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汉字进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唐兰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汉字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意义重大。《中国文字学》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1]，全书共三十一节，分属五大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详细地阐述了唐兰先生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定义和研究对象、文字的起源和形成、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变以及文字的变革等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汇集了唐兰先生毕生研究汉字的心血，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文字学理论体系，对我们当代文字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我们看来，唐兰先生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论述是相当完备的，他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文字学研究状况都作了介绍，就算是文字学研究的衰微时期如六朝的明朝他也谈及，可以说做到了详略得当、仔细完备。最为可贵的是，唐兰先生在论述文字学历史的同时，还兼容同期与文字研究息息相关的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发展，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字学历史发展动向，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字学历史脉络，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观念，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字学无疑具有极好的入门作用。

然而，《中国文字学》对中国文字学历史的阐述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它没有建立自己完整严密的文字学历史体系，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文字学历史的论述虽然详略得当，但很散乱；其次，唐兰先生忽略了对近现代文字学研究历史的论述，尽管他也谈及了一些近现代文字学者及其研究，如王国维，罗振玉，商承祚，容庚等，但极不全面，只是偶然提及；第三，唐兰先生对某些具体时代的研究状况和研究者的评价有失公允，例如王国维，虽然他在文字学的主要贡献是对甲骨文的资料整理，但依据卜辞和文献，他系统地考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并从不同世次的称谓划分卜辞的时代，对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和研究，更有重大的发明和成就[2]，他在文字学的成就，决不仅仅如《中国文字学》所说“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也研究古文字，但没有系统”。[3]

（二）中国文字学的定义及其地位

中国文字学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前面已经说到，中国文字学的研究早在公元前就已展开，但中国文字学真正有“名分”的时期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把文字学定名为小学，隋唐以后原来专指文字研究的小学又加入了音韵学和训诂学，并且一直延续，直到清末的章太炎才将小学改成为语言文字学。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字学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正确的学科定位。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所以西方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语言文字研究。而在中国，语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两

码事。基于此，他主张中国文字学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学科，应该独立于中国语言学，并将其命名为“the science of characters”。

在先秦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的语录体著作如《论语》、《墨子》、《孟子》等记载的对话与当时的口语几乎是吻合的。秦汉以后，当时的文人已经很难读懂先秦的文献典籍，原因除了两个时代的文字已有不少的差异外，还在于当时的文字与语言已有很大的出入。到了隋唐，当时的人就连秦汉时期的著作都已无法完全读通。由此可见，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本就不应该作为不同的研究对象，现在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由此可见唐兰先生的这一见解是极具远见的，它不仅确立了文字学在中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文字学在世界的地位。

（三）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汉字都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字形；一是字义；一是字音。我国传统语言学一直是以语义的研究为出发点，又以语义的研究为落脚点的[4]，其范围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而三者又一般以训诂为主，文字和音韵很多的时候是作为训诂的工具。正因为此，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字学研究都是兼形音义为一体。中国古代文字学最有影响力的《说文解字》就是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

义和辨识声读的文字书，如《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

白声；走部中的（趣）：疾也，从走取声[5]。自从许慎以后，中国历代文字学研究者都大体沿袭着他的研究方式，很少有大的创新和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

对于文字学将形音义合并研究的状况，《中国文字学》指出，文字学应该把研究内容放在字形，把字义、字音即训诂和音韵送出，因为在唐兰先生看来：“中国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6]

唐兰先生的这一主张除了明确中国了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外，更进一步确立了文字学和语言学相互间的地位，这是难得可贵的。但是文字与语言间的联系千丝万缕，这又是无法忽视的。研究文字字形，尤其是古汉字的字形，训诂和音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仅从字形研究文字有的时候常常会望文生义，如许慎把“士”解释为“推十合一”，把“王”解释为“一贯三横”，王安石把“波”字解释为“水之皮也”。所以，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固然要以字形为主，但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字形、字义和字音三者的内在规律，这一点在研究古汉字尤其重要，正如丁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得。其形、音、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研究古文字，既应注意每一个本身的形音义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又应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7]

因此，我们认同唐兰先生以字形作为文字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字音和字义，这是由中国文字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关于文字的起源和发生问题

几乎每一部汉子研究的论著都会对文字的起源和发生问题进行探讨。汉字的起源和形成一直是文字学界争论不已的话题，由于年代久远，可提供研究的史前实物不足，再加上历代典籍文献众说纷纭，能提供的信息也不丰富，我们对汉字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只能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论证和猜想。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同，历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早在中国古代，许多文字研究者就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讨论，但他们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传说阶段，而且莫衷一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早涉及文字起源的是《易经·系辞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到了战国末期，诸子百家著作如《荀子》、《韩非子》等又提出了仓颉造字说，而后的学者都继续沿袭和发展这些说法，如许慎《说文解字序》：“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始造书契。”[8]刘勰《文心雕龙·练字》：“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仓颉造之，鬼哭粟飞；皇帝用之，官治民察。”[9]到了宋朝以后，郑樵在《六书略》中又提出“始一成文”说。总而言之，在文字起源和发生这一问题上，古代文字研究者似是而非，大体都停留在结绳造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八卦成书说等传说阶段。

在《中国文字学》中，唐兰先生对这些文字起源传说一一加以否定。在他看来，结绳只是记事方法，还未达到文字的阶段，仓颉造字只是文人一厢情愿，至于八卦成书说则更无根据，古代的八卦只是古人算筹布爻，不是文字的取材。对于文字的起源和发生

六书者，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郑众《周礼注》）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打破了中国文字学研究千余年来的六书框架，这种大胆创新的学术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对文字学理论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唐兰先生的三书说理论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足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其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我们认为其主要的问题有：

（一）忽视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环节，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字的发展趋势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前面已经说到，中国文字起源于图画、契刻等原始记事方式，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不同地域间的联系加强，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原来用来记事的文字画、契刻符号等被人们用于记录相应的语言，文字和语言一一对应的关系确定，文字才真正形成。时代的进步对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便在现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他们在已有的文字上采用表音的方法，借用某个字或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来制造假借字[15]，从现有的甲骨文看，图画文字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假借字所占的百分比较大，可见在当时假借已是很常用的一种产生新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