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生命的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守望生命的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作者：李晗

来源：《经济》2015年第21期

“真正让你难受的，不是他拒绝你，而是他同意你的那一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员曹燕芳、北京佑安医院医生王璐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一面是亲人离世的悲伤，一面是患者有了生还的希望，处于中间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难受，他们觉得无法用言语表达那种心情。

清晨走在北京佑安医院的水泥路上，王璐和记者说起今年年初时的器官捐献情况，心里依然很难受，“眼看着一批批病人在等待合适器官的过程中绝望死去，那种无力感，现在想想心里都受不了。”王璐揪心地说。

那时候，也就是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去世以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体来源的突然减少以及公民对去世后器官捐献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导致一时间器官非常紧缺。“但经过将近大半年的缓冲，现在器官移植的情况好转了许多。”此时，王璐的眉宇间才由紧绷转向舒展。

随后，2015年8月，我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发布，意味着我国器官捐献慢慢步入正轨。

器官移植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我国，直到2003年，我国公民去世后的器官捐献数字仍然是0。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9日，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39516人，已见证成功捐献案例4867例，已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3745名。

这些数字不仅展示了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蕴含了全国1154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默默付出。

“协调员”来了

曹燕芳每天都在生离死别的环境中工作。2015年10月27日下午，她在电话的那头，用极其柔和的声音向记者讲述她作为一名协调员的感受，并还原她所接触到的一些场景。每谈到一个捐献案例，她都能非常清楚地把细节讲出来。

5年前，曹燕芳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她所接触到的病人都处于死亡的边缘，涉及脑死亡、车祸死亡、重大疾病死亡等情况，其中既有适合捐献的病人，也有等待受捐的病人。“当时我们只知道有遗体捐献、角膜捐献，对于器官捐献这块并不知道，平时也没有关注。”谈及此，曹燕芳非常惭愧。

2010年初，曹燕芳听到中国红十字会招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消息，她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于是，她就报了名从事这份工作。

此后，她一边做着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一边开始接触一个个潜在捐献者，并和家属沟通。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没有经验，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曹燕芳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情，心里无比纠结，“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曹燕芳思忖了好一会儿，也没想出合适的词语来

表达她当时内心的煎熬：一边是急需救命的病人，一边是正处于悲痛状态下的家属。“在那种场合下，说什么都是不合适的。”

曹燕芳接触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40多岁的男子从高处坠落，生命危急。这位男子的小舅子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眼角膜。当时曹燕芳想的是，“既然他们同意捐献角膜，会不会也同意其他器官捐献。”出于这样的考虑，曹燕芳连夜赶到医院所在地，却得知男子的妈妈不同意捐献，原因是“眼角膜捐献之后，孩子可能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这位男子的妻子和其他亲戚在家属室休息，曹燕芳又走到了他妻子的对面，试图沟通，她说：“我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想和您谈谈。”男子的妻子知道是怎么回事，直接就说不同意。最后，这名男子没有捐献。

就这样，最开始的半年，曹燕芳一直都在做器官捐献理念的传达和相应的沟通。2010年10月，浙江省完成了首例器官捐献。

也是在同样的时间，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王璐也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中。

那时，全国有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50位。

随着宣传力度的进一步扩大，协调员的培养力度开始增强，协调员的人数每年也在不断增长，到2014年底，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数达到1154人。

与时间抢生命

一般情况下，能进行器官捐献的人，其年龄在65岁以下，而且必须是处于脑死亡或即将脑死亡状态。器官捐献的流程也非常严苛，首先医生要根据病人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他是否符合已死亡并同意捐献的条件，然后签署相应的医学文书。随后，交由伦理委员会审核，之后签订法律文书。最后进行器官获取。

在这个过程中，器官获取必须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协调员要保护好器官捐献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捐给谁的问题上，根据伦理学原则，同样情况下，捐献者的家人优先获得捐献者的器官。儿童和老人都需要的情况下，儿童优先获得。

值得注意的是，器官获取的过程和病人死亡的时间非常接近，这个过程中每位协调员必须要争分夺秒。

对此，王璐作为医生，深有感触。也正是因为如此，王璐加入了协调员的队伍。“我以前接触过等待器官的患者。”王璐解释说，作为医生，也可以在死亡判定或危机情况时，为患者节省时间，不至于因为器官衰竭而无法移植。

王璐介绍说，在确定患者脑死亡到器官移植给合适的人，这中间的时间最快也需要12小时的时间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证脑死亡患者的全身系统循环是稳定的，“这个稳定比正常人要苛刻得多，一点风吹草动都受不了，”还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受体。现在有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能很快找到受体。“但如果是心脏和肺脏，有时需要从外地运过来，要考虑到航班往返的时间、病人的情况等多种因素。”

很多时候，王璐他们都是接到消息后，一边需要有协调员守着捐献者，保证器官的正常，一边需要有协调员去安抚家属，一边需要有类似王璐这样的协调员紧锣密鼓地准备手术。“为了尽可能考虑到患者，多数手术都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进行。”王璐说，“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

器官捐献成功了还好，至少努力没有白费，救活了生命。有时候，捐献案例频繁，王璐要脱下白大褂，一天接连跑3个地方。去年王璐出去了130多次，而真正能捐的只有20多个。“很多无用功都是看不到的。”王璐说，捐献成功的比例很小，有些家属临时改变主意，到了现场患者不符合捐献条件等都影响着捐献。

“所以，当有适合捐献的时候，几乎用到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争分夺秒，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抢回一条条生命。”王璐说，自从做了协调员之后，每天要额外占用自己50%的时间。

王璐2010年刚做协调员时，她的孩子刚好两岁，之后每次她接到电话，孩子就直接说“妈妈你又要走了。”说到这里，王璐心里有些酸涩，眼眶也渐渐湿润了。

死的悲伤与生的希望

最让协调员备受煎熬的不是劳累和辛苦，而是每天都处于悲伤的状态。

悲伤在协调员接触的圈子里，一点也不陌生。曹燕芳接触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悲伤的。

当初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曹燕芳的部门主任就告诉过她，“在你接触的100个捐献者家庭中，有1个家庭同意捐献，就很不错了。”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曹燕芳在工作过程中，对接触到的不同病人，或者医生，都会提器官捐献这样一件事情。有的家属会直接就说“不考虑”，有的家属碍于曹燕芳是这个科室的护士，会采取委婉的方式，比如，再考虑一下，“但往往都是没有下文的。”曹燕芳说。

不仅如此，每次曹燕芳去问家属是否愿意把患者的器官捐献的时候，整个环境氛围就处于非常悲伤的状态。“看着别人流眼泪，自己眼泪也会止不住地往下流。”曹燕芳说，心里非常沉重。

遇到情绪激烈些的家属，曹燕芳有时会被骂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