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以“7·２３”动车追尾事故为

例摘要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频发，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凸显,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的行政环境中充分体现政府能力,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机会。从今年频发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因此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动车追尾事故以人为本

1前言

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危机管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因为应对迟缓、危机干预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要问题。本文以“７·23 动车追尾事故”典型公共危机事件为案例,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2 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内涵

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危及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的状态或事件都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心理恐慌，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关系，危及了基本的社会价值

标准的状态或者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特别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

３从“7·23”动车追尾事故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3.１“7·2３”动车追尾事故的经过与调查回顾

20１1 年7 月23 日20 时30 分０５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０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有关专家和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负责事故原因调查。也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最新进展。7 月28 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最后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12 月28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1５８天，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事故性质被认定为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3.２“７·23”动车追尾事故体现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

“7·２３”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及时的启动应急方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危机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层级通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委市政府通报，并向温州市公安消防、特警、公安局分局和交警支队发出救援警令。随后,温州市向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通报情况，浙江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市“７23”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搜救工作。此次事故在发生了１小时的时间内，就层层通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说是非常迅速，这与2０03 年“非典”事件初发时的隐瞒疫情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地执行。在此次危机发生后,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追根溯源，也彻查设计、制造、管理和调度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对通号集团、通号设计院、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温州南站等

相关事故责任人做了免职、撤职、撤销党内职务、记过等相关处分。此次事故处分人员众多，处分涉及范围较广，而且牵涉的高层领导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体现了我国严格的责任制度，也给类似事故敲响了警钟，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最后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做好善后赔偿工作。在事故发生后,温州警方持续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公布这个名单，体现了国家对遇害者的尊重，也保证人们的知情权,这是国际惯例。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３“7·2３”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问题（1）危机反应速度迟缓,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危机事件中,公众最想了解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及时、准确、透明地主动传达。在“7·23 动车追尾事故”中,事故发生后的2６个小时政府部门几乎失声，事故原因、死亡人数、搜救最新进展等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多由媒体自发采访报道，没有权威部门发布数据或官方回应。也恰恰是公众对事故原因的臆测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迟缓反应，传闻和谣言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飞速传播,“故意掩埋车头掩盖事故真相”、“不到7２小时即停止搜救”、“死亡人数瞒报”等不实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被百倍甚至千倍复制传播,较大程度上恶化了危机情境,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

(２)政府部门未能恰当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应及时充分。有记者提问车体为何被掩埋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声称:事故现场有泥塘,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是便于抢险，并反问现场记者“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这句话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作为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依据事实说话，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修养，关心广大受灾群众是关键，王勇平的回答显然不能服众。

(３）危机传播渠道单一,亟需多元化拓展。

目前,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大都依靠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传统的危机传播渠道来发布危机处理信息。但由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差异和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危机反应策略实际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随着微博等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体已经成了舆论的聚集地,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危机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