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在整个事件中，张杨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件，而处处保护着蒋介石。

在发动事变前，张学良就一再强调要“活捉”，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张学良甚至煞费苦心，特地安排负责行动的一〇六师师长白凤翔与蒋介石相见，目的就是为了让白凤翔认住蒋介石，避免在混战中错杀蒋介石。

张杨二人从一开始就把“捉蒋”定性为“兵谏”，而非“叛乱”，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也直接影响了二人后期的态度。

二人一直坚持劝服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轰炸西安时，通过紧急与宋美龄及周恩来会谈，保证蒋介石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二、南京方面的分歧12月12日上午十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宣布“扣蒋兵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特别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讨伐”与“营救”两种力量不断角力，瞬息万变。

各地方军阀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各怀鬼胎。

而在国民党内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央方面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与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的斗争。

当天晚上，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何应钦暂掌军权的决议。

当时黄埔系的一些青年将领，纷纷要求“血洗”西安，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

在这种主战的气氛下，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民党军队扫荡西安。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宋氏家族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应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希望通过谈判来使蒋介石获释。

宋美龄认为所谓的军事讨伐，只会促成蒋介石速死。

事实上，何应钦坚持武力讨伐，既有对党国利益的考虑，也有个人利益的因素。

于党国利益来说，何应钦作为中央的二号人物，自然忌惮地方势力的上升。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理性地分析，他坚持认为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等于纵容了地方势力，削弱了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为了从中渔利，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国民党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将采取强硬手段，而何应钦恰恰是亲日派。

何应钦主战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出兵讨伐缓解与日本方面的矛盾，拖住日本，避免与日本的战争提前爆发。

而于个人利益上来说，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讨伐西安时，何应钦曾电请汪精卫早日回国，准备建立汪何联立政权，这也反映了何应钦的野心。

作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一旦在讨伐中蒋介石丧生，他就可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夺取军政领导权，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结果，符合其个人利益。

但宋美龄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在她的力争之下，何应钦勉强同意，请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于12月14日飞往西安探明情况。

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与蒋介石长谈，并转交宋美龄信件，蒋介石态度稍稍缓和。

12月17日，蒋介石亲笔写下的停战手谕传至南京，要求其保持克制。

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同意暂停轰炸西安，准许宋子文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对比何应钦的主战与宋美龄的主和，最终自然是宋美龄占据了上风。

这里面一方面有国内的原因，包括蒋介石关键时刻的停战手谕，还有当时不少效忠蒋介石的军队按兵不动（如陕甘边境的中央军拒绝发动进攻）等，都导致了何应钦计划的破产。

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美英和日本都十分关注西安事变，美国方面希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以抵抗日本，而日本则希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从中渔利。

最终是亲美英的宋美龄赢得了与亲日的何应钦的这场博弈。

而历史也证明，主和派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避免了内战爆发，并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

个人分析，如果何应钦一意孤行，采取武力讨伐的方针，如果能救出蒋介石固然最好，但万一蒋介石在战争中丧生，可能激发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失去最高领导人的中国可能会陷入混战中，这恰恰是虎视眈眈的日本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何应钦的主战方针实属下策。

从西安事变到19日何应钦下令暂停空袭，南京方面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主战派最终受到和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牵制，不得不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

这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阶段，从此之后，“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调，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态度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作出了“和平调停”事件的决策。

14日清晨，周恩来一行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十分谨慎，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解决西安事变。

在中共中央达成“和平调停”的方针过程中，是经历了激烈的争论的。

由于蒋介石是一直坚持“剿共”的国民党最高统帅，因此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希望借此机会除去蒋介石。

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中央领导人更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事实上，和平解决于国于党而言都是更有利的。

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仍有众多的效忠部队，而且国内舆论也以拥护蒋介石居多。

一旦蒋介石被杀，势必引发中国内战。

这既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同时，如果在陕甘地区爆发内战也将使红军卷入，损害红军实力。

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被杀，南京中央政府将由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执掌大权，这可能也会加速日本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这同样也不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中共抛弃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主张“和平解决”，是有自身考虑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和平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苏联方面的态度。

13日，中共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期望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和支持。

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客观上会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敦促中共和平解决冲突。

这份电报的观点主要处于苏联方面自身的利益。

在1936年前后，斯大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的。

因为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牵制住日本，以阻止日本北上入侵苏联。

总的来说，苏联方面要求和平解决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苏联对张学良的谴责却使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张学良匆忙释放蒋介石并“负荆请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做法埋下了祸根。

四、西安和谈与蒋介石的转变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与蒋介石会面。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十天了，蒋介石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最开始时，蒋介石以为张杨二人发动叛变，因而抱了必死的决心，张学良几次探望尝试与他交流，都被蒋介石恶言斥责。

但随着端纳和宋子文等人先后飞赴西安，蒋介石终于慢慢了解到张杨二人的真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己并无生命危险，态度也有所转变。

但在正式谈判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直接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他只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并不签字，回到南京后分布逐条实施。

23日正式谈判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三位一体”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展开会谈。

经过两天谈判蒋介石认可了张杨提出的六项主张，承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抗日。

至此，双方谈判告一段落，“放蒋”也已成定局。

应该说，这个结果也是各方经过妥协后得到的。

蒋介石方面作出妥协，承认六项主张，但蒋介石却只同意以“人格担保”，而拒绝签字。

为了尽快达成和解，张学良也作出了妥协，不仅没有要求蒋介石签字，还决定提前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返回南京。

蒋介石作出的妥协是当时形势的必然产物。

在张杨扣留蒋介石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派力量大多支持释放蒋介石，但同时都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舆论呼声之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会一意孤行，逆民心而行坚持内战。

可以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但张学良的妥协却显示了他不够成熟的一面。

单从签字问题来看，蒋介石签不签字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即使签了字，如果蒋介石真的不认账，也完全可以撕毁。

但当时的情形下实际上蒋介石是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违背承诺的。

但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却犯下了严重的失误，也直接造成了自己的下半生在幽禁生活中度过。

张学良过于急躁，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没就放蒋时间和条件达成一致时就贸然放蒋，并在自身安全未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坚持陪护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本来以为自己一心维护蒋介石的威信，能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但没想到蒋介石一回南京就将其软禁。

这不仅导致他从此失去了抗日的机会，还导致他领导的东北军发生内乱，被蒋介石瓦解。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今天看来可以一笔带过的西安事变，其中却蕴藏着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从国内看，主角张杨二人出于全国和自身利益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民党亲日派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宋氏家族主张采用政治手段，中国共产党竭力斡旋调停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从拒见张杨到逐渐接受六项主张；从国外看，美苏日三方为了自身利益各怀鬼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