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马克思大学期间（1835—1841年）学的是法学，之后又致力于历史和哲学研究。1842—1843年间，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莱茵省议会根据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们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林木盗窃法”。这项法律把贫民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拾取枯树枝的习惯权利，说成是盗窃行为，要予以严惩。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一侵犯贫民阶级物质利益的法律，只能从法学和哲学的角度加以抨击。过后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因贫困而破产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农民的贫困破产并不在于自然条件和个别官吏的失职，而在于整个国家制度。整个国家制度是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然而，他当时还无力对这种“客观关系”即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作出更深入的剖析。现实斗争中遇到的这些要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同时，在与奥格斯堡保守派报纸《总汇报》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也深感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共产主义思潮的产生及其性质作一探讨。接着，马克思在1843年对历史的研究中，搞清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认识到：“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发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也要求他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去。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首先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既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弗·李斯特、约·雷·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马克思还认

真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1月离开巴黎前夕，马克思已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作《巴黎笔记》。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文献。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神圣家族》（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合著）。

1848年欧洲革命前，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近5年的潜心研究中，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首先，马克思已运用由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得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结论。他已从社会总体结构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的研究层次；他认为，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此，“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第144页）其次，对商品、货币范畴作了初步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已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中，商品、货币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产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商品私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在货币中，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的颠倒和混淆，实质上是由“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在对商品、货币范畴的初步研究中，马克思已摒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忽视商品、货币范畴社会关系性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还认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成为“廉价的商品”是由于“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是由于“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这一论述已显露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思想萌芽。从商品范畴到劳动力商品范畴，再到剩余价值、利润范畴思想线索得到初步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内在联系已初露端倪。再次，马克思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利润和工资

范畴作了初步分析。马克思已区分了资本和资金，他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63页）马克思还证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占有、奴役和剥夺的结果。资本是以雇佣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是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占有和剥削而积累起来的。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还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本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0页）。

由于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一度中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1849年8月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一方面继续从事共产主义同盟领导机关的重新组建工作，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着手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研究，以实现他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夙愿。同时，移居伦敦，也有助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伦敦又是当时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是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有利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也使英国17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象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1923年李嘉图逝世后，围绕着斯密、李嘉图学说展开的热烈的理论争鸣，预示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50年代的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心。这种现实的经济环境和理论争鸣的氛围，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读了可能发现的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学文献。这时，马克思研究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说史问题，还深入研究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现实经济问题，还研究了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相关问题。到1853年底（其中主要是1851年），马克思已写了包括24个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