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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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义”
春秋战国时代,处于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想和文化对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时期,多元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使人们的内心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探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心态及信念变化对现在的我们认识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也许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因为史料有限,我们也只能看到当时社会一些上层人士的一些思想动态,在这些思想中,人们对“义”认识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所以我们由此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以及诸侯国之间经常互相交换人质,这种现象在当时屡见不鲜,我们从时人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样的记载,如《左传》记载,春秋初年,周平王惧怕郑国实力强大,但是又不得不依靠郑国,于是想通过任命虢公为来分散郑的势力,但是郑国表示不答应,于是周平王与郑国交换人质,“王子狐为卿郑质,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周平王不得随意限制郑国的发展,而郑国也必须考虑到周天子的利益。双方以这样的方式互相约束。
“‘质’在释为物品时,又称为贽,指人们相互会见时所持的礼物。”在古代,古人会面时都要互送礼物,以示礼貌。我们可以在周代的有关史书中看到以质相见的记载,其中多为诸侯国朝见时给周天子献礼,而周天子也会给诸侯国回礼。《诗经·韩奕》中有“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绥章”。到春秋时期,贽见之礼有了变化,交质、纳质已经明确的作为遵守信约的一种方式,并且人也可以作为质这种方式的出现既是延续互通礼物为信的传统,这种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已经有所下降,光是口头的承诺已经起不到彻底约束的作用,以至于需要用物质甚至人质来作为双方互相表示信任的手段。另外,“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质子多要求对方以太子为之”。更是强调了质子作为在诸侯国之间相互信任的手段的重要地位,否则,交换贵重礼物就可以互为信托,何必用储君为质子呢?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在与卿族的斗争中不得已也会把太子或者其他的儿子作为人质抵押给臣下,不仅如此,诸侯国交战,战败一方经常以纳质子的方式媾和,战胜方也以此为征服的标志,弱小的国家在遇到强敌时也会送质子以作为请求援助的条件,而争霸的诸侯之间会用纳质的方式结盟示信。由此可见,纳质已成为当时政治活动中常见的一种方式。随着诸侯国间矛盾的尖锐,纳质这种方式也被更加频繁的使用。春秋时期的人讲究信义,但那时信任不能光用嘴巴说,还应用行动去证明,纳质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诚信的象征。这样一种方式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尤其是其后期社会缺乏诚信的状态。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像经历了世界杯的小组赛,开始进行淘汰赛,各国之间连年征战,在利益的诱导下,诚信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逐渐过时,终被抛弃。纳质,也就慢慢走到了尽头。纳质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它的发展直至消失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心理状态的发展,战国末期,纳质这种方式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这不是说纳质就彻底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比如现在的结婚戒指,以戒指就作为信物,我想也是对夫妻双方的一种约束吧。
春秋时期是整个社会缓慢变革的时期,用儒家的说法,那个时期“礼崩乐坏”。我们知道在每一个动荡的时期,人们都会去反思,去思考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在这样的过程中,神,以及天子已经不能解释一切,人们渐渐的把目光转移到人本身上,这是十分难得的。然而,人的觉醒伴随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杀戮,不难理解,因为人性有弱点,自私的利益让人不顾一切的拼夺,抢占。在这个时期,
各路诸侯为了更强大,用尽浑身解数,以秦国为例,商鞅变法,以军功受爵,也就是以杀多少人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死在秦军手下的人不计其数,人的私欲在战争中最容易暴露。既然人命都可以不顾,“信义”在当时看来更是迂腐滑稽。社会的动荡变革也是考验人性原则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另一方面,“信义”也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孟子说“生以我所欲者,死以我所欲者,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还有各种侠义刺客的故事,虽然已经经过无数人的修改,但是这些都代表着当时一部分人的良心。这也是人性的闪光点,而且这些精神不论世事如何变化,这些都是会不断延续的。在正义与非正义交锋的时候,正义似乎都败了,因为武力比精神的活动更能在短时期内达到征服的目的。战争是残酷的,那些渴望称霸天下的国君已经杀红了眼,已经由不得他们停下来慢慢思考是非对错,正义与否,在那样的时刻,不择手段的夺取胜利才是最有力的正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孟子也才会有了那样的感慨。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漫天铺盖不是假的就是打假的新闻,整个社会都在呼唤诚信,我想这就是每个时代都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