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之我观

“攘外必先安内”之我观一、普遍看法记得在中学阶段的历史课上，在学习到近代史的时候，就感觉特别不爽，天朝上国的康乾盛世一去不复返，任由欺凌，丧权求和却屡屡上演，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仅会理解自己的失落，还会理解给我们带来失落的晚清王朝。

每个朝代都有盛极而衰的时候，你不可能期待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能做出什么扶大厦于将倾的惊人之举。

李鸿章，慈禧的行为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之举罢了。

时间推进到北伐时期，蒋介石开始崭露头角，记得课本上描述最多的就是蒋如何排挤打击共产党，如何篡夺国民党党政军领导大权，什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

至于北伐的过程说得比较简略，而且还列为非考试范围。

之后的反革命政变，课本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血淋淋的图片。

之后的九一八事变，蒋的不抵抗，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西安事变蒋被迫抗日，抗战期间发动皖南事变，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从而得出蒋采取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这就是我们课本上对蒋介石的描述。

国人认为，晚清屈辱求和我们已经够容忍的了，那时是旧式军队，战斗力差，最重要的是官员烂了，人心散了，你让他战胜列强实非人力所能为。

而蒋的军官都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新式将领，而且拥有战斗力强大的德械师，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几个师是接近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

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而就是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面对日本侵占东北、占领华北时，却连所谓的抵抗都没有，（你可以说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不断，蒋需要保留实力，然而在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部队被收编，成了光杆司令；李宗仁的桂系大部被歼，奄奄一息；阎锡山也是损失惨重，其他各省的小军阀对蒋已无太大威胁，因此保存实力，威慑其他派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反而从1930年11月开始对红军展开重重围剿。

国人普遍认为，清政府那么虚弱还跟日本人干了一仗，蒋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别说抵抗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还振振有词地说“攘外必先安内”。

总之，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蒋就是一个只看重手中的权力，毫无民族大义可言的人物。

以上用比较多的篇幅讲述了国人对蒋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实本该如此吗？记得在2005年4月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和平之旅以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我们熟悉的历史课本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新说法，从消极抗日到正面战场的变化，我发现课本上的历史是可以变的，也就是说课本上的历史不见得是真实的历史。

既然蒋是玩了命地抗日，那么他为什么在日军步步紧逼的时候还要死心眼地剿共呢？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二、理论基础崇祯11年（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向崇祯提出与清议和的建议，分析了当下的形势：“大明眼下国力虚弱，面对清军的袭扰和农民军的四处点火，如果要对二者同时打击，力量就分散，很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结果灭不了其中一个，却使大明的力量逐渐被消耗”，听完杨尚书的分析，崇祯也觉得有道理，而且这样顾此失彼的教训也不止一次。

崇祯6年（1633年）9月农民军近20万人被山西总兵曹文诏、援剿总兵左良玉、京营总兵王朴、三边总督洪承畴约10万人合围在河南武安，合围的民军里面都是大腕级的人物，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刘国能等，眼见就要把这些民军一锅端的时候，崇祯却把曹文诏20000多人调往大同，干嘛呢，因为这时皇太极正率领8万人攻打大同，崇祯不得不抽调兵力去防守大同，而就在合围的兵力减少之后，民军合力突围而出。

在明朝末年兵力有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类似这样的事情何止一次。

想到这里，崇祯深深的意识到议和的重要性，但是他在犹豫（犹豫什么呢？见下文）。

这时杨尚书在讲道理之后又摆起了事实，汉高祖在白登之围后，不得已通过和亲的方式与匈奴讲和，获得喘息之机，等来了武帝大破匈奴的战绩；光武帝刘秀不也是与匈奴议和，先搞定内部，再对付匈奴的吗？听完之后，崇祯深以为然，说等在朝会上听取群臣的意见后再做定夺。

朝堂上，当崇祯抛出这个议题后，大臣们反对的多，赞成的少，少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杨嗣昌。

反对一方以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最为激烈，一度痛骂杨尚书。

为什么都反对议和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1636年以前清朝自称国号为“金”，以作为历史上灭北宋与南宋对立的金朝的后裔自居，（史称“后金”）得续写祖上的辉煌啊，但是在于明朝作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原人民对金朝特别反感，一听说金国人来了，个个都打起精神，奋起反抗。

主要是中原人民对400年前的金朝奴役中原地区心有余悸。

那么这时谁要提出与金国（尽管当时已经叫“清”据说就是为了减少中原人民的仇视与抵抗才改的国号）议和，谁就是第二个秦桧，所以大臣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民族气节（可能内心根本不认同什么民族气节），群起而反对，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二是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作祟，我们自古都是天朝上国，威加海内，岂能向边塞蛮夷议和，太掉价了。

（崇祯的犹豫正在此）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他们宁愿沉醉于天朝上国的梦幻，却看不见或者装着看不见朝廷虚弱的现实，被连年灾荒折腾而引起的民变和人相食的恐怖场面。

可就是这种心态，断送了明朝的议和之路，也加速了明朝的消亡，难怪崇祯皇帝在遗书里有句“诸臣误朕”的悲叹。

那些反对的大臣们在6年之后，得知李自成攻入京城，四散逃离，惊慌失措之时，或许会死于李自成的刀下，那一刻，他们也许能够醒悟，这就是为自己一时的虚荣心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

蒋介石可以说对明朝的这段内忧外患的历史很了解，他深深地知道，明朝就输在对待内忧外患的策略上面，就在于两个拳头打人，导致力量分散，而且蒋还做到了以史为鉴。

每当有人向蒋提出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质疑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忘了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从历史教训中吸取过来的。

三、攘外？安内？从历史吸取的经验就一定是对的吗？不尽然。

日本人想入侵中国，看到“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肯定非常高兴；共产党看到“攘外必先安内”以后，肯定很气愤，强烈反对的，要是“安内必先攘外”该多好啊，这两种观点都是从对各自有利的立场出发的，很显然是片面的。

蒋当时是民国的最高统治者，那他怎么处理安内与攘外的关系才对他有利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蒋的方案有：1，攘外安内同时并举，2，先攘外后安内，3，先安内后攘外4，只安内不攘外，5，只攘外不安内，6，不攘外不安内，从逻辑角度来说，无非这6种情况，那我们一一分析一下。

第一种方案攘外安内同时并举，只要不是处于国力很强大的时期，采用这种方案无疑是自寻死路，左右开弓，忙都忙不过来，更别说要把对方打败，很显然不可取。

第二种方案先攘外后安内，这里涉及到内忧、外患哪个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大的问题。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两个人甲、乙，二人有仇怨，而且甲很暴力，并多次扬言要干掉乙，而且乙身患疾病。

这时乙可以有两种选择，先找甲商量，说：“大哥，我错了”然后塞钱，总之是通过各种手段与甲讲和，然后去治病，结果病治好了，和甲翻脸；乙还可以不去治病，直接和甲干仗，结果无外乎就三个结局：一是在和甲干仗的时候，病情加重，中途被甲打死，二是把甲打死了，但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后病发而死，三是和甲打平手，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病发而死。

通过我们的分析第一种做法是对乙有利的。

作为国家来说，内忧比外患对一个国家的稳定的破坏更大。

因此第二种方案是不可取的，相比之下，第三种方案是可取的；第四种方案只安内不攘外，这种方案，可以暂时稳定内部，但是一味对外忍让，妥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第五种方案只攘外不安内，你老窝都被别人端了，你还怎么攘外啊，不可取。

第六种方案不攘外不安内，坐着等死，这种做法是最不可取的。

因此，经过我们的分析，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角度，对蒋有利的方案，无外乎是先安内后攘外，只安内不攘外这两个方案。

四、和谈不成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可以说是极尽议和之能事，1933年与日军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1935年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放弃了华北主权。

但是好像蒋的议和效果不怎么好，议和反而使日军加快了侵略步伐，（道理很简单，看你好欺负）。

这里有个问题，今日的日军已不是昔日的关外清朝，当时关外清朝并没有入侵中原，推翻明朝的野心，为什么？没实力。

当时清朝的一贯做法就是瞅准时机，趁你家里乱，打你两拳，抢点干货。

这个时候，你和他求和，给他点农产品、牛羊牲畜，对他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时移世易，现在的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随后的甲午战争获取2亿白银的巨额赔款、日俄战争后把俄国从东北赶了出去，国力迅速增强。

日本这个国家可以说生存条件太艰苦，没办法，只恨苍天太不公啊。

日本70%是山地、丘陵，平原面积狭小，由于是个海岛，土地贫瘠，近代日本长期处于半温饱状态。

吃不饱饭，粮食产量又增加不了，少养孩子，减少吃饭的人倒还是可行的。

吃不饱饭，大家勒紧裤腰带也就算了，更郁闷的是地震频发，而且震级那是居高不下，1923年9月，东京发生里氏7.9级地震，造成142807人死亡，1927年3月，日本西部京都地区发生里氏7.3级地震，造成2925人死亡。

1933年3月，本州岛北部三陆发生里氏8.1级地震，造成3008人死亡，1943年9月，日本西海岸鸟取县发生里氏7.2级地震，造成1083人死亡………。

更让日本人心里不平衡的就是他的邻国-中国的东北，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这让日本不禁感慨，同样是人，这生存条件的差距咋那么大呢？而且同时日本看准最关键一点：国家混乱虚弱，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当然日本最担心的还是英美列强的干预与阻挠。

于是随着生存环境恶化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继大陆政策之后又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首相田中义一提出所谓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中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蒋的议和意愿不可谓不强烈，议和成本不可谓不高昂，连华北都给你了，但是日本好像无动于衷，像贪吃蛇一样，来者不拒。

这里有个问题，议和是双方的行为，必须同时符合四个条件：一是我方愿意和谈，二是我方要有和谈的行为，三是对方愿意和谈，四是对方遵守和谈约定，这四个条件，对于成功的和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而日本在日益膨胀的称霸东亚的野心的推动下，本来就不想和谈，即使跟你和谈了，也不会遵守约定。

没辙，违约了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何乐而不违呢？五、围剿不成很显然蒋那么极力促成中日和谈，就是想抽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以至于到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执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