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俄罗斯联邦的外交

4)重新认识到以前的盟国—东欧各国的重要性。俄罗斯自己曾表示准备参加北约，并一度公开声称无意阻拦东欧国家加人该组织。但后来俄罗斯意识到北约东扩将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面临着被排挤出欧洲势力范围的危险，于是一反以往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无所谓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北约吸收东欧国家。
总之，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虽然作出了较大调整，但从总体上看，亲西方的方针未变。不过俄罗斯开始注意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敢于表示不同的立场，并对北约及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存有戒心。
3)重修与独联体各国的外交关系是这一阶段外交政策中的最大改变。《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指出：“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关系到保证俄罗斯及俄罗斯人的正常存在。”俄罗斯开始大幅度调整与独联体国家的外交关系，要求西方承认它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和它在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担负的“特殊责任”，并且逐步推行由俄罗斯领导的强化该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一体化的方针。
与“一边倒”模式观点相左的有现代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索尔仁尼琴。主要观点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他们认为俄罗斯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必须保持和发扬，主张走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他们在强调俄罗斯独立性的同时，主张与乌克兰、白俄罗斯联合，建立一个强国中心。
3)成为亚太大国，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参与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及安全事务发展总进程，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拓宽俄外交活动空间。总之，发挥大国作用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在该地区外交策略的重点。继续奉行发展与中国良好关系的政策是重点之一。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期间，俄中两国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外交力度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用东方外交来平衡整个外交政策，并以此加大抗衡西方的力度，增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改变自己不利的外交处境。
2)外交走向不仅仅局限在西方大国，而是把目光投向东方，尤其是要发展同东方邻国以及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关系。叶利钦在1992年底访问韩国期间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与大韩民国关系原则条例》以及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之后，于12月17日首次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由睦邻友好向互利合作迈进了一步。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访问印度，同印度领导人签署了新的友好条约。在此期间俄罗斯副外长访问朝鲜;1993年1月和2月俄罗斯和蒙古签订《俄蒙友好关系和合作条约》及《俄蒙军事合作协定》；1993年俄罗斯领导人还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3.“大国外交”阶段
1994年2月24日，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要恢复俄罗斯昔日强国地位的大国主义思想，据此俄罗斯外交政策重新进行定位，确立了“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其核心是使俄罗斯在世界上享有尊重别人并受人尊重的大国地位。
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在可能的领域推行以下具体政策：
第5章 俄罗斯联邦的外交
一、俄罗斯联邦各阶段的外交政策
苏联解体以后，作为独立国家的俄罗斯联邦仍与世界上178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但它的综合国力已大不如前，其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大幅度下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因此受到挑战。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俄联邦的对外政策一直在作相应的调整，在立国至今的近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摸索、调整到重新定位三个阶段，具体地说，即独立初期（1991年底至1992年秋）的向西方“一边倒”时期；1992年秋至1993年底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外交时期；以及到1994年初确立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为主要外交目标的“大国外交”时期。
1．向西方“一边倒”时期
俄罗斯独立初期，关于外交政策的走向问题在其领导层中引起争议。当时在政坛最盛行的是“一边倒”的全盘西化派，又称欧洲一大西洋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欧洲民族，而西方与东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是格格不人的。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俄罗斯联邦成为主权国家后的第一任总理伊·盖达尔就是欧洲一大西洋主义的倡导者和最典型的代表。他主张俄罗斯应尽快西化，“从东方的道路上转到西方的道路上来”。关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欧洲一大西洋主义者认为，对外政策的侧重点不是独联体各国，而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结盟，尽早加人由这些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成为其一员。
4)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诸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与西方各国一致的立场，按西方的意图行事。俄罗斯表示支持制裁南斯拉夫，并参与西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的工作。
5)为迎合西方，俄不惜付出与原苏联盟国关系恶化的代价。它中断了对古巴、朝鲜等第三世界盟国的援助，同时对古巴的人权问题进行指责。
2)在与独联体的关系上，俄罗斯强调自己在这一地区的“首领”地位，公开提出独联体是其特殊利益地区，明确将独联体作为俄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加速实施独联体一体化的战略方针。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开始把与独联体的关系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提出要在独联体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旨在与北约抗衡。1995年9月14日，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此方针的中心内容及目的是把独联体建设成有着相应国两习也位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1995年11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了26个在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协定。12月又与白俄罗斯签署了18个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协定。
新欧亚主义处于欧洲一大西洋主义和现代斯拉夫主义的中间，带有明显的折衷色彩。新欧亚主义者指出，俄罗斯应当是东西方之间的权衡因素。他们认为，在灵魂深处，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而是欧亚派。新欧亚主义者把外交侧重点放在原苏联的整个空间，主张在原苏联的领土之上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邦”。
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俄罗斯独立伊始后首先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原因是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第一任总理盖达尔、外交部长科济列夫都是亲西方的代表，都是欧洲—大西洋主义的代言人。叶利钦在1992年答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间时就说过：“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和欧洲是一体，我们应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机构连成一体，应该加人其政治和经济同盟”。仅1992年上半年，叶利钦就旋风式地先后出访了伦敦、纽约、华盛顿、握太华和巴黎，频繁穿梭于各大国之间，与各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声明。俄罗斯得以与代表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西方七国集团建立了7十1的特殊关系。另外，叶利钦还被邀请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性磋商。
1993年4月30日，《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构想（草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反复修订之后由叶利钦总统批准实施。《构想（草案）》的出台标志着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形成。虽然事实上全方位外交政策在1992年底就初显端倪，1992年11-12月，叶利钦总统先后访间俄罗斯东方邻国韩国及中国就是其外交政策调整的转折点。在访问韩国期间，叶利钦强调俄罗斯的外交走向应该像俄罗斯联邦国徽上的双头鹰，既要重视西方，也要关注东方。因而，全方位外交政策又被称做“双头鹰”外交政策，俄罗斯从此进人以西方为主、东西方兼顾的外交阶段。
4)关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俄罗斯遵循灵活的均衡原则。其目的在于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建立对俄有利的力量均衡。
1996年初科济列夫下台，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之职。这标志着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彻底终结和独立自主大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确立。普里马科夫奉行的是更为实用主义的“多极化外交”政策，它是“大国外交”的延伸。其核心内容为跳出局限于对美关系的两极思路厂争取做多极化世界中强大的一极。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务实表现，审时度势，走出幻想，经济优先，使俄在正在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最佳位置，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基本原则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基本特点是：多极化、多方位、多样性、多层次，力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斗争和妥协相结合。
1)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争取平等地位，采用抗争手段，反对西方国家忽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对北约国家绕开它向塞族发出最后通碟要空袭塞族阵地以及排斥俄罗斯的作用表示强烈不满。一方面，俄罗斯坚决反对空袭，另一方面，进行积极的斡旋。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采取不屈从、坚决抵制的态度，主张改造欧安会，建立以欧安组织为主导的欧洲安全机制，从而保证俄罗斯在欧洲的利益和自身安全。建议在新的欧安会中建立以美国、欧盟、俄罗斯任常任理事国的理事会。与此同时俄积极开展与北约的对话，避免形成北约一统天下的力量失衡局面，反对把北约变成新的世界体系的轴心，并竭力开拓与北约的建设性关系，争取使北约能加强欧洲安全，而不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
这一阶段俄罗斯亲西方的总的外交原则没有变，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较大的调整：
1)俄罗斯开始在某些问题上谨慎地表示出与西方不同的观点，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与西方更为独立的立场。例如，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不再为追随西方而坚决反对塞尔维亚。1993年2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一项对进攻波黑塞族的克罗地亚实行禁运和取消对南斯拉夫禁运的决议；西方对俄罗斯武器和导弹技术出售的限制也引起俄罗斯方面的不满；同年3月，叶利钦致函西方大国首脑，表示坚决反对北约吸收东欧国家，这与以往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所采取的无所谓态度截然不同。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有：
1)政治上一心பைடு நூலகம்向西方，渴望与西方各国结盟并加人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
2)经济上谋求西方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援助。在叶利钦穿梭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西方各国陆续许诺给予俄罗斯这样或那样的经济援助。例如,1992年1月英国承诺向俄罗斯提供2.8亿英镑的贷款；2月5-7日法国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向俄罗斯提供40亿法郎低息贷款的协议；加拿大也签署了向俄罗斯提供2500万吨粮食的协议。然而，最具诱惑力的还是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的要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在这些诱惑面前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很大让步。
3)军事安全事务上向西方作出让步。例如，在削减核武器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作出让步，放弃均等原则。1992年5月23日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签署了《里斯本五国协定书》，规定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核导弹全部运往俄罗斯销毁。同年6月俄罗斯与美国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框架。根据两国签署的《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谅解协议》，俄美将在2003年前后分两个阶段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第一阶段，即在1991年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后的第七年两国将把各自拥有的核弹头总数限制在3800-4250枚之间；第二阶段，即2003年之前，俄美两国各自拥有的核弹头总数不得超过3000-3500枚。虽然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但俄罗斯的让步比美国的要大得多。叶利钦竞然放弃“核均势”的原则，同意销毁作为俄罗斯核武库支柱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6)在对待独联体国家的间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这在与乌克兰处理黑海舰队的归属问题上以及与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划分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叶利钦曾表示，只要黑海舰队的分割问题不解决，他就不会访问乌克兰，俄乌两国也决不签署友好合作伙伴条约，而且还以停止能源供应和中断贸易往来相威胁。
2.全方位外交时期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俄罗斯国内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和抨击，俄罗斯领导人为此也做了相应的自我反省。首要原因是，虽然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很大让步，但从西方国家得到的所谓的援助却很少，即使他们提供一些援助，对俄罗斯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是口惠而实不至。以布什当年许诺的那240亿美元为例，美好的一揽子计划全成泡影，使俄罗斯大失所望。从此俄罗斯由渴望得到援助转变为对西方的无奈和不满。另外，政治上俄罗斯也没有获得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伙伴地位；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凡此种种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关于外交政策的激烈争论，鉴此，俄总统不得不对自己一味亲西方的严重失衡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