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矛盾纠纷的成因及化解对策

当前矛盾纠纷的成因及化解对策

——杭锦旗司法局陈再军

当前，社会稳定不仅是各级领导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影响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进一步整合基层维护稳定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一、当前矛盾纠纷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是表现类型增多。矛盾纠纷已由婚姻、家庭、邻里、赡养、损害赔偿、生产经营等常见性、多发性的传统纠纷扩展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土地承包、房屋宅基地、劳动争议、干群关系、涉法涉诉、医疗保险、安全生产事故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二是主体逐渐多元化。过去基层矛盾纠纷主体多为个人，现在矛盾纠纷主体可能是个人、集体、村委会，甚至是基层政府或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特别是体现在当前的征地拆迁和城镇拆迁改造方面。

三是诱因更为复杂。因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利益调整、观念冲突等原因，导致社会矛盾更加广泛多样和复杂。

四是反复性更大。许多群众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诸多矛盾纠纷全部聚集到政府及信访部门，造成信访部门门庭若市，法院门庭冷落的被动局面。据统计，全国2010年信访总量12500万件，而法院受理行

政案件总量仅为13.5万件,出现了信“访”而不信“法”的现象，涉法案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五是群体性纠纷愈加突出。拆迁安置、征地补偿、草牧场、林地等涉及群体利益产生的纠纷，极易由一般性矛盾演变为群体性纠纷。

六是调处难度大。由于目前农村牧区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众性活动少、流动人口多，集体制约和监督力相对降低，传统的行政干预，已很难奏效。同时，极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调处化解带来难度。

二、当前我旗矛盾纠纷类型

（一）土地征用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在我旗普遍，主要发生在独贵特拉镇蓄滞洪区建设、工业园区征地、109国道改建、土地利用收储、铁路、公路修建、土地开发等。如我旗在独贵特拉镇蓄滞洪区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都发生了很多的此类矛盾纠纷。一是村民对征地补偿费有意见，认为补偿过低，不能弥补失地的损失，特别是地少的贫困村村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了传统上赖以生存的条件，

对以后的生活担忧。二是在集体土地补偿费分配上，一些户口仍在本村的外出户、外嫁女得不到补偿、产生不满。

（二）城镇房屋拆迁、农牧区移民搬迁安置引发的矛盾纠纷。

（三）土地、草牧场、耕地、宅基地使用权属不清等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由于原地界划分时，没有认真界定“四至”，没有做永久性界线标记或由于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使用证、林权证不完善导致一地多证而引发的矛盾纠纷。

（四）因农村二轮土地承包转包引发的矛盾纠纷。主要问题是：一是土地承包转包过程中历史遗漏问题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二是部分农牧民将土地、草牧场承包、转包后，由于征地或其他原因，中途反悔索要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

（五）劳资纠纷，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矛盾。

（六）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和公共事件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七）涉法涉诉和执行难引发的矛盾。

（八）因玉米制种合同缺乏规范造成的玉米制种合同纠纷，主要发生在我旗巴拉贡镇，由于农民和制种公司不签合

同，或有的虽签合同但权利义务不对等，一旦发生纠纷对广大农民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

（九）干部作风、村务、政务、换届选举等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引发的社会矛盾。

（十）传统型的纠纷。此类纠纷没有太大变化，诸如房屋、邻里、债务、婚姻家庭纠纷较普遍，往往旧的矛盾纠纷未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三、我旗矛盾纠纷的成因

（一）在二轮草牧场、林地承包时，部分乡苏木镇及村嘎查干部没有真正领会中央及自治区有关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法规，在贯彻中有工作偏差。一是有些地方没有及时给农民发放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草原、林权等权属证书。二是有些地方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具实丈量土地，而是采取简单的步测、摩托测或粗略估计等手段，农牧民实有草场、林地面积与承包合同面积有很大出入。三是有些签订承包合同的农牧民的合同书内容不完善，没有四至界线和确切的亩数，更没有准确的示意图。

（二）部分基层党委政府对辖区内发生的矛盾纠纷重视不够，出现了矛盾纠纷不及时的调查处理，导致许多小的矛盾累积成大的纠纷，造成了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三）部分职能部门不作为。目前，在我旗的土地、草牧场、水利、耕地、拆迁建设、移民安置、劳资、债权债务、

干群关系等纠纷，大多数都是在政法部门及当地党委政府参与下调处的，一些部门由于存在认识偏差，乐于办理审核、审批事务，一旦遇上纠纷便推给司法部门，认为是天经天义的，出现了“有权部门制造矛盾，无权部门解决矛盾”的状况。

（四）责任机制不健全。少数行政部门注重行政执法，对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工作不够重视，责任机制落实不到位，行政调解制度在一些部门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在部门联合化解矛盾纠纷时，有的部门处于应付的态度，派出的工作人员不仅责任心不强，不懂业务，反而成为矛盾纠纷的制造者。

（五）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信访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基层工作人员工作不深不细，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飘浮，缺乏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干群关系紧张，服务不到位、与民争利等现象，导致群众不满引发矛盾纠纷。比如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征地纠纷。

（七）村级基层组织发挥作用较差，部分基层村级组织在群众在威信不高，软弱涣散，村务政务不公开，导致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