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文化的认识

抄点书一、研究唐代文化应有的新观点唐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

韦尔斯世界文化史“中国的隋唐时代”一章说：“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

那时候，欧罗巴及西亚细亚的零落的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悍盗的堡垒中；而中国的人，却大多数在平静，快乐，慈爱的环境中过活；西方的人心，正苦於神学锢蔽的黑暗，而中国的人心，却开展宽畅，而有进步”。

这可知，唐代，在当时实是世界文化的重心，实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总动脉。

不了解唐代的文化，是不能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与世界历史的。

可是，过去我们研究唐史，对於唐代文化，因为受观点和研究方向的限制，检讨起来，仍不免有若干部分．还觉不足：第一、过去我们往往只注意事物的迹象，而没有注意事物本身的发展和影响。

历史上发生的事物，我们往往只就事物的外表研究。

第二、过去我们往往只注意唐代所有成就的各个局部，而不注意他整个的演进，而为综合的研讨。

对於唐代文化的研究，往往只注意零零碎碎的考据，而没有系统的研讨而尤忽略唐代很有系统的典章制度。

结果，对於唐代文化，体系不为昌明，使人有“见树不见林”的感觉。

第三、过去我们往往只注意唐代外国文化的如何输入中土，而忽略中国文化的对外国输出。

结果对於唐代文化的体用与精神所在，使也不易昌明。

总之．过去我们，对於唐代文化的研究，虽然已有相当的历经，不过还有多少地方需要我们的补充。

我们站在现代史学的立场来研究唐代文化。

自然不能没有一种新的观点。

这观点．就是指补充上述三点的不足来说的。

我们对於过去研究唐代文化所已得到的资料。

要完全理解。

而过去所不够的地方，我们也要加以补阙，加以阐扬。

我为著“抛砖引玉”的关系，对於研究唐代文化内重点，“不揣浅陋”，打算就下列各部分，作几个举例的说明，希望博雅君子，多予指正！二、唐代在国际关系上的和绥精神唐代在国际关系上有一种的特点而为各朝代所没有的，这就是“天可汗”的观念，与据此观念而生的国际上和绥关系的存在。

在中国东北西北边外的各国，可汗是国家领袖的尊号，等於中国内地历来所称的皇帝或天子。

而唐代自太宗时起，一方面为中国的皇帝，而同时又受中国以外的各国，共同拥戴为“天可汗”，服是诸国向化的可汗。

换句话说．就是国际上所以和绥的重心。

这一点，自文化播荡方面看来，是很有意义的。

王溥唐会要卷一百，杂录，谓：“（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後玺书赐西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後嗣焉。

”这里所说的“诸蕃君长”，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作“四夷君长”，要之，是指当时中国东北西北西南边外的各国首领与使臣。

所谓“皇帝天可汗”，是指中国皇帝兼各国拥戴的天可汗。

所谓“北荒”和“西域”，范围相当广的。

这只看同书卷九十八曹国条，卷九十九石国条，所载诸国受天可汗的节制．及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贞观一一十年．“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请上号为天可汗”等事．便可得到证明。

这天可汗的观念，是当时各国心悦诚服表现出来的，不是以武功造成的。

当时天可汗於那些国家设置都督府与羁縻州．以为和绥各国的机构。

在天可汗和绥维系下，各国间的争执，固然由天可汗制裁，就是中国有事，天可汗亦可徵发各国军队，入平变乱。

如唐使臣王玄策，檄调尼泊尔国内军队，平定印度叛乱，以及肃代二宗时．微调大食回纥的军士，入平安史的变乱，便是其例。

以上就是唐代国际关系上的开展。

这种国际和绥的组织．开始於唐太宗贞观四年，但不是终於唐太宗本身。

太宗以後，如高宗，武后，睿宗。

以至玄宗天宝十四年以前，凡一百二十五年（西历六三十年至七五五年）．是天可汗和绥维系的阶段。

在这阶段里，唐代的文化，大放光明。

学术教化，远被遐荒。

所以各国都派遣学生，到中国留学。

当时的教育，也许没有现在的普通，但长安内国子学，即有学全八千余人，这可说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学府了。

安史乱後，天可汗制度内维系，虽已逐渐转变，然而唐代文化的“光被四表”，却并不因之停止。

所以天可汗的观念，是很值得研究的。

这是关於唐代文化新观察的一个例子。

我所说的，自然还很简略三唐代在法律体系上的广被世界三现在我们再就唐代法律的实施与影响的空间来观察．觉得它也是有世界性的。

这就是说，它不但可以在中国本地施行，就是本地以外的国家．也受它的节制与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法律是世界五大法系的一个。

其余四个，是印度法糸，罗马法系，伊斯兰教法系，英美法系。

这四大法系，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伟大价值，但都不如中国法系施行的长久与影响的世大。

比如印度法系．虽也成立很早，但行使的国家中间已间断了。

罗马法系也早已间断而徒为学者作研究对象了。

至於伊斯兰教法系与英美法系．则年代较短，自文化史的立场说来，其重要性还在中国法系之下。

中国法系的成形，虽早在周秦时代，但其内容的充美，与其实施范围内推广，及其影响的巨大，却仍在唐代，所以普通又以唐律代表中国法系。

唐代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类，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凡贵线尊卑之数，国家大典大法，以及断罪议处等，皆依据於律；令是所以补充律的法条，所谓“律无正文考，则行令”；格是“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式是“百官有司所常守之法”，总之格与式，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机关的组织规章，与职掌权责，以至各种办事的细则。

此外有例，“凡式无正文者，则举例以比附之”。

这律令格式的综合运用，就是全部法律的实施。

他一方面汇合中国历代法律的菁华，一方面又针对当时的需要，而以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时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为整个的法律精神，也就是法治的精神。

还是他所以为後代贮沿用的本身因素。

不过要理解唐代法律的伟大功能，不能以单从唐以後各代的沿用与影响的研究为已足，而尤其要从他的世界性的开展与运用去认识。

唐代法律，不但切实的行使於中国本地，而且顺适的行使於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影响不仅沿袭於本国，而又广被於世界。

倭学人仁井田升著“唐令拾遗”一书。

其序说云：“中国法律之影响，东至日本，朝鲜，南至安南，西至西城，北至契丹，蒙古。

”而倭学人桑原剩（？）藏，．於京都演讲“中国之古代法律”，亦说：“（日本）自奈良朝至平安朝，吾国（倭国自称）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根据唐律”。

这里所谓“影响”，所谓根据，是指将唐律稍为简单化而付以实施的意思。

这只看郑鳞趾撰的高丽史刑法志所谓采取唐津，“删烦取简，行之一时，不可谓为无据”，等纪录，便可得到证明。

惟仁井田升所举朝鲜安南与契丹蒙古等地，当时本早属中国领土，与中国内地州县相同，其行使唐律，当是遵守国家的功令，还不能以世界性相拟。

至倭国与广义的西城，其行使唐律，自是唐代法律向世界开展出明证。

考倭国简单化的行使唐律。

是始於他们天智天皇所定的近江令，该令於唐高宗总章元年颁行，盖即自唐代贞观令所演出。

其後至其天武天皇，则有天武律令，以唐代武德贞观永徽三律令为蓝本。

至文武天皇，则有大宝津令，大要钞自永徽律令。

至元正天皇，则有养老律令，实取之唐代长孙无忌等所纂的唐律疏议。

至醍醐天皇，则有延熹格式，亦完全效法唐代格式。

其後各代，则多就上述各律令参修颁行。

盖倭国自其天智天皇时起，即约当於唐总章元年起．以至丰臣秀吉前後，幕府大将军专政。

即军阀专政时止，约当於中国万历年间止。

前後凡九百余年，皆为简单化的施用唐律的时期,影响的巨大，可想而知了。

至於广义的西域，则以当时本为国际和绥的天可汗所统属，当然有许多是行使唐律的。

就是各国的岁时，因其采用唐历，当时称为『受正朔，请颁历。

』要之，唐代法律的推行於中国以外的各国，东起倭国，北至铁勒，西至广义的西域各国，范围的广，是空前的。

这种世界性法系，为法治精神的极则。

当日开展的史实，是很值得我们深度阐扬的，这是开於唐代文化新观察的又一例子。

四唐代在学术思想上的引导世界唐代不但於国际和绥与法律推行，具有世界性的开展，影响於世界的，至巨且深，而其学术思想，也具有世界性的开展，而及影响更为巨大。

不过这开展，这影响，不在於唐代的当年，而在於唐以後的演为洪流，与引导世界，这一点，我们也认为非常重要。

要真正理解唐代的文化，不能不对於这点先为明确的认识。

理学从经学侧面演进面成，他是儒家的新学问，所以他的影响日新又新。

他不但支配了一千多年国内内学术思想，而且也激发过欧洲的学术思想。

十八世纪法唯理主义（Rationalism)的哲学，和德国观念论的哲学，都是受中国理学所激发出，法国的大革命，多少曾受中国理学的影响。

总之都可证明唐代学术思想由於时间空间的播荡，而确其有世界性的开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再作深度阐扬的。

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尤其是耶稣会这一派的教徒，到中国传教的，为数极多。

他们多半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或荷兰的人，如利玛窦(MatteoRicci），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他们因为要达到传教的目的，所以不能不理解中国传统的学问，而当时中国学说的主流，自然是儒家经学和理学，儒家以孔子为至圣先师，所以耶稣会士们也拿孔于的思想来和他们的宗教思想相比较。

他们的主要分子，如罗明坚（MichaelRugreri)，著『天主实录』，利玛窦著『天主实义』，都认为孔于所说的『天』；就是他们所奉的上帝。

他们以为这样的立说，可使中国人士易於接受他们的宗教，而一方面又可藉孔子的学说，加强西方人士对於基督教的信仰。

不过他们虽然佩服孔子，但对於唐宋以来的理学。

尤其理学家所说的『即心即理』，『即物即理』的解说，则认为与宗教精神相反，而深致排斥。

所以他们一方面介绍原本的孔子学说，而一方面却又反对当时的理学。

他们深怕西方人士不能分别理学与原本孔学的异同，所以就於介绍孔子学说时，并对唐宋以来的理学加以批判，和排斥。

可是事情却出乎这些传教士的所料，当时欧洲的智识份子，本来对中国各时代的历史，和学术思想的流变，还不十分清楚，那些是孔子的原本学说？那些是宋以来的理学？一时是不易体会的。

因此在接受原本的孔学时，就把理学也连带的接受了。

而当时的欧洲，正苦於专制君主的腐败，和宗教空气窒塞，与人们理趣的受阻。

所以当中国理学，一传到欧洲後，他们就感觉到无限兴趣。

尤其是法国的学者。

他们把理学认为是无神论的思想，甚麽都注重於理（Reason)，而不相信有神。

这样一来，便加强了法国哲学的唯理主义。

他们拿这种理解去反对宗教。

反对专制而腐败的君主。

唯理主义启明运动的大师如笛卡儿（ReneDescartes），以及反宗教反专制的最大权威者如服尔德（Voltaile），都是深受中国理学启发的。

这种新起的思潮。

很快的传播整个的法国，终以促成了法国的大革命，推翻了王室。

建立了共和政治。

现在再看德国受到中国理学的激荡情形。

德国的文化背景，本来和法国有点不同。

当理学跟孔学传到德国的时候，他们的学者多以为他和基督教的思想，并不冲突，他们以为中国人所说的理，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神，而且理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