才《南京北京，民国建都之争》，胡绳武《民元定都之争》，李学智《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之我见》，谢本书《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在革命史观指导下，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被看作是一次阶级斗争。寻找此次事件的原因，也仅仅分析各阶级的特征，寻找不利于这次阶级斗争的阶级特征，而把其看作失败的原因。并且任何一次失败的革命斗争都被描绘屈辱史，把外来因素的冲击，西方列强的干涉归为重要原因。同样这次南京政府的北迁也是如此。所以在这种史观指导下，若要探寻中国近代史上某次历史事件的原因，类似于方程公式的代入寻求答案一般，把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变成了公式的推理，显得有些枯燥无味。另外，有些文章把革命斗争被描绘成少数上层之间的政治斗争；甚至是几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次建都之争在这种史观的指导下，部分文章也把其描绘成孙中山与袁世凯等个别人之间的斗争，袁世凯权术更为高明而已。最后，把这次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看作是一次革命斗争，那么就事先预设了把袁世凯等定为反面角色，对于袁世凯和当时的有识之士定都北京的说辞认定为反革命之说，而忽视了当时的客观因素。

二、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必然而无奈选择

(1)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在当时是客观必然。一个国家首都的区位要素即那些影响首都区位选择的条件和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地理条件、政治军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尽量使首都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从而能够兼顾东西，关照南北，指挥灵活，易行指令，更有效的发挥政治中心的功能......适中的地理位置对首都的区位有着重要影响。”[2]另外”首都的区位，便于国家对其全部疆域行使主权，实行有效的管辖，即在政治上可以控制一切。……另一方面，首都的区位还有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国家政策的贯彻……另外选择首都的区位还应考虑充分利用一定时期首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地理形势……且不能不考虑军事因素的影响。”[3]

最后”首都是国家的象征和民族的骄傲，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缩影，在全体人民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区位选择必然受到诸如大多数国民的愿望和情绪的影响；还有国内不同地区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影响，并受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由此引起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影响。” “北京在全国占有显赫的政治军事地位：位于中原，蒙古高原和东北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汇点。”[4]是极佳的都城选择区域，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孙中山坚持南京作为首都，日本方面当时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浪人头山满是这种主张的积极鼓吹者。日本相犬养毅更是建议孙中山将新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妄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5]同时，从当时国防形势来看，满蒙一带独立活动加剧。因此，为了便于对全部疆域行使主权，实行有效管辖，为了遏制满蒙一带的独立活动，能在中原、蒙古高原、东北三大单元交江点--北京定都，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因素。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都域的区位选择更多是考虑了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在北方建都有利于把京城卫戍和边疆防御的双重部署结合起来。在不分散兵力的情况下，能保持对外的高度警觉。同时，比较集中的军事部署也形成了对全国其他地区强大的政治、军事辐射。”[6]自1844年日本发动对清战争，明治维新确立的大陆政策，掘取中国的满蒙是起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中国的安全受到了新的威胁。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因此”评判中国政治中心能否转移及转移到何处，必须看它是否有利于对日本侵略的遏制，正如中国古代政治中心转移必须考虑能否有利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样”，[7]而当时有识之士认为北京背靠北方，面向中原，是防范日本的最佳选择。

“北京数百年的建都传统，特别是元明清三朝连续建都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形势，已经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内化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是影响人们倾向性的一个重要因素”。[8]这恰好映证了都城选择要充分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此外，根据”历史惯性”，以南京为都者，要么是偏安一

隅的小王朝，要么是短帝王朝。太平天国的失败又刚好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使人们产生一种偏见，南京非长治久安之都。”[9]而北京又有以上优势。所以世人对北京的偏见，而对北京的偏好构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因为首都在全国民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种”历史惯性”可体现在国民的情绪和愿望，而影响都城区位的选择。并且当时普遍的舆论是”帝党有死灰复燃之危，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

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所逼，为了遏制日本”大陆政策”中侵略中国的企图，遏制满蒙的分裂独立活动等的需要，定都北京要好于定都南京。同时”历史惯性”所产生的传统都城方位观念，又是影响定都北京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而且北京的确拥有得无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位于中原、蒙古高原和东北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汇点。而孙中山个人的主观愿望则没有考虑以上相关客观因素，所以遭到抑制，政治中心才又定位在北京。

(2) 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政治中心的北移，实质上是新的权威中心再次树立的过程。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旧的专制权威被打破，旧的传统权威被打破，迫切需要新的权威中心的出现。民初是非常时期，对于新的权威有特殊的要求，首先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能够应对当时民族危机；另外能够对当时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进行稳定和重建，以维护和保证各阶层当时的利益。因此要求新的权威必须具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而政治中心区位的选择必须适应和有利于新权威。

随着专制皇权的覆灭，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国内政局四分五裂，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新的资本主义因素需要更大的发展范围空间和稳定的政局。所以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社会资源有序进行。而这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保障。没有这一强大权力有效的保障，中国就无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就无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进行重建。而当时的袁世凯在当时军事实力雄厚，同时政治经验丰富，政治声望较高，而有强大的权力，符合新权威的条件。章开沅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江浙资产阶级）觉得孙中山缺乏统一中国的实力-----包括财力、兵力、特别是国外的支持，而袁世凯恰好恰好具备了孙中山所缺少的东西。”[10]同时广大的下层民众也希望结束纷扰的社会局面，早日实现稳定。袁世凯正是凭借相对强大的北洋实力，赢得当时民众的一致看好。袁世凯做为当时新的权威出现，而北方是袁世凯实力的凭藉，而离开了北京，就无法稳定和维持当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

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再要求坚持袁世凯南下受职，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无疑是想破除袁世凯这个新权威，而有利于其党派的发展。而袁世凯也不愿南下受制于人，迟迟不到南京。而当时全国各大报纸舆论几乎都支持建都北京，支持袁世凯的说辞。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新权威的凝聚力，进一步证明了袁世凯能够充分地动员社会资源，显示了袁世凯做为新权威的号召力。而与此相反，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和纷争，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仅在参议院，即使在军队内部，在定都问题上，也是存在较大分歧的。所以当北京发生兵变后，北方局势骤紧。而孙中山等定都南京的方案本来就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实际，所以在强大舆论压力等内外压力下而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