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文字考释四篇

古玺文字考释四篇
刘洪涛
【摘要】本文由考释古玺文字的四个短篇组成。

第一篇根据古文字“又”的不同写法，考释《玺汇》0434、1525、2018等号用作人名的“度”字和《玺汇》1316号用作人名的“曼”字。

第二篇通过考察古文字“朿”的不同写法，考释《玺汇》0511号用作人名的“迹”字。

第三篇运用延伸笔画等形体特点，考释《玺汇》3479、3755号的“ ”字。

第四篇运用省写特点，考释《玺汇》2193、2194号及《珍秦斋古印展》23号的“”字和《玺汇》4120号的“浟”字。

【关键词】古玺；考释
一、释两个从“又”之字
古文字“又”象侧面的手形，由两笔组成：表示两侧手指的部分写作一笔，表示中间手指和手臂的部分写作一笔。

这两笔本来都作曲笔，但由于改变笔势等原因，战国文字中的“又”可以变化出以下几种写法：
a、表示两侧手指的笔画作曲笔或V字形折笔，表示中间手指和手臂的笔画或作曲笔，或作直笔。

例如：
清华《保训》8“又”
a
1
郭店《成之闻之》27“及”《货系》2193“皮”
a
2
b、表示两侧手指的笔画拉直变作一长横，或又变作一短横，表示中间手指和手臂的笔画或作曲笔，或作直笔。

例如：
b
郭店《语丛二》11“静”上博《武王践阼》2“曼”
1
上博《天子建州》乙本6“”①
《货系》4209“爯”《玺汇》0152“”
b
2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2011年度博士生学术新人奖的资助。

【作者简介】刘洪涛，男，1983年2月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201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家浩先生。

现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与古文献学。

（江苏徐州 221007）①这种写法的“又”字，看赵平安：《上博简释字四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第206-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上博《鲍叔牙与隰朋之谏》3“亩”
c 、表示两侧手指的笔画由一短横变作一点，表示中间手指和手臂的笔画或作曲笔，或作直笔。

例如：
c 1
郭店《五行》37“尃” 郭店《语丛二》5“尃”
c 2 《玺汇》0290“榑” 《玺汇》1329“友”①
d 、上述各种写法的“又”字的书写方向可以作出很大的改变。

例如：
d 1
《玺汇》5186“事”
d 2 《玺汇》2529“癹” 郭店《穷达以时》6“相”
d 1写法相对于a 1写法大约向左旋转了180度角，d 2写法相对于b 2写法大约向左旋
转了40度角。

古文字“力”也写作两笔，跟“又”字的区别仅在于笔画走势的不同，二字的变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请看：
《集成》11545“（胜）”
《集成》11653“（胜）”
《玺汇》3362“男”
因此，“力”字的形体变化可以作为“又”字形体变化的参照。

在掌握战国文字“又”的上述各种形体变化之后，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古玺印中未被正确释出的两个字。

第一字我们用字母A 代表，见于《玺汇》著录的0434号“王A ”、1525号“孙A ”和2018号“A ”三枚三晋系姓名私玺：
A
A 也见于《集成》11561号十一年蔺令矛铭文：
旧有“石”、“辰”、“矺”等不同释法。

② 按此字主体部分作“石”没有问题，而右下部分后二形同b 类写法的“又”字相同，前二形把所从一短横变作一点，同c 类写法的“又”字相近，所以也应该是“又”字的变体。

这种写法的“又”字
① 这种写法的“又”字，看汤馀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第50-51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173页，中华书局，2001年。

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97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523、1532页，中华书局，1998年。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1467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592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冯胜君教授），2009年。

搭在“石”字所从的横画之上，跟上引上博竹简《天子建州》乙本6号“”字相似。

古玺印中有下引二字：
《玺汇》3222 《山东新出土古玺印》002①
一般释为“”和“取”，其搭笔方式与上揭A亦相近。

按古文字“度”从“又”从“石”声，因此A应该释为“度”。

“度”字在这三枚古玺和上揭十一年蔺令矛铭文中皆用作人名。

古人常以“度”为名，如汉印中有“李度”、“司马度”等。

②
第二字见于《玺汇》著录的1316号三晋系姓名私印“成B”。

印文中用B表示的字原作下引之形：
B
旧或缺释，或释为“”。

③我们认为，此字应该释为“曼”。

三晋系文字“曼”一般作下引之形：
《货系》1210“鄤”
《玺汇》著录的3405号印也是一枚三晋系私印，由于印文不是很清楚，一般都缺释，只有施谢捷先生释为“□曼”。

④这枚印较早著录于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中，⑤印蜕比较清晰，我们把它揭示于下：
可知施先生所释正确可从。

印文用作姓氏的字我们原释为“汵”，蒙李家浩师和施谢捷先生相告，应是“（苏）”字。

三晋系古玺中还有下揭之字：
C 《玺汇》4085 《玺汇》1749
D 《玺汇》1748
一般把C释为“ ”，把D释为从“日”从“ ”之字。

李家浩师把C释为“宪”，把D释为“”。

他说：
①赖非主编：《山东新出土古玺印》，第1页，齐鲁书社，1998年。

②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140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③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1559页。

④施谢捷：《〈古玺汇编〉释文校订》，《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第6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⑤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第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汉魏以来俗字“宪”作“”，从“冒”从“心”，见汉《夏承碑》、北
齐《赫连子烷妻闾炫墓志》、唐《王烈墓志》、敦煌卷子《正名要录》和《干禄字书》等。

《干禄字书》、《龙龛手镜》“幰”、“䧮”二字所从“宪”也写作“”。

根据“宪”字的俗字写法，把《玺汇》4085号之字释为“宪”应该是正确的。

古文字“宪”为什么会写作从“冒”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是古文字“宪”字所从声旁“”与“曼”字所从声旁“冒”形近易讹，
如汉印篆文“曼”字所从声旁“冒”或写作“宪”字所从声旁“”，可以
证明这一点。

二是“宪”、“曼”二字古音相近。

上古音“宪”属晓母元部，“曼”属明母元部，二字韵部相同，晓、明二母关系密切，如“每”、“勿”
二字属明母，而从“每”、“勿”得声的“悔”、“侮”、“忽”、“笏”等属晓母，即其例子。

因此可以把写作从“冒”的“宪”看作从“曼”省声。

大概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宪”或写作从“曼”省。

①
其说甚是。

这两个字也都是从“曼”之字。

把《玺汇》1316号B同“鄤”、“曼”、“宪”以及“”字所从之“曼”比较，可知也应释为“曼”。

其字上部所从之“”即“冃”字，跟上引《玺汇》1749
号“宪”字、1748号“”字所从之“冃”写法全同，唯中间笔画断开，应该
是由于印文磨损造成的，并非本来如此。

下部所从之“”应释为“又”，是上
写法的“又”字。

从字形来看，这个字跟上引《集成》11545号“胜”字所引d
2
从的“力”字形更近，也有可能是“力”字。

不过从文字系统来看，这里是代表“又”字的。

中部所从之“”应是横写的“目”字，当是把“目”字所从的封闭笔画写断开的结果。

请看下引“”字的不同写法：
《陶录》2·662·2 《陶录》2·75·1
此字为何琳仪先生所释，他认为“”是“矕”字的异体，②可从。

“”与“矕”字后一形所从之“目”的写法相同，可证也是“目”字。

《玺汇》1316号B写法的特点是不用曲笔，所有曲笔都改作直笔，如把“又”字所从曲笔拉直写作，把“冃”字所从弧形笔画写作方折笔画。

“目”字外廓本作弧形曲笔，这样才能①李家浩：《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8月。

将刊于郭锡良、鲁国尧主编《中国语言学》。

②何琳仪：《古陶杂识》，《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第77-78页。

与下部的一横相交组成封闭的笔画。

但改作直笔后要与下部的一横相交，势必要写得更长一些，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在玺印印面的狭窄空间里，这不仅不容易做到，还会影响字形的美观，因而才会变作现在这种写法。

弄清楚“目”字为什么会如此写，B应释为“曼”也就可以肯定下来。

古人常以“曼”作为名字，如汉印中有“定曼”、“张曼”、“伺曼”、“周曼”等。

①
二、释迹
《玺汇》著录的0511号印是一纽燕系姓名私玺，印文中有下引一字：E
《玺汇》原释为“达”，何琳仪先生释为“”。

②我们认为，E应该释为“迹”，其所从是“朿”字的变体。

古文字“朿”一般作下引之形：
《集成》4216“迹”《集成》2653“责”
战国文字在这种形体的基础上，又变化出以下几种不同写法。

第一种写法见于晋系文字、楚系文字和齐系文字，主要是把所从H形构件变作形或形，这一点是林沄先生最早指出的。

③例如下引诸字所从之“朿”：晋系：《集成》11564 《玺汇》1730
楚系：包山楚简168 郭店《忠信之道》1
齐系：《陶录》3•139•1 《陶录》3·144·4
第二种写法见于秦系文字，主要是把所从H形构件变作∧形。

例如下引二字所从之“朿”：
睡虎地《秦律杂抄》5 《秦印文字汇编》236页④
“朿”字所从H形构件的上部和下部两个构件都作∧形，H形变作∧形应该是受到二者影响而产生的同化现象。

或把下引“迹”字改释为“逑”，是不正确的：⑤
诅楚文
①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136页。

②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868页。

③林沄：《释古玺中从“朿”的两个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468-469页，中华书局，1992年；收入《林沄学术文集》，第10-1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④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⑤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99页。

这种写法的“朿”字再把所从本来出头的竖笔写作不出头，就会变作“亦”字形。

例如下引二字所从之“朿”：
《玺汇》5569 睡虎地《效律》60
《说文》“迹”字正篆从“亦”，就是这种写法的“朿”字之变。

这是一种收缩笔画的形体变化，相似的例子下文还会举出一些，可以参看。

第三种写法也见于秦系文字，主要是把所从H形构件变作M形。

例如下引三字所从之“朿”：
《珍秦斋藏印·秦印篇》290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二）》48
《古文字谱系疏证》2074页引秦印（疑此为上字不准确之摹本）
相似的例子如：
帝：《集成》49 《集成》5392
方：《集成》4302 《新收》1607
录：《集成》9731 《集成》2662
次：《集成》2648 《集成》10174
在这种写法的基础上再把所从竖笔写作不出头，就会变作“夹”字形。

例如：
睡虎地《封诊式》67“迹”
睡虎地《日书》甲35背“刺”
写作“夹”字形是秦系文字“朿”字的特征，或把下引齐系文字的“夹”也释为“朿”，是不正确的：①
《陶录》3·391·3
第四种写法是第三种写法的进一步变化，除像第三种写法那样把所从H形构件变作M形外，还把最下边的∧形构件也变作M形。

这跟第二种写法一样，也是受到字内其他构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同化现象。

例如下列“渍”字“责”旁所从的“朿”：
《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45页图111“阴渍”印
《说文》肉部“脊”字篆文作：
①王恩田：《陶文字典》，第191页，齐鲁书社，2007年。

分析为从“肉”从“ ”。

刘钊先生和黄德宽先生都指出，所谓“ ”是“朿”字之讹。

① 其说甚是。

这种写法的“朿”，也是本文所说的第四种写法的“朿”。

在掌握上述“朿”字的不同写法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E 。

E 所从上部作∧形，中间和下部都作M 形，这跟上引“渍”字和《说文》“脊”字所从之“朿”旁写法完全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竖画之上有一点，这是赘加的羡笔，古文字习见，无庸举例。

因此，E 所从应是第四种写法的“朿”字，其字应释为“迹”。

《玺汇》0511号印文为“王迹”，“迹”用作人名。

古人有以“迹”作为名字的，例如《玺汇》4080号“马帝（适）迹”姓名私印。

三、释“ ”
《玺汇》著录的3479号“□F 1政鉨”和3755号“刑F 2蔖鉨”两枚齐系私玺
中，用F 代表的字分别作下引之形：
F 1 F 2
《古玺文编》把二字分置在附录第571页第二栏和第430页第一栏，认为是不同的字。

② 吴振武先生认为它们是一字之异体，都释为“倮”。

③ 《战国文字编》把它们都收在附录336号，也认为是同一个字。

④ 汤馀惠先生把F 1释为“僵”，把
F 2释为从“木”从“僵”之字。

⑤ 何琳仪先生把F 1释为“疆”，把F 2释为“倮”。

⑥ 孙刚先生、张振谦先生也把F 1释为“疆”，但把F 2释为“”。

⑦
我们认为，吴先生和《战国文字编》的看法是正确的，F 1、F 2应是同一个字。

不过这个字应该
既不是“倮”也不是“僵”，而是“ ”。

古文字往往把字形下部的∧形笔画写作“个”字形，也往往把字形下部的“个”
① 刘钊：《〈说文解字〉匡谬（四则）》，《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第354-35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黄德宽：《古文字考释二题》，《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76-27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罗福颐主编：《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
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32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④
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1071页。

⑤
汤馀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85、86页。

⑥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639、846页。

⑦ 孙刚：《齐文字编》，第356、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张振谦：《齐系文字研究》，第369、175页，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黄德宽教授），2008年。

字形笔画写作∧形。

① 前者的例子如： 文：
《集成》260 《集成》4321 矦：
《集成》10159 薛侯壶 异： 郭店《语丛二》52 郭店《语丛三》3
后者的例子如： 曹：
《集成》9688 《集成》9687 寑：
《集成》5379 《集成》10029
李： 《集成》2832 包山133
因此，F 1、F 2应该是一字的异体，前者下部所从不是“土”字，后者下部所从也
不是“木”字。

战国文字“鼻”或作下引之形：
《玺汇》3624 《玺汇》2566
《玺汇》3689 郭店《五行》45
第一、二两形为较原始的写法，第三形从“肉”，应是后加的意符，其所从“畀”的上下两部分写断开，下部一横变作曲笔，左右两侧又加了对称的羡笔，第四形所从“畀”上部变作“田”字形，下部省掉一横，左右两侧也加了对称的羡笔，都是其变体。

F 1右旁从“人”，左旁的下部与“鼻”字第一、二两形所从“畀”
写法相近，唯上边作“田”字形，与第四形所从“畀”字写法相同。

F 2右旁也从“人”，左旁的下部作“果”字形，除上文所述把所从∧形笔画写作“个”字形外，还跟上引“鼻”字第三形一样，把所从一横变作曲笔，写作“木”字形。

由此可见，二字左旁的下部都应是“畀”字。

从文字的系统出发，我们认为二字左旁上部所从的“田”字形是“自”字之变，这两个字都应该释为“ ”。

“自”变作“田”字形，当是受到“畀”字所从“田”字形的影响而产生的同化现象。

具体来说，主要经过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一是“自”字所从的∧形笔画上移，使它笔画的最下部同其下U 形笔画的最上部相搭，又连作一笔，成为封闭的圆弧形笔画，变作近似“目”字形或“日”字形。

例如： 自：《集成》4609.1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44-2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辠：《玺汇》1209 《玺汇》3252
楚公钟“自”字作：
所从∧形笔画虽然已经同U形笔画相搭，但还没有连成一笔，正是上述变化的中
间环节。

古文字“自”中间一般作两横，或省一横作“”，上引《玺汇》3252号“辠”字所从之“自”即是从这种写法变过来的。

F所从中间作一横，也应是由这种写法的“自”变过来的。

《说文》认为“鲁”、“者”二字皆从“（自）”，这是不对的。

从古文字来看，它们都应该从“口”。

“口”字或把所从一横变为∧，①又在中间加一横画，就会变作“（自）”字形。

战国文字“鲁”、“者”二字或作下引之形：
《山东出土金文集成》672 《陶录》2•61•3
也是相似的变化，它们可以互证。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文字“自”的隶变过程主要就是经历这种形体变化的过程。

我们举两个“鼻”字的例子：
《秦印文字汇编》68页
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54
前者作“目”字形，如果再省掉一横作“日”字形，就跟F所从的变化相同了。

二是“畀”字的竖画向上贯穿到变作“日”字形的“自”字之上，使之成为“田”字形。

同类的现象如：②
冶：《集成》10257 《集成》10328
祝：侯马盟书156：24 同前156：26
嗀：《陶录》4·203·2 《陶录》4·103·1
前面所说∧形笔画变作“个”字形，也是竖画贯穿的现象，彼此可以互证。

古陶文“嚊”字或作：
《陶录》3·656·4
所从“自”的中间多出两竖笔，显然是受到“禀”字等的影响而产生的类化现象，
①李家浩：《燕国“洀谷山金鼎瑞”补释》，《中国文字》新廿四期，第71-76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48-1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43页。

二者的变化有相通之处。

写作封闭圆弧形的“自”字跟黑白之“白”形近。

战国文字中从“白”之字或作下揭之形：①
《玺汇》2152“ ”《玺汇》4745
《中山王器文字编》26 《玺汇》4743
从中可以看到下部所从竖笔逐渐贯穿“白”字的过程，第三形的变化可以说跟F
几乎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把F
1、F
2
都释为“ ”，应该是可信的。

“ ”字在这
两枚玺印中都用作人名。

四、释
《玺汇》著录的2193号“G余”、2194号“G㭪”两枚齐系私玺中，用G代表之字作下揭之形：
G
此字左旁从“邑”，右旁吴振武先生认为从“弓”。

②学者或从之，③或不从。

④按古文字“人”、“尸”、“弓”三字形近易混，此字右旁更像是“人”。

而“人”下有一短横或两短横，跟一般的羡笔也有所区别。

《珍秦斋古印展》著录的23号印是一枚三晋系古玺，裘锡圭先生把印文释为“馆”。

“”字原文作：H
裘先生考释说：
与为一字、乃“夷”字古文，见《汗简》《玉篇》。

字当以夷声。

此印如为私印，当为姓氏，如为官印，疑当读为邸。

夷氏古音极近。

《史记·范睢传》：“敝衣间步之邸”，《正义》，“刘云诸国客馆”。

《汉书·卢绾传》：“舍燕邸”，颜师古注：“诸侯王及诸郡朝宿之馆在京师者谓之邸。

”⑤
从字形来看，H所从的所谓“”，同上揭G应为同一个字，只是偏旁的位置不
①汤馀惠：《关于全字的再探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第218-222页，中华书局，1989年。

附带说一下，《程训义古玺印集存》1-154号印印文为“柏里遒”。

“柏里”即复姓“百里”，郭店竹简《穷达以时》7号作“白里”。

“柏”所从之“白”与《玺汇》2152号“ ”字所从之“白”写法相同，原误释为“相”，以为是复姓“相里”，使一条宝贵的复姓资料未能得到正确认识。

②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179页。

③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425页。

孙刚：《齐文字编》，第177页。

④张振谦：《齐系文字研究》，第431页。

⑤萧春源：《珍秦斋古印展》，澳门市政厅，1993年。

同。

古文字常在从“邑”之字的形体上再加一个“土”旁，①所以G与H应为一字之异体。

不过我们认为，它们并非“”字，而是“”字的省体。

古玺印中从“攸”之字或作下揭之形：
《玺汇》1946“攸”《玺汇》2289“莜”
G的右旁和H的左上旁跟上引“攸”字和“莜”字所从之“攸”的左旁写法十分相近，只是“人”形下或作一短横，应该是一种省体。

古文字中有“攸”省掉右旁“攴”的例子，见于下引楚简文字：
第一、二两字见于包山1号木牍，应释为“攸”和从“糸”从“攸”省之字，后者即“绦”字异体。

第三字见于包山楚简269号，应分析为从“羽”省从“攸”省，即“翛”字异体。

第四字见于上博竹简《昭王与龚之脽》9号，应释为从“言”从“攸”省之字。

②《玺汇》4120号有下揭之字：
吴振武先生释为“”，③王爱民先生释为“㲻”。

④按应释为从“水”从“攸”
省，即“浟”字。

由此可见，无论是独立成字还是作为偏旁，把“攸”字所从之“攴”省掉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此，上揭齐玺G和晋玺H的上旁应该分析为从“邑”从“攸”省，二字为“”字的异体。

上揭两枚齐系古玺的“”字都用作姓氏。

包山楚简88号有下引一段话：八月壬午之日，楚斨司败攸须讼阳路斨邑军、，以反其官。

⑤
“攸”、“”二字从徐在国先生释，他指出此二字在简文中用作姓氏。

⑥可见古
人有以“”为氏者。

包山简用作姓氏的“攸”、“”二字写法不同，很可能并
①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16页。

②李家浩：《包山楚简的旌旆及其它》，《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第377页，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259-260页。

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第63页。

何有祖：《上博楚竹书（四）札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4月15日。

刘洪涛：《读上博竹简札记两则》，《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三辑，第85-86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

③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207-208页。

④王爱民：《燕文字编》，第172页，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冯胜君教授），2010年。

⑤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图版三九，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⑥徐在国：《包山楚简文字考释四则》，《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78页。

不是同一个姓氏。

前者很可能就是《路史》所记载的召公之后的攸氏，后者应是以地名为氏。

上揭两枚齐玺的“”应该也是以地名为氏，但同包山简的“”未必是同一姓氏。

上揭三晋系古玺的印文为“馆”，如果是私玺，则“”也
用作姓氏。

如果是官玺，则“”可能是地名，待考。

从《玺汇》2443号“郭
馆”私印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这个氏同上两个氏也未必有关。

汉印中有修氏、条氏等，①它们同这三个氏是否有对应关系，以及有何种对应关系，现在还无法回答。

①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185、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