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甲文中的牛耕

西周甲文中的牛耕

我国自古以来以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到了夏商周，更为世人所瞩目，取得了比西方早得多的一系列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从作物品种、耕种时令、气象预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土壤利用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等等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看都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作为牛耕这一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以往在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牛耕出现于春秋，但也有的人推测在商代就已有了牛耕技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考古出土资料谈一些浅见，供学界参考，并求证于学界。

一、关于牛耕几种说法

到目前为止，对于我国牛耕始于年代约有以下诸说：

对于犁耕和牛耕的起源问题，郑州大学历史系王星光先生论述最为详细，他从我国各地远古时代石犁的出土，和世界牛耕出现的比较，把犁耕和牛耕加以区分，阐述了黄帝时代已有牛耕的可能，到商周时期不能广泛应用的原因，他认为：“我国犁耕的发展应该经过由人耕到畜耕的发展过程。新石器时代是我国犁耕农业的发展初期，原始犁耕的动力应主

要是人力。但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牛的遗骨来看，似不能排除用牛耕田的可能。牛的遗骨在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遗址中就有发现，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更多的出土，有的已被鉴别出是黄牛，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直到湖熟文化的遗址内，大都有水牛的遗骨。”并据《世本》胲作服牛。注：“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说“少昊时人，能驾牛”的记载认为“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同时，在各地发现的石犁多较厚重，有的长达40-50厘米，靠人力曳引是很吃力的。因此，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用牛等牲畜耕田是有可能的。”。

认为牛耕在商代已经有了，持此论点的最早由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的“犁”字考释提出的，后来他在《中国史稿》中说：“商代可能已发明了牛耕。卜辞中常见‘犁’字，象牛牵引犁头启土之形，‘犁’字又引申为黎黑的‘黎’，也可能指黑色的牛。但即使有了牛耕，也不可能推广。”他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勿》中精辟地对“犁”字作了考释，对诸家之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字典籍多作”犁，《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驿且角，”犁与马辛对文，正与卜辞同。皇侃注：“犁音狸，狸杂文。”案：狸犁古音异韵，不能相通，皇说不足信。犁当说为黧黑字，典籍多以黎为之。黎，说文谓从?省声；实则黎亦均之演化。以耕具而言，故从刀从牛。以种植而言，故从禾从黍，?物??黎犁?一字也。?之转化为锐利及吉利字者，

均由?之引伸，以?乃利器，且为食货之源也。庶众称黎民，其韵当犹农夫，言操耕种之人也。以耕者多被日晒而黑，故黎有黑义，�@为黑马，则?若犁甸当为黑牛，此?字之又一义也，耕具耕事耕牛之黑者均谓之?。耕具犀锐谓之?，耕事有获亦谓之?，耕民面黑则谓之黎，均由?之一字所引伸转化者也。该文于1934年就发表了。在他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肯定的说：”《卜辞》中有很多犁字，作或。即象犁头，一些小点象犁头启土，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犁字，这可证明殷代是在用牛从事耕种了。”。

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文出土情况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殷代必是有牛耕之事”、“牛耕问题，应放在整个商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中考察，殷商时代，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农业和手工业已甚发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牛耕是很自然的。”。

自此之后，随着考古出土文物的发现，有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958年许顺湛先生在《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一书中根据青铜犁的出土，认为商代不仅有了畜力拉的犁，而且有了青铜犁铧。

1988年彭邦炯先生在《商代农业新探》一文中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把商民族与羌族的关系，与当时世界上牛耕的产生作了比较，他认为“从牛耕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发展历史看，古代不少文明民族都是畜力拉车出现以前或后一点便

出现牛耕了。古代苏美尔、埃及是在畜力车出现前就出现牛耕的；希腊、罗马也差不多是这样。畜力车与畜拉耕具原理相同，车以畜力带动车轮前进，犁以畜力带动耕具翻土。商代已使用车子不仅有史所记，而且已为考古发掘所一再证实。再有，我国古代西北的羌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牛耕的民族，据研究他们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牛耕。商族人与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羌人被商朝奴隶主大量作为奴隶与牺牲就说明了这点。因此羌人把牛耕带到商族中是不言而喻的；相传叔均发明牛耕，或受羌人之启发。由上种种可见，说商代有牛耕的犁当是没有问题的。”。

再者吕振羽先生在1962年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殷代是否有牛耕也作了研究，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他说：“从物字的从牛从?，以及牛马在当时之广泛参加交通劳动去推究，殷代是十分有知道牛耕之可能的究竟事实为何，只有待于地下的继续发现”。

春秋战国之说，我国古代牛耕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说法较为普遍，认为此时已出土不少铁犁，并有穿牛鼻的记载，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牛，冉耕字伯牛，可知当时牛耕已较普遍，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到齐国，使得子孙变为农民，有人说这“令其子孙将

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就是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这也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牛耕已较普遍。。

1949年范文�A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叔均牛耕法在某些地主或少数农民的田地上有可能被采用。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与牛相连，说明东周后半期已用牛耕田，不过这种进步的耕作法当时并不通行，一般仍用二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法。”。

由刘泽华、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冯尔康、南炳文、汤纲、郑克晟、孙立群、傅同钦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史》持与上述相同的论点，该书说：“与铁器推广的同时，牛耕也流行起来。《国语・晋语》记载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把祭祀宗庙的牲牛，用来耕田。又如春秋时晋国有个大力士名牛子耕。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牛与耕相连作为人名，这意味着用牛耕田，已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最近李学勤、徐吉军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史》上册在讲到东周时期黄河文化的成就一节中说到牛耕的产生时这样写道：“与铁农具相辅而出现了的是牛耕。牛耕的出现也应在春秋晚期。如《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另外孔子有弟子姓冉，名耕，字子牛；晋国有一大力士，名字就叫牛子耕，这亦从侧面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