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之真情论

袁枚“性灵说”之真情论

袁枚（1716－1797）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清代诗坛影响巨大。

（《清史稿》）中说：（袁枚）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第9卷第4期）郑艳玲麻玉霞在《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中说道：“袁枚在《答曾南村论诗书》中指出：“提笔先需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把真情作为创作之源，又在《随园诗话》卷五中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诗史：“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因此，袁枚的“性灵”倾向于人之灵动的情感、禀赋，即强调“情”。

（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马杰的袁枚“性灵说”的是以追求中提到）袁枚所说之“性灵”不仅指“情”或“性情”,而且指“灵机”。

而（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长泉在以真达情——袁枚抒情诗的特色）中写道：做诗要有情,情之有无是诗之先决条件。诗是情的产物,情的表现,要“自把新诗写性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有意识地为政治需要,为炫耀学问或为其他种种目的去写诗。情与真密不可分。（燕山大学学报郑艳玲，麻玉霞在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中写道：真情是人内心感情，是文学之源，只有抓住诗歌的这个本质特征，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诗歌来，因此他反对虚假之作：“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其《续诗品·葆真》就说：“伪笑佯哀，吾其忧矣：”其《随园诗话》也批评王士祯“喜怒哀乐之不真”。可见，袁枚倡导的性灵说，其核心就是强调诗人真实感情的表达。

（2005年12月份的求索中马杰和龚建平在袁枚个性思想对性灵

说的影响）中说道：袁宏道所说的“性灵”主要指“性情”或“情”。他认为作家内心必须首先有一种不可阻遏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激动着他,使他迫不及待地欲把这种情感舒发出来,以求内心的畅适。中郎描述此种情景是:“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在《叙小修诗》中,他称赞小修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可见袁宏道的“性灵”主要是指“情”或“性情”。他要求作家要把自己的心灵世界毫无遮蔽地展现出来,任自己的情

感无拘无束地自由流露,使读者从中享受到文学的率真自然之美。但是,他却忽视创作主体的艺术才能的作用,这在袁枚的诗论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其次是性情的独特性。（2006年9月号下旬刊张文萍的天真自是一家言——袁枚“性灵”说简论）中说：袁枚认为写诗要表现独特的个性，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当代其他人。他主张诗要独创、争新，“自把新诗写性情”。然而人之性情、遭际各不相同。诗人只有把自己独特的遭际、个性、感受表现出来，才能妙心独运，笔性灵巧，写出富有新意的篇章。为此，他强调写诗必须“有我”、著我”“为人，不可以有我。……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抄袭敷衍之弊大。”有人无我，是傀儡也。”《诗话》卷七“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续诗品》）“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诗话》卷十“有我”、著我”就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就是要写出自己独具的性情，表现出自己的艺术个性。要“出新意，去陈言”、精心独运，自出心裁”写出迥不犹人、富于个性的作品。对那些缺乏独创精神现象，袁枚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抱杜韩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之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

（郑艳玲麻玉霞在《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114页）中说道：“最后，性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肯定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并给予歌颂。他说：大抵情欲之感，圣人所宽，人欲所在，即是天理。燕山大学学报郑艳玲，麻玉霞在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中写道：因为“欲”是情感的一部分，所以男女相悦是人的自然情感，无法抗拒，所以“好色”就是天理：“好色不必讳，不好色尤不必讳，人品之高下，岂在好色与不好色哉。””湖南工程学院学报晏萌芳，裴香玉在论袁枚性灵说情感理论的自然主义偏向中写道：只要诗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随园诗话》卷三·第十七）就是“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基于此认识，袁枚不避讳当时伦理忌讳，大量创作，评述艳情诗，并因此受到时人的非议，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2期李剑波的试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意义）中说：袁枚的性灵说强调抒写人的真性情，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肯定人情人欲的合理性，他把表现人情，包括男女之情，作为文学的中心内容。认为艳诗，宫体也是诗中一格，有其自身价值，不可排斥。

（李哲理在袁枚“性灵论”探微）中说：““性灵挥洒古今空”。袁枚以“性灵”为旗帜，名震乾嘉一代诗坛。其所力持的“性情”“童心”“天赋”“天籁”“生命力”等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袁枚和他的“性灵说”必将日益凸显出其在诗歌理论中的独特的价值。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长泉的以真达情——袁枚抒情诗的特色）中写道袁枚以真达情,是他的抒情诗的突出特色。他的抒情诗中,既有“春宵一梦长”的婉转缠绵,也有“丧因在室悲”的怒斥,无论是含蓄不尽,还是发泄无余,都源于他抒写的性情之真。真”与“情”构成了袁枚抒情诗的两大基石。“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袁枚继承了公安、竟陵一脉相传的“独抒性灵”的理论,并且将之大量实践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论是进步的,他的诗实践了他的诗论,因而也是进步的。袁枚身上毛病固然不少,但他是较敢于暴露自己的。比如公开承认自己好名、好财、好色,明显带有市民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色彩。他追求的那种真诚得近乎天真的情感,继承了明代李贽的表现“赤子之心”的文艺思想。以“真”以“情”为标准,他对那种不暴真性,不见真情的创作极为鄙视。他抨击宗唐宗宋的复古派,“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又抨击做“学问诗”的肌理派“填书塞曲,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对王士祯的神韵派也有批评,“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袁枚的抒情诗,其“真情”多指个人遭际,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个人遭际的真情有些是道学家们耻于下笔,不敢下笔的。从反道学的角度看,以真达情就是他的抒情诗的主要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据（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黄红日的绝地通天一支笔，请看依傍是何人——论袁枚性灵诗论特征）中：袁枚提倡的性灵说,从诗歌创作的本质论出发,强调文学作品是性情的表现;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论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个性、才几方面的要素;从诗歌创作的本体论出发,强调艺术形象的灵活、动、趣;从诗歌创作的鉴赏论出发,强调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就涉及到了创作动力、术构思、品的审美特征、作品的美感作用等诗歌创作的几乎所有主要环节,可以说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理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中

各种具体观点也并未脱离理论核心。袁枚其人、诗、论,对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对袁枚性灵说——真情论的研究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