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为什么要搬家

首钢为什么要搬家
一、矛盾的焦点是环保
首钢距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只有17公里，地处城市西部上风向的首钢涉钢系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集中了焦化、烧结、炼铁、炼钢和轧钢等高耗能、耗水及高排放的生产工序。

首钢产能与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北京市区空气环境质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得首钢的发展与首都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

于是，上世纪90年代起，从“首钢对我国钢铁工业的贡献举世瞩目，首钢对首都环境的污染触目惊心”，到“首都搬家还是首钢搬家”的大讨论和社会舆论开始对此不断地“口诛笔伐”。

而在这跨世纪的十几年间，经常会传出“首钢将搬出北京”、“首钢决不会搬迁”、“首钢将部分搬迁”等等“确切”消息，成为国内外舆论、社会各界和普通百姓共同追逐和关注的焦点。

然而关于“搬迁”对于首钢来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八五”期间，为全面治理过废气、废水、废渣、噪声等问题，首钢就花相当大的代价对在市区内的线材厂（西直门北）、特钢厂（广安门）、耐火材料厂（卢沟桥）进行了搬迁改造。

而在环境治理的投入方面，首钢更是不遗余力，1995年到2002年，累计投入15.54亿元治理环境，使污染物排放大幅度降低。

二、曾经的两种选择方案
首钢的搬家事件让王岐山市长以及陆昊副市长颇费一番心思，搬家涉及到搬迁费用、城市税收以及10多万人员的安置等等。

为2008年奥运做准备，环境质量的改善无疑是首要目标。

北京市政府工业局局长曾提出问题：“如果首钢不搬家，而是把搬家的资金投入在环保设备上是否可以改善？”
国际钢铁协会（IISI）参与评估的专家所提建议也是：如果首钢搬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环保，如果对环保投资，首钢就不用搬迁，最优的方案首先是考虑上环保设备治理，而不是要考虑搬迁计划。

当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首钢为尽快减轻北京的环境压力，在钢铁市场“热火朝天”的时候，承受着销售收入减少80亿元，4.5万职工成为富余人员的压力，作出2003年底压缩北京地区钢产能200万吨的决定。

之后，首钢熄高炉、灭焦炉、停特钢电炉，为了头顶首都的蓝天不惜自身的利益于损失，采取了一个接一个重大步骤。

尽管首钢不断努力寻求与首都的“双赢”局面，然而来自国家有关部门和到首钢进行实地考察的许多专家依然认为，首钢的环保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较高水平，但与北京极低的大气环境容量相比，仍然存在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

于是，“首钢涉钢系统全部迁出北京”的决定性意见开始被包括首钢在内的各方所
接受。

社会责任第一，不容争辩、扯皮。

三、首钢搬迁的最后决策
2003年9月15日、10月22日和2004年5月8日，北京市分别三次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关于首钢总公司实施压产、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

期间，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首钢涉钢系统搬迁方案进行了评估，并在有关方面意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正式上报国务院。

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经报请国务院领导批准，正式作出批复，原则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并同意在河北省唐山地区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作为首钢搬迁的载体。

至此，近年来备受到国内外关注的“首钢搬迁”问题，终于以“涉钢系统全部迁出北京”为结果而尘埃落定。

86岁的首钢迎来了自身宝贵的发展机遇，而千年古都北京的天空也将更加蔚蓝。

四、首钢搬迁的过程
首钢的搬迁过程绝不是许多人想像的：将现有生产设备逐一拆除，再“浩浩荡荡”搬到河北省曹妃甸，重新组装。

首钢的整个搬迁过程几乎不会出现这种“壮观”场面。

整个过程将是首钢北京地区产能逐年削减，和曹妃甸现代化新厂逐年建设的“此消彼长”。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首钢将分阶段压缩北京地区钢铁生产能力，到2007年底完成压缩400万吨钢铁生产能力，在北京石景山地区阶段性保留4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

期间，为保证生产正常运行，暂保留2台烧结机、3座焦炉；确保2010年底北京石景山区冶炼、热轧能力全部停产，只保留首钢总部和研发体系以及不造成环境污染的销售、物流、三产等业务；争取2008年首钢北京石景山区涉钢系统完成搬迁，实现冶炼能力停产。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同时要求，要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工业调整，在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

这一决定，不但使首钢搬迁有了载体，同时也将加快作为我国第一钢铁大省——河北省钢铁工业结构调整步伐。

首钢计划2010年在曹妃甸地区建成一个具有21世纪国际先进水平、800万吨规模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精品生产基地。

五、首钢搬迁引申出的教训
有人描述说，这是一个企业与一个城市的故事，似乎将告一段落了，但是回首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折射出这个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发展年轮。

尽管首钢曾经在
钢铁企业改革初期长
期获得令人羡慕的“优
惠政策”，但是当企业
盈利后，却没有首先投
入环保，而是投向“多
元化战略”项目中。

这
是它经营中最大的失
误。

虽说同样是“站
高望远”，首钢领导把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忘记了，只图扩张、增产，没有及时调整产品战略发展高、精、尖、低污染的新产品，而是向两端盲目扩展：
一是把钢铁业发展为全国第一大线螺生产厂（接近600万吨），赢利能力非常低，市场状况至今都属于波动最大的领域，难以给企业积聚足够的发展资金；二是新产业由自己发展（不喜欢、也不善于与国内的强手合作），许多融资都投到一个“无底洞”——芯片制造业里，结果等2003年底决定不再往里扔钱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首钢的无奈搬迁，不能不说将会给所有的钢铁企业领导人上一堂生动而详实的环保课。

2008奥运会提前决定了首钢的缩减命运，当年“首钢改革”创造的令全国同行羡慕的100亿元自留利润，最后几乎什么成果也没有保住，乃至职工下岗分流、企业关停并转（那个1962年小转炉的模型背后100米的地方，就是被关闭的全国第一座也是最高效率的一座转炉炼钢厂）。

原来规划的首钢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首钢之所以没能象其他大钢厂、甚至民营钢厂那样全力发展热连轧薄板、冷连轧薄板产品，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领导错误决策丧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之外，主要是后来的国家发展、北京的重新定位已经不可能再给首钢这个机会所造成的。

首钢搬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环境投资欠账太多，现在所有的环保投资都只能属于“补课”性质。

那时，首钢大把的花着当年其它国有企业求爷爷告奶奶都贷不来的金钱，自以为抓住了发展机遇，才不管前方的风险在哪里。

如果在企业盈利的早年阶段（80年代下半段—90年代前半段，大约10年），首钢领导能认识到以利润率的30％投资环保事业，到今天首钢说不定可以不用搬家。

另一方面如果1995年以后就停止发展芯片业，最近10年来的发展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首钢1995年更换领导后到现在，累计投入15多亿元人民币用于治理环境污染，仅
2002年环保投入就达2.41亿，几乎相当首钢一年利润的50％。

但是，相比投资110亿元的“造芯”计划，环保投资还是少而又少。

最后，“新型”产业并未能使首钢转型（北京的芯片产业也最终没有撑起来），还不得不使钢铁主体产业彻底搬家。

这不能不说是首钢留给北京的最大教训。

人们此后将更加坚信：领导决策、市场机遇和政策框架，这是中国企业兴衰的三个决定因素。

在首钢搬迁上，这三点表现的都极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