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后期晚清政府对外关系

试论19世纪后期晚清政府对外政策
外交，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中国古代称外交为“外事”,清末称“外务”。

外交不是交易，外交不是科学，外交的博弈结果是徘徊在双方第三空地里的教训。

外交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也侧面反映一国对外发展关系态度。

在封建时期，尤其是晚清时期，可以说外交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改变就是一把拨开历史浓雾的扇子，透过它，我们可以触摸到晚清时期对外关系的发展。

外交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体制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自汉代设立“大鸿肿”和“典属国”开始，一直到清代的“礼部”和“理番院”来看，中国的外交体系在世界上属于比较早熟并且自成一体。

中国封建时期，由于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受来自于古老的“天下”，“宗主”“四夷”和“藩属”的对应观念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影响，封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自大的视外国使节来访为朝贡。

尤其在清朝时期，清政府僵化的外交制度，以“天朝上国”的态度看待世界，看待外交。

明末清初以来，愈来愈多欧洲人东来中国发展贸易，但清朝自康熙以来一直收紧外贸政策，对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重视对外贸易，采取闭关政策。

在贸易关系上，当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

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即使中国售出的货品比进口的货品多，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

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由于不能建立有效的销售渠道而根本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

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利润受损。

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的腐败和贪婪及种种潜规则，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大量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商人对此大为不满。

在外交关系上，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乔治·马戛尔尼来华，清廷以为英使是为了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

马戛尔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礼，经过连番争辨，最终行英式的一膝一跪之礼，使乾隆心中不悦，而使团在觐见皇帝后被勒令离去。

马戛尔尼提出的增开商埠、减免课税等要求都被清廷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而拒绝。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希望改善对华的通商关系。

阿美士德因为拒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未能与嘉庆皇帝会面。

1833年，英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至此，遂由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的对华关系。

1834年7月，律劳卑未经许可擅自从澳门进入广州城，并递交“平行款式”公函，违反大清规则。

两广总督卢坤令其离境，并扬言中断中英贸易。

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指责卢坤。

9月2日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的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商馆，撤走所有中国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

律劳卑调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中国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

卢坤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

9月21日律劳卑在清廷水师的监视下被迫撤出广州。

9月27日重开中外贸易。

清朝政府的盲目自大，无知排外造成了这样一种外交和贸易上的结果：西方殖民国家的商人，外交使臣带着平等交易，建立平等外交政策的态度来到中国。

但是频频受到封建中国盲目自大的清朝统治者的轻视，视他们为番邦小国的朝贡。

最终，清政府因为自身的愚昧，自大埋单。

当和平互利的外交遭到失败后，最终列强以鸦片为导火索，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

1849年，英国已经占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英国从其殖民地印度装运鸦片来华。

由于吸食鸦片会上瘾，中国清朝亦开始严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场仍然存在。

但清廷官吏也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甚巨，故默许在广州附近的零丁洋利用中国舢舨进行鸦片走私，使禁令如同虚设。

鸦片贸易相关环节关系人利润甚丰，因此鸦片走私日益扩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间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

令英国出超，并反使中国入超。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六百万两，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出现通货膨胀，令清廷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贸易严重败坏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时更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流毒甚广，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吸毒者日众，为害中国国人身心健康，军队也吸食鸦片，身体变得虚弱，失去作战能力。

1840年6月28日（清朝道光二十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满清和英国就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引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商人在中国广东海域走私鸦片二十多年不止日盛，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强行销烟，中英矛盾逐次升级，清军节节败退，道光帝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议和。

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璞鼎查威胁限日定议，否则发炮攻城，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条款。

战争也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

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事务是由那些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办理，这些贵族不明白列强的侵略意图，使外交谈判处于被动。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
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在此之后清政府仍未意识到外交非专业化的危害，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改革，而是继续保持传统外交体制，不将外交事务作为重要国务，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外交关系的建立。

即使付出损失，还是愚昧的认为战争的惨败是“夷人”希望获得利益才进行的战争，只要满足他们，不会影响天朝上国的地位。

也正是清政府这种愚昧的思想，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由于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

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

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

统治更加腐败。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

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于金田起义。

在外忧内患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政权遭受冲击。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起义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连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又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大片领土丧失，使清政府又一次蒙受了外交失败带来的损失。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深入，1860年，奕䜣在英、法武力威胁和沙俄诱逼下，签订了《北京条约》，外国侵略已成为清政府生死存亡的问题，迫使清政府不断调整以往的传统对外政策。

势必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中外之间的交涉。

在1861年，由恭亲王奕䜣带头，国戚大学士桂良，文祥等协助建立中国近代第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

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1年底，洋务运动开始。

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

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最基本的结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自立自强。

列强的本性就是侵略，关键是要自强，“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近代以来血的教训。

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不可能完成“自立自强”的历史命题，所以它的结局只能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