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

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内容摘要：关键词: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道义补偿责任强制责任保险内容提要:《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而是道义补偿责任。

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受到“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

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的责任限制又主要通过举证抗辩、数额限制及责任分担来实现。

具体而言，前者包括建筑物使用人不是侵权人、不可抗力和第三人原因三种；而道义补偿责任的数额，应该以相应的律师费为限，大致相当于业主一年的物业管理费；当以物业管理费作为道义补偿责任的计算基数时，其责任分担便应当以建筑面积为单位。

最后，将第87条确定的道义补偿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范畴，不仅满足一般责任保险的利益平衡功能，还能实现社会公共政策的目标。

并且，该强制险应当由法定责任主体，通过物业费代为征收的方式予以缴纳。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予以了明文规定，这使得对于该条文的立法论争议告一段落，而进入了解释论探讨的阶段。

尽管笔者长期以来都坚持反对确立该规则，[1]但既然立法已经对此法定责任予以了明文规定，当务之急就应该从解释论的角度限制该条文的适用范围，以避免该条文被滥用。

一、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立法过程回顾对该条文的解释应该首先从立法过程入手。

底，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民法草案·侵权责任法编》（以下简称“一审稿”）第56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的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脱落、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由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使用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除外。

”学者普遍认为，该条文是根据重庆“烟灰缸案”判决的法理而拟订的。

[2]由于类似案件频繁发生，已经不是极端个别的事件，同时因为在当时的法律中没有相关明文规定，比较法上也罕见类似案例，于是成为了侵权法理论上的新问题，逐渐成为《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的理论热点之一。

[3]随后出版的数份有影响力的学者建议稿中，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侵权行为编》第1974条对此作出了尝试性的规定并进行了立法理由说明，[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的《侵权行为法草案》[5]没有涉及这一问题，笔者参与的杨立新教授主持起草的《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6]以不规定的方式否定了此类案件任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补偿请求权。

底的“二审稿”第83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该规定实质上延续了“一审稿”第56条的模式，但有两点变化：第一，将抗辩事由前置，体现出立法者试图尽量缩小责任人范围的立法意图；第二，将“侵权责任”改为了“赔偿责任”，排除了非赔偿侵权责任方式的适用，为后续立法进程中的“赔偿责任”向“补偿责任”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这一责任种类的转化发生在“三审稿”第86条的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最终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将“三审稿”第86条的“加害人”改为了“侵权人”，并保留了其它内容：“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这一立法用语的改变，与《侵权责任法》整部法律中的“加害人－受害人”与“侵权人－被侵权人”的用语区分有关，[7]因而在实质上未改变“三审稿”确定的规则。

通过对《侵权责任法》对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责任的立法过程回顾，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责任的性质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

第二，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于不区分适用于“抛掷物品”或者“坠落的物品”，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建筑物”，即学者所谓的“建筑物责任”。

[8]第三，立法者对于该条文可能面临的巨大争议是有清醒认识的，也试图通过立法技术，尽量排除无辜的责任人，并不断的对责任进行减轻。

因此，对于《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解释，也应该紧扣这三点结论：第一，对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具体性质进行明确。

第二，从“建筑物”责任的角度，限制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

第三，对抗辩事由和损害赔偿限额进行探讨，并考虑是否可以通过保险制度予以分担。

二、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是道义补偿责任对于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笔者认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不是侵权责任，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不同于该法第15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方式。

第二，对该条规定的“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的用语来看，如果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则由具体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反而言之，如果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则另行承担法定的补偿责任。

其次，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

诚然，我国民事立法中对于公平责任一般规定为补偿责任。

笔者曾经对公平补偿责任进行过类型划分，分为减轻侵权责任类、加重侵权责任类、受益人补偿类和双方无过错补偿类等4大类，[9]《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加重侵权责任类的公平补偿责任，另外三类具体体现为：第一类：公平减轻责任类，在《侵权责任法》上主要体现为过当补偿责任子类型，包括第30条规定的防卫过当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和第31条后段规定的避险过当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这种类型公平责任的特点是，合法行为的权利被滥用，因而导致承担侵权责任。

但为了不阻却该类合法行为的实施，法律明文规定减轻侵权责任。

第二类：双方无过错补偿类，在《侵权责任法》上体现为第2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一般条款和第33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无意识致害公平责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这类公平责任的特点是，仅适用于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且主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实际情况确定补偿的数额。

第三类：受益人补偿类，在《侵权责任法》上体现为第23条规定的紧急救助受损的补偿责任：“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和第31条前段规定的紧急避险受益人补偿责任：“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

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10]这类公平责任的特点是，侵权人逃逸、无力承担责任或者没有侵权人，由受益人对受害人进行一定的补偿，且一般补偿额以受益范围为限。

可见，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不能归类到其中任何一类公平责任中去。

因此，也可以排除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责任是公平责任。

那么，如果既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那么只能认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确立了新的民事责任类型，笔者将其命名为“道义补偿责任”。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1]当建筑物下发生抛掷物、坠落物致害之时，如果受害人实无救济，亦可怜至极，相信建筑物的使用人和普通民众一样，都会动恻隐之心。

如果组织道义捐赠予以救济，相信建筑物使用人仍然会愿意慷慨解囊。

但这种道义捐赠，本应以自愿为前提，且不以建筑物使用人为限。

而按照《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一方面将这种道德责任法定化，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法定化的道德责任人范围尽量限缩在“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并允许“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这种限制责任人范围的努力并未给予道德责任法定化以正当性，[12]那么，至少可以推导出，这种正当性欠佳的法定责任，在数额上，不应该超过“恻隐之心”的额度，否则就不再是道德责任的法定化，而是法定责任的“道德化”了。

三、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侵权责任法》第87条前段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是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道义补偿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包括“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

（一）对“建筑物”的理解《侵权责任法》第85条和第86条使用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概念，而第87条仅限于“建筑物”，这说明立法者有意要区分第87条与前两条的适用范围，即第87条不适用于“构筑物”等其它不动产设施。

所谓“构筑物”，《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项有列举性规定：“（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对比可知，《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称“建筑物”，主要是指那些可供人日常办公、生活使用的建筑物，而非道路、桥梁、隧道等供人们通行的构筑物。

而从“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用语来看，应该是可供多人或者大量使用者使用的建筑物，更加常见的应该是区分所有的情形。

（二）“抛掷物品”和“坠落的物品”的内涵确定将《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适用条件同该章第85条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主要区别在于如下两点：第一，“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是作为新的特别情形并入该条进行规范。

因为在具体侵权人能够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抛掷物品致害，则属于典型的“人伤人”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即可。

而立法者在此借助“或者”二字将其与“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相提并论，一揽子处理，更加强化了笔者前文关于该条“道义补偿责任”的判断。

第二，“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是采用偏正结构的形式，改变第85条适应条件的组合方式。

一方面，它在实质内容上还是将第85条中“坠落”的主体——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包含其中。

另一方面，它去掉第85条中的“脱落”二字，旨在排除第85条规定的建筑物发生脱落情形。

因为，常见的建筑物脱落部分（如外墙瓷砖）属于区分所有中的共有部分，[13]如果该部分发生侵权，即可按照《侵权责任法》第85条确定的所有者、管理人责任进行追究，而不存在第87条的适用情形——“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来，第87条可以被认为是在立法技术上对第85条的一个重要补充，即当发生第85条和第87条共同调整的情形——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而非建筑物）坠落致害时，如果该侵权人能够确定，则直接适用第85条；如果侵权人不能确定，则需要适用第87条对受害人进行一定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