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影视改编现象之批判

中国名著影视改编现象之批判

[摘要]名著影视改编已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一道风景。中国电影在名著影视改编上不成功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由电影体制的特殊性、电影在一定时间的特殊地位、电影从业人员的素质决定的。

[关键词]中国电影；名著影视改编；批判

中国电影几乎是与世界电影同步而行的，在世界电影的银海中有一个特殊又普通的现象，就是把著名小说改编成电影，这几乎已经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一道风景。但以名著改编的电影成功率极低，这里虽然有各种原因，但从主要方面讲，我认为还是由电影体制的特殊性，和电影在一定时期的特殊地位与电影从业人员的素质决定的。

一、中国电影名著影视改编不成功的通病

中国电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相当一段时间没有编剧队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知道中国电影真正大规模的生产是在1949年之后，这是因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权稳定，人民在物质生活基本稳定之后，精神需求日益增加。李道新先生在其《中国电影文化史》中说：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树立权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便是利用媒体舆论和文学艺术为该执政党描述一个合法、合理而又崇高的历史――新中国电影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并且颇为成功地角色。”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时期，人们的精神消费极其贫乏，而电视也只是梦中之物，只有电影才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舆论传播工具。电影成为广大群众精神消费的重要方法。这就形成了人们对电影产品的渴望和强烈需求。众所周知剧本是电影最重要的成功载体之一。而中国历史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如何让电影剧本成功地转换为电影产品，是电影官方、生产企业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样从小说中寻找题材，改编成电影就成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主要途径。

二、中国名著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特殊涵义

中国是一个文以载道的大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小说，像张爱玲创作的小说《半生缘》、张恨水创作的《金粉世家》。但是，在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分界点，“中国电影必须统合在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这一既成事实的宏大叙事话语之中”。这是历史的安排，也是历史的需要。因此在1949年以后相继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电影，像《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这些电影都生动而深切地

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个人和党的事业、民族的需要融为一体的过程，可歌可泣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文艺作品。下面我就建国以来从优秀小说改编成电影并获巨大成功的《红旗谱》、《青春之歌》进行分析。

三、中国电影审美层次上的误读与偏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凌子风导演在中国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师级导演了。此时的他，在影视界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也就是说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们知道北京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电影的圣地之一，在这里，崔嵬、张水华、成荫、凌子风被称为四大师，也就是四大权威。作为有如此殊荣的凌子风导演当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拍

片子，因此他在田壮壮的推荐下决定拍摄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沈从文先生是中国小说界的大师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可与鲁迅、闻一多并驾齐驱。一位英国作家在谈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时说：“一种能够产生鲁迅、闻一多、沈从文的文化，不需要谁来为他辩护。”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是可以跨越国界的，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气息、原始图腾的文化选择都让读者从中品味到人人本源中人性的尴尬与无奈。《边城》是他的经典之作，小说一问世就获得读者欢迎和赞誉，作为大师级的凌子风看上这部《边城》可以说也不是偶

然的。但是待《边城》拍成电影，却不尽人意。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韵味没有了。我不想过多地评论《边城》这部电影，在这里只引用电影观众的讨论。“能拿去拍电影的书，必然是一部成功的书，一个成功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是一部好电影。也许是因为剧情太过乏味，又或许是片子的质量不太好。总之给我感觉有些无趣，甚至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要说，关于故事本身，我已经在假期阅读了更权威，更原汁原味的原著。还有我想说的是，真正决定成败的是细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要重视细节。生活如此，学习如此，电影也是如此。注重细节才能使电影显得十分和谐，行云流水。也更能突出浓郁而宁静的乡土气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不是夸张。”“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原作，仅仅依照书而拍的电影都是和想象中大不一样的。”其实凌子风拍摄的《边城》最主要的是抽掉了魂，什么魂呢？就是沈从文先生小说中的原始祭祀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精神。这就是我说的魂，为什么凌子风花了如此大的力气，结果拍了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边城》呢？其原因要从导演本身来思考。凌子风导演的开山之作是《陕北牧歌》，其内容是陕北红军在根据地与蒋介石军队斗争的一部电影。可以这样说，凌子风导演的电影艺术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宏大叙事的民族解放运动融合在一起了。到拍《红旗谱》时，已然到了他艺术的顶峰。艺术家转

型，而且大胆的转型是难能可贵的事情，特别是从宏大叙事的语境，转到像《边城》样充满人文主义文化内涵的力作，真是值得赞赏。但是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艺术到了一定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叙事，或把名著改编就可以了的，这要看你的哲学观的核心。《边城》不是一部简单的翠翠追求爱情的悲惨故事，它是一部关于中华文化中人的精神轨迹，人在原始神话中人性解放和人性桎梏的作品。凌子风导演在其作品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在美学层次上无法达到这个高度，自然在电影拍摄中无法体现这些了。凌子风导演在拍这部电影时，请沈从文先生审剧本，请黄永玉当顾问，但沈从文先生从建国以来就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位红色经典的大师级人物，他又能说什么呢？黄永玉说的好，凌子风请我当顾问，但我的话他一句不听。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该片以人类共通的主题文化即黄河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为命题，所以全世界的观众能从中找到共鸣。但是当国内电影界为《黄土地》开座谈会时，凌子风导演说：“我们拍的片子，你们拍不了。你们拍的片子，我们拍不了。”电影是导、摄、美、演为一体的艺术结晶，但是导演显然是核心，你站在一个阶段的文化认知来从事电影产品的生产，在导演心中再好的名著也会失去其光辉。你用宏大叙事的思想体系来改编沈从文先生的人文主义力作《边城》，那么书

中的船、塔、翠翠都成了烽火连天中民族解放的符号了，顶多是追求自由恋爱的翻版。这与《小二黑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名著改编的关键是我们艺术家，不是名著。

四、名著改编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不乏改编方面的成功之作，例如张水华先生的《林家铺子》、吴贻弓先生的《城南旧事》、谢飞先生的《湘女萧萧》等。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解读。张水华先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四大师之一。他的《林家铺子》改编自茅盾的作品，张水华导演向我们述说了一个大时代下的小故事，描述了一个非英雄人物的小人物。在全片没有咄咄逼人的改造声，也没有所谓人吃人、人剥削人的宏大叙事话语，有的是一种乡愿、一种同情的理解。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杂货铺的老板，在抵制日货的大背景下，苦苦挣扎并最终逃离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成为人们永远回味的一首抒情小诗。在这部作品中，有旧时代近于怪影般的严重挤压，有林老板含辛茹苦又无可奈何的虚弱生存状态。在这部以人物命运为情节链，以人物叙事为主体的作品中，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人应该如何生存、人应该怎样对待现实世界。张水华先生的这部作品可以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

品媲美。这是人道主义文化内涵对张水华艺术自我的深深的渗透。水华导演的这部作品在中国电影十七年中是一个另类，它默默独立于宏大叙事语境之外，但也正因为如此，《林家铺子》成为名著改编的典范，成为一部中国电影中的艺术奇葩。

继《林家铺子》之后，以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吴贻弓导演）、张承志的《黑骏马》改编的电影《黑骏马》（谢飞导演），都可以说是名著改编电影的成功之作。究其原因，就像吴贻弓导演自己曾经讲述的，导演是二度创造，影片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作者，吴贻弓导演的这些评论道出了从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真谛，就是一定要把握住原作的真正内涵――乡意与离愁。当然在这种乡愿与离愁中，吴贻弓又把女主角的童心和艺术家创作的良心，进行了完美地结合，全部地表现出来了：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的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的两对半……在《城南旧事》中，从电影的开始到结尾都可以感受到导演在倾尽心力反映这些人的精神归宿、人的乡愿。吴贻弓是一位新中国诞生后考入电影学院的导演，他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洗礼，据悉，还曾经在1959年当过右派学生。这种人生的波折，恰恰让他开始了对生活深层次的审美反思，因此，他在《城南旧事》中以一个八岁女孩子小英子的主观视角来观察和感受外部世界的人和事，使一个女孩子的爱心得以充

分的显现与表露，竟至于使这部描写旧北京城的旧人旧事的怀旧电影，反而是以旧出新，透射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谢飞是一位理想主义的电影歌者，他的电影作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改编于小说。无论他的电影《湘女萧萧》、《本命年》还是《黑骏马》，都在讲述人与社会传统道德的关系。在《黑骏马》中，他讲述了两种不同的人与一种传统文化的关系。索菲娅与传统文化的美好和人道自然而然地融合，她对生活是满意的。白音宝力格在故地重返时发现自己失去了与这种文化的融会，他回到城市文明中，则是满怀伤感的。《黑骏马》是对人性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这一传统文化中美好一面的歌颂。谢飞对人性与社会力量的思考是沿着人性与道德――人物命运――主题这样的思维逻辑而展开。所以，谢飞的作品有其永恒性。

至于谢飞先生的《黑骏马》，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作品，同时，他能够在国际屡屡获奖属于实至名归。

尽管谢飞改编的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他改编的艺术准则，却是名著改编成电影的黄金准则，这是本文之论点。

在谢飞的作品中，对女性解放的问题是有深层含义和他的文化追求的。影片《湘女萧萧》对萧萧命运的描写，无疑是借此来揭露封建传统道德反动的非人的一面，以及它们潜

在于社会之中代代相传的可悲现实。中国电影表现这一方面主题的影片可谓不少，但是像谢飞导演一样，通过《湘女萧萧》来揭露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以使人们认识到民族性的问题，还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中，对萧萧与花狗的这次偷情，写得很淡：“她（萧萧）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而更好些。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了，变成妇人了。”这种淡淡的风格，本来与中国传统电影对情欲的朦胧含蓄的描写相和谐，而谢飞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其做了大胆的表现。不仅如此，在碾坊这场戏的前后，谢飞也自然地描写了萧萧的躁动、爱慕以及她的主动和欢快。主观上从满足个人意愿出发，与花狗的私通从客观上构成了反抗封建道德的事实。谢飞导演这种大胆的从原著的淡淡描述到利用电影进行视觉表现的手法，是他对中国女性命运的一种历史的、人道的观察视点。由于这种哲学视点的改变，对性和通奸的表现成为他洞穿历史，洞穿事物表面现象的胆魄。这是谢飞导演以艺术家的视角解释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他在反映传统文化、社会进步、女性命运方面的独特思考轨迹。因此《湘女萧萧》成为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经典，在世界各地放映、获奖并受到欢迎。

名著改编电影的关键是导演本身的哲学认知和文化的轨迹。如果，一个艺术家不具备对人类的命运、人的孤独与

寻找，人的离散，人的本真的解剖能力，或者说文化认同，那么再好的名著也无法改编成好的电影。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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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出版社，1985年．［4］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5］杨远缨.《话语电影十导演》．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康怡（1986－），女，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