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孙群郎

内容提要自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形成以来,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据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城市时代和大都市区时代行将结束,“非都市化”时代或“逆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是城市扩张即郊区化进程的继续,是大都市区进一步膨胀的结果。

关键词城市化郊区化大都市区化逆城市化

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都市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则明显提高,于是,“逆城市化”论盛行一时,甚至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时代即将结束①。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就要准确把握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一、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概念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在探讨美国城市发展问题时,必须明确这样两组概念————————

* 该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十五·211”项目“地域文明重点问题”的成果。

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逆城市化代表了美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趋向,从此,美国城市的时代行将结束,“逆城市化”和“非都市区化”将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Brian J.L.be

rry,ed.,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伦敦1976年版;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美国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政策》(Kenneth Fox,Metropolitan America:Urban.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United States,1940-1980),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逆城市化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比如A.G.钱皮恩主编:《逆城市化——人口分散面貌与性质的变化》(A.G.Champion,ed.,Co unterurbanization: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纽约1989年版;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对迁移趋势与原因的评价)(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Migr ation to Nonmetropolitan Areas:Appraising the Trend and Reasans

for Moving),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0年版。我国学者对逆城市化现象也多有关注,比如谢文蕙、邓卫认为,“它似乎和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甚至与郊区化等同看待…参见《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周一星在《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认为,城市郊区化和逆城镇化是城市离心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简新华、刘传江在《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指出,“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李其荣在《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也持相同观点。王旭在《“逆城市化”论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也对“逆城市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批驳。

及其相互关系,否则就不能准确把握其发展的脉络。这两组概念就是城市(urban)、郊区(suburb)和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与城市化(urbanization)、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和大都市区化(metrop olitanization)。

1.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关系

在第一组概念,即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区之中,城市是最基本、最宽泛的概念,是其它两个概念的基础。城市(urban)是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概念。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统计中,人口达到2500人以上的居民点即为城市,不足2500人的居民点则为乡村。这里的城市(urban)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城市(city),后者是一种法人资格,需要由州议会颁发特许状予以认可。无庸质疑,具有政治法人资格的城市(city)必然是人口不低于2500人的城市(urban),因为一个城市地区不达到一定规模,州议会一般不会颁发城市特许状,但城市(udmn)地区并不一定拥有法人建制。

为了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从而便于学术研究,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郊区是指那些处于大都市区范围以内而又位于中心城市的行政界限以外、具有某些独特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在经济和文化上对中心城市有很大的依赖关系、而在政治上却独立于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居民社区。因此,郊区是一个与中心城市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郊区必须位于中心城市之外,如果被中心城市兼并就不再是郊区。一个郊区也许人口不足2500人,但也许达到人口普查局规定的城市(urban)标准,即人口达到2500人以上,甚至达到数万人,还可能拥有城市(city)的法人资格,但仅仅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才成为郊区(sub tO the city),被称为郊区的城市(suburban city)。所以,郊区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即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是郊区。

大都市区是指一个达到5万人口的中心城市以及与之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县组成的共同体。那么,那些处于大都市区界限以外,人口不足5万的中小城市就不包括在大都市区的范围内,属于非都市地区。所以大都市区并不包含所有的城市人口。比如,197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5%,其中60.5%位于大都市区以内,另外13.o%位于大都市区以外。但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又包含了许多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社区,即乡村人口。比如,1970年,美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5%,其中8.1%位于大都市区以内,18.4%位于大都市区以外①。由此可见,城市和大都市区是一对交叉性的概念。而非都市地区则不等于乡村地区,因为它还包括许多中小城市。

2.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1)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关系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过程,而郊区化是指城市人口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过程。然而城市化与郊区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发展过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首先,城市的形成和扩大,产生一种向外扩张的压力,从而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外分散,形成郊区化过程。其次,随着郊区的进一步发展,其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不断提高,人口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异质性不断提高,从而使郊区的城市性特征不断增强,最后转

————————

①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75年》(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 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5),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 975年版,第17页。

变为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或者干脆被中心城市所兼并。这种城市化的方式就是城市化——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新的郊区化,循环往复,交错发展,从而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见,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前提,而郊区化则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

(2)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大都市区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中心城市和郊区。整体孕育于部分,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是大都市区形成的基本前提。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开了序幕,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起步较早的大城市优先发展,逐步形成中心城市,成为大都市区形成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由于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在大城市集中发展的同时,分散的过程也在进行,因而,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一些居民郊区和工业卫星城市,即住宅郊区和就业郊区。与此同时,在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这种对流过程中,城市的生态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市中心逐步形成了以商业性、服务性和管理性为主的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以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将中心城市与周围郊区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区形成①。因而,郊区化是大都市区形成的第二个基本条件。进入20世纪以后,大都市区化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

②。可见,城市化是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大都市区化则是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3)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前文指出,郊区化是大都市区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郊区化的发展,大都市区是不可能形成的。大都市区形成以后,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都推动了大都市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到二战以后,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不断降低,甚至出现了衰退的局面,形成了两次遍及全国的城市危机③,而郊区的发展速度却在不断加快,郊区化成为大都市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另外,虽然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都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但是两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郊区化是考察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分散离心运动,从而便于了解城市内在结构的变化。而大都市区化则是对城市的集中和分散两个过程同时着眼,它更突出一种整体感。由于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着眼点不尽相同,它们对于考察美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和揭示城市的发展规律可谓互有利弊,各有千秋。

二、20世纪美国大都市区发展进程

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大都市区的孕育和形成阶段。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城市就在不断形成,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就在交错发展,在这两个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到20世纪之初就形成了大都市区。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之初到1940年,为大都市区在全国的普遍发展并逐步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4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为大都市区迅速膨胀和多中心化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后两个

————————

①参见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生态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成因》,《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②王旭:《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③关于两次城市危机的详细情况,参见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阶段的发展进程。

自从20世纪美国的大都市区产生以来,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之一,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急剧扩大,大都市区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迅速提高。191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还只有58个,大都市区的人口比例只有31%,而到1940年,大都市区的数量增加到140个,大都市区的人口比例上升到48%,美国已基本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化的国家。而在某些地区,大都市区化的程度更高。比如,大西洋中部各州,大都市区的发展遥遥领先,早在1910年该地区大都市区人口就高达60%,新英格兰各州也达到55%。而到1940年,这两个地区的大都市区化人口已分别达到77%和68%,人口的大都市区化水平已相当高①。

战后,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更加迅猛。如果按照1950年对大都市区的重新界定②,194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为168个,1975年增加到272个;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40年代为22.0%,而在5 0年代竟高达33.6%;1940年,大都市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52.6%,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到1975年,大都市区人口达到美国人口的72.8%③。到198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竟达到318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8%,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9.7%④。由于1940年以后,大都市区人口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所以,被美国学者称为大都市区的时代。

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就人口规模而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不断增加。比如,1940年其数量只有11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5.5%,到1980年增加到38个,其人口比例也上升到41.1%⑤,1990年增加到47个,1996年又增加到59个⑥。这表明大型大都市区

呈现出优先增长的趋势。就空间规模而言,美国大都市区空前膨胀,其空间布局变得既庞大又松散,这一特点在西部最为明显,而在西部又以洛杉矶最为典型。正如一位记者惊叹的那样,它是“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没有渊源、未加计划的”;它的郊区是“不定形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但没有模式,有的只是毫无秩序的不断膨胀;像菲尼克斯和休斯敦一样,它也经常被冠以“虚幻之城”、“漫无边际之城”之类的绰号⑦。由于美国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其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也迅速提高。1940年,大都市区占美国土地面积的5.9%,1960年上升到8.7%,1970年上升到10.9%,而1980年竟骤增到16.0%⑧。

战后,美国大都市区不仅规模急剧膨胀,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其生态组织结构也发生了————————

①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美国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政策》,第35页。这些数字是按照1910年的定义划定的大都市区而得出的统计数字。

②关于美国大都市区概念的变化,请参见孙群郎:《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

年第3期。

③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U.S.Departm ent of Commerce,Bure au of the Cel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 7年版,第15页。

④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 eau of the Census,Star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8),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 998年版,第39页。

⑤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82—1983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 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2—1983),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2年版,第15页。卡尔·艾博特:《当代城

市化的美国:1920年至今》(Carl Abbott,Urban America in the Modern Age:1920 to the Present),阿灵顿海茨1987年版,第113—114页。

⑥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39页。

⑦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5页。

⑧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85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 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 984年版,第17页。

很大变化,即逐步由单中心结构向着多中心结构转变。大都市区的多中心化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郊区商业区的形成使大都市区呈现出多中心结构。在二战以前,美国大都市区的结构为一个中心城市加上周围众多的居民郊区和工业卫星城,整个大都市区一般只有一个商业区,即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是就业、购物和文化中心,是整个大都市区的核心,它像纽带一样将众多的郊区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结起来,从而成为单中心结构。二战以后,不仅人口和工业在迅速郊区化,而且商业、娱乐业乃至办公业都在迅速郊区化,从而形成了众多的郊区商业区,这些郊区商业区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在中心城市周围,它们分担了中心商业区的许多功能,从而形成多中心结构。其次,在中心城市的周围还涌现了许多与中心城市分庭抗礼的“超级郊区”(supersuburbs),形成较大的人口次中心,使大都市区呈现出多中心结构。有的超级郊区周围甚至衍生出自己的郊区,就像植物分蘖一样,这些超级郊区逐渐发展成能够与中心城市相抗衡的次中心,使大都市区内部呈现出多中心结构。再次,由于大都市区的郊区不断延伸,大都市区面积过于庞大,导致某些相邻的大都市区连为一体,成为大都市连绵区。在大都市连绵区内,众多中心城市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但无论哪一个中心城市都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多中心结构。

以上表明,大都市区化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大都市区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和在空间规模上迅速膨胀,而且其内在结构也在不断演进,由战前的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种规模庞大、结构松散、多中心复合结构的大都市连绵区。

三、“非都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实质

20世纪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异常”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这一现象被某些学者称之为“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根据1980年人口普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为9.1%,而非都市地区则高达15.4%,非都市地区大大超过了大都市区。但是,如果根据1974年划定的大都市区界限,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489亿增加到1.625亿,增加了1360万,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5,440万增加到6,280万,仅仅增加了840万,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额又大大高于非都市地区①。而在20世纪70

年代的某些年份,大都市区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减少的现象。比如,从1970年3月到1974年3月,短短的4年内,大都市区人口减少了180万②。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大型大都市区内,从1970年到1975年,仅8个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型大都市区就丧失人口75万人③。

————————

①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第221页。

②欧文·加兰蒂主编:《转变中的大都市区》(Ervin Y.Galantay,ed.,The Metropolis in Trans ition),纽约1987年版,第262页。

③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第21页。

根据这些现象,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对当时美国人口的分布和城市的发展走向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以联邦农业部的人口学家卡尔文·比尔(Calvin Beale)、肯尼思·福克斯(Kenneth Fox)、布赖恩·贝里(Brian J.Berry)等人为代表。卡尔文·比尔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的分布出现了新的模式,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增加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大都市区人口向大都市区界限以外的溢出,因为那些与大都市区不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各县的人口也在增加,而且其增长率也快于大都市区①。肯尼思·福克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非都市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预示着城市定居方式的终结,并将1980年以后的时期称为“后都市区时代”(post-metropolitan era)②。布赖恩·贝里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提出了“逆城市化”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逆城市化”这一概念是他根据霍普·蒂斯代尔(Hope Tisdale)于1942年提出的城市化的定义作逆向推理而提出来的。蒂斯代尔写道,“城市化是一种人口集中的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到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的运动。”贝里指出,学者们普遍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城市化的本质就是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提高,“所以,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就是规模的下降、密度的下降和异质性的下降。如果模仿蒂斯代尔的定义,逆城市化就是一种人口的分散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③。按照贝里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加速发展和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预示着美国城市时代的结束,美国城市行将解体,美国人口的分布模式将由城市化转向逆城市化乃至乡村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所谓“逆城市化”是由于特殊事件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能源危机期间,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非都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开采,推动了非都市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使大都市区的

就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制造业又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就人口因素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上大学的年龄,因此位于非都市地区的那些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迅速膨胀。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头20年的人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对非都市地区的疗养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的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④。还有的学者认为,非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加快,除了上述短期因素的影响以外,还与大都市区的统计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由于郊区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大都市区的统计范围,或者由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大都市区的规模,而没有被人口普查局划定为大都市区,却仍然按照非都市地区来进行统计。只要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

————————

①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对迁移趋势与原因的评价》(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eau of the Census,Migration to Nonmetropolitan Areas:Appraising t he Trend and Reasons,for Moving),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0年版,第3页。

②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第221—223页。

③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第17页。

④A.C.钱皮恩主编:《逆城市化——人口分散面貌与性质的变化》(A.G.Champion,ed.,Cou nterurbanization: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纽约19 89年版,第35页。

限,就会发现,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仍然很快,城市的时代和大都市区的时代并没有结束①。

我国学者王旭教授对“逆城市化”论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区增长确实一度趋缓……应该说,在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20世纪60年代高科技变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的余波、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美国一些以传统工业为主、对能源依赖性很大的大都市区受到猛烈冲击,从而造成这些大都市区制造业投资减少,失业人口增加,人口向非都市地区流动。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如果把视角扩大至整个美国,就会发现人口并没有分散,而是完成了一种新的集中,集中到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区的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西部和南部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占全国的96%。在西部和南部就不存在大都市区化趋缓的现象”②。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对战后美国郊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逆城市化”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的某些部分的发展速度就已经开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交通条件越便利的非都市地区,其发展速度越快。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50年代,非都市地区内增长最快的居民区是那些距大都市区最近且交通条件比较便利的居民区。比如,在那些与邻近的大都市区相距不足50英里的县内,其1万人以上的居民区的人口增长率为22.7%,在那些与邻近的大都市区距离在50—100英里、100—150英里以及150英里以上的地区,这一增长率分别只有10.7%、10.9%和10.7%③。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已经受到大都市区和郊区的辐射作用,人口已经开始加速增长。

表1970—1980年、1980—1987年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④

范围1970—1980年1980—1987年

大都市区 1.00 1.12

中心城市0.08 0.74

郊区 1.74 1.37

非都市地区各县 1.34 0.58

到大都市区通勤;2,15%的县 1.80 1.21

到大都市区通勤10%—14%的县 1.48 0.78

到大都市区通勤5%—9%的县 1.33 0.63

到大都市区通勤<5%的县 1.24 0.42

————————

①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第3—4页。

②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7页。

③R.J.约翰斯顿:《美国城市体系——一个地理学的观点》(R.J.Johnston,The American Ur ban System: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纽约1982年,第126页。

④托马斯·斯坦贝克:《新郊区化——对中心城市的挑战》(Thomas M.Stanback,Jr.,The New Suburbanization:Challenge to the Central City),博尔德1991年版,第7页。

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类似。如果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各县比大都市区内各县的人口增长率要快,其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34%和1.00%(参见上表)。但是,如果将大都市区分解为中心城市所在的县和郊区各县两部分,那么,大都市区的郊区各县的人口增长率为1.74%,仍然快于非都市地区各县1.34%的增长率。而且,在非都市地区各县中,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通勤到大都市区上班的就业人口占该县就业人口比例越高的县,其人口的年增长率越高。比如,在这一通勤比例达到15%的非都市地区各县,其人口年增长率为1.80%,甚至超过了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而随着到大都市区通勤就业比例的降低,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就越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其次是大都市区的郊区。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的波峰还处于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波峰已经推进到大都市区附近的外围地区。因此,这不是所谓“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和郊区发展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重新调整大都市区的界限,以便正确估价大都市区的发展。因此,198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重新划定了大都市区的界限,并且还划定了75个新的大都市区,使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70年的243个增加到1980年的318个。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以后,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1.3948亿增加到1980年的1.69431亿人,即增加了2995.1万人,增长率为21。5%;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6382.2万人减少到5711.5万人,即减少了670.7万人。这样,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68.6%上升到1980年的74.8%。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都市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1990年的比例为79.7%,1996年的比例为79.8%①。这样就否定了福克斯和贝里等人的结论,“逆城市化”论不攻自破。

比尔、福克斯、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非都市化”和“逆城市化”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割裂了非都市地区和大都市区的发展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如果按照贝里的定义,即“逆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分散过程”,是“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那么,美国的许多城市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了这种分散过程,人口密度不断降低,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19世纪美国就已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这样一个错误结论,在于他们没有理解城市化与郊区化之间的关系。前文指出,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时在进行宏观集中。如果将郊区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郊区化视为城市化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得出“逆城市化”的结论。同时。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的错误结论,还在于他们没有理解郊区化与大都市区化的关系。因为大都市区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扩展,主要是通过郊区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蔓延而实现的,郊区的发展越过原有的大都市区的界限,实际上是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大。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的错误结论,

还在于他们没有理解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上文可以看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往往并非完全对立,在某种情况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会导致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并因此加强了这些非都市地区与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实际上是在促进这些非都市地区的大都市区化,只要适当调整现有

————————

①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39页。

大都市区的界限,这些非都市地区就会成为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大都市区规模的扩大。而非都市地区中远离大都市区的中小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又往往使这些中小城镇达到大都市区的规模,从而也导致了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贝里所谓的“逆城市化”实质上仅仅是“大都市区的外溢”(metro politan spillover)(1),最后,即使出现了大都市区人口向远离大都市区的非都市地区乡村和小城镇的迁移,同时这些乡村和小城镇又没有达到大都市区的可能,也不能将其命名为“逆城市化”,因为,当这些乡村和小城镇的发展达到2500人以上时,他们就会由乡村转变为城市(urban),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中就会按照城市人口加以计算,所以,这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而不是“逆城市化”,更不是乡村化。因此,王旭教授在批驳“逆城市化”论时精辟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大都市区内的郊区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是城市不同类型的转换。所谓…逆?或…反?并不是由城市向农村分散和城市人口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过渡性现象,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②

总之,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实质上是城市分散化发展的继续,是郊区越过大都市区的界限向更为广泛的地区的延伸,是大都市区空间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归根结底,是城市有机体的进一步膨胀,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散,而不是城市化发展的反向运动。

[本文作者孙群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所教授。长春130024]

(责任编辑:高国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保守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保守自由主义 保守自由主义(Conservative liberalism)是自由主义的变体之一,结合自由价值、政策与保守主义立场,或更简单地说,代表自由运动中的右派。 保守自由主义政党结合了自由主义政策与在社会、道德议题上较为传统的立场。[2] 他们普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且常定义自身为法治政党。 两次世界大战以前,从德国到意大利,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阶级由保守自由主义者所主导。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等191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将较激进的古典自由主义带到较保守(温和)的自由主义。 在欧洲,不要将保守自由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混淆,自由保守主义是结合了保守主义观点与经济、社会和种族议题上的自由主义政策。 一、基本主张 主张维护17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反对以福利国家为目标、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手段的现代自由主义改革。 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保守自由市场为重点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一类是以保守一般意义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特色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如:伯林、诺齐克、萨托利等。 在经济上,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批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经济恶果,认为政府职能的增加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在政治上,批评政府的低效率和官僚主义,以及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破坏;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问题上,强调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会导致强制,破坏自由,而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强调自由的优先性;在民主问题上,反对“平等的民主”,主张回到”自由的民主”中去,强调间接民主,把政治交给那些选举出来的精英人物,主张“精英政治”。 二、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 2.

合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进行全面评价

结合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进行全面评价。 答:评价: 一、凯恩斯理论产生的经济背景: 1、震撼世界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严重的经济大危机。1929年10月24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成为这次危机的起火点,之后迅速波及到美国全部产业界,最终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到处商品充斥,生产萧条,商店关门,生产力大量闲置和毁灭,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千百万失业者挣扎在饥寒交迫中。 2、政府干预经济思潮的流行: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正深深地陷在经济大危机中。当时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的一些人就开始建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和运用经济政策来调节治理危机,以至于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 3、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成功:1933年3月,在经济危机中,佛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他深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思潮的影响,一进白宫就要求美国国会授以“紧急全权”,并宣布实行“新政”。所谓“新政”实质上是一系列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对外经济的政策的总称,其中心内容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调节和干预国民经济的运行,对付经济危机。“新政”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颁布各种紧急法令,以稳定金融、稳定物价、调节生产、保障利润。进而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新政”的推行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减少失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表现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大力量。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成功,成为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实践先导。 二、凯恩斯为什么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主张的是用调节总需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他的理论是说国家有空闲的生产能力,是总需求的不足导致这些空闲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于是需要刺激需求,由政府来扩大财政支出,即课本上所说的政府购买,这样短期内会使总需求曲线右移,在与总供给曲线交于新的均衡点处时物价上涨了,物价上涨是扩大总需求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说要用通胀来刺激经济;你可以参见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来分析物价上涨。也可以这样理解,政府购买扩大,则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增多,则物价上涨。 三、凯恩斯货币政策主张的特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得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支出,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对凯恩斯理论的评价:1、成功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刺激增长的扩张性政策,而且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政府干预,采取种种措施增加全社会的货币总支出、扩大有效需求,其中以扩大政府开支为中心内容的膨胀性财政政策为主,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核心的膨胀性货币政策为辅,再配之以管制工资,无价的收入政策和改善结构性失业的劳工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扩张的外贸政策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调节机制,特别是在缓解经济危机、减少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过显著疗效。在战后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各国工业生产增长了近三倍,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周期也较为缓和,失业率大为下降。以凯恩斯主义的典型试验基地的美国为例,1942年开始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经济政策,当年的政府开支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而失业率则从上年的9.9%降到4.7%。此后30年间,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08历21 08022039 曹忆鸣 浅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摘要: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对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60年代;美国;女权;解放运动 Abstract: the second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began in the 1960 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biggest impact on social movement, which includes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many aspects to the individual, and all aspects of public lif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60s; the United States; feminist; liberation movement 目录 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 (3)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4) 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 (5) 四、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6) 五、总结 (7)

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 美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9 世纪初,起飞于内战之后,蓬勃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工业化的进行加快了美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带来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美国妇女的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都得到了重大改变。这些变化都促使她们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化带来的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妇女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工业化带来的个人独立性的增强以及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妇女的择偶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爱情和个人喜好代替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成为择偶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女性改变了婚姻是生存需要的观点,纷纷推迟结婚年龄。随着核心家庭的出现,美国家庭拥有的孩子已经由殖民地时代的7-8 人降至1900 年的平均3.56 人。这期间的人口增长还包括1200 万移民的涌入,这就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第二,妇女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使妇女的家庭权利增强。妇女经济独立性的提高使妇女摆脱了对男性经济的依赖,有的甚至要养家糊口,这样妇女家庭生活就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家庭权利得到了提升。第三,工业化形成了新的家庭生活观。这一家庭生活观最早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形成,随后被全社会所认同。由于这一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对儿童童年的重视,使母亲在养育孩子上花费更多的精力。由于家庭和工作严重分离,家庭被作为远离外部竞争压力的避风港湾。而妇女被期望集中精力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不再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妻子主要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而丈夫则外出工作挣钱养家。这一家庭生活观念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理解,阻碍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对事业的追求,并影响至今。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1、民权运动的催化 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影响巨大的民权运动发展而来的。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页辉煌的篇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黑人就开始全面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经过持续的斗争,1964、1965年美国颁布民权法案,宣布消除劳动场所的种族隔离,保护黑人的投票权。此后,种族平等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在民权运动中,黑人妇女堪称是"运动的脊梁",在"追求尊严的斗争中处在风口浪尖上"。①20世纪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则成为当代妇女运动的催化剂②。一个受到社会歧视的种族奋起反抗,发出"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呼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年轻女性。 2、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理想、期待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是推动美国年轻女性走上社会运动道路的一个重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政策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试图用“补偿性”政策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其结果尽管使战后几次经济衰退比较缓和,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萨缪尔森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赫勒、托宾、奥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长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伯恩斯曾把“增长性”政策总结如下:“这个学派的中心教义是: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是强有力的赤字。【注释】刘涤源、王平洲:《后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页。【注尾】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年度收支平衡,也不应要求周期性预算平衡,而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因此,必须抛弃以缓和经济波动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政策,而采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 赫勒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于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产出缺口,关键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具体地说,赫勒主张通过减税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部门的需求,这样才能缩小产出缺口,扩大就业,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实现较快增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自动包装流水线压盒模具设计绿色化改进 摘要:包装机械是现代包装工业生产包装产品的最主要的技术设备,随着高新技术向包装机械行业的日益渗透,一方面人们不断开发新产品,刺激消费并淘汰旧产品,另一方面在消耗资源进行大量生产的同时,废弃物不断增加,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包装机械设计及开发模式,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使包装机械在其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加工制造、装配、使用、维修直至废弃后处理处置过程)对环境无影响或使影响最小化、资源低耗、易于回收等绿色特性,即进行绿色设计。 关键词:包装机械绿色设计改进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进程速度,作为附属产业的包装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现代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包装行业迅速发展为涉及到各行各业,并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经济贸易乃至国防建设都具有深刻影响的特殊行业。基于包装行业迅速的崛起,包装机械作为该行业的重要机械设备也迅速的发展,无论从设计过程还是具体应用,较之以往的机械都有了很大提高。时至今日,在一些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包装机械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子生产、食品加工、化纺轻工、医药卫生等行业,各类包装机械构成了自动包装流水线,从而实现了生产包装的机械自动化,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包装成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好的满足了现代化生产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污染所导致的全球性环境恶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求世界各国加强环境保护,以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以后,各国的环保战略经历了一场新的转变,全球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新的绿色战略趋势,这就是向资源利用合理化、废弃物生产少量化、对环境无污染、少污染的方向发展。在这种“绿色浪潮”的推动下,绿色设计应运而生,相应地绿色产品设计技术也成为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包装机械设计及开发模式,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使包装机械在其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加工制造、装配、使用、维修直至废弃后处理处置过程)对环境无影响或使影响最小化、资源低耗、易于

15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doc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 段 王光明 一 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过程、一 串迂回探寻的脚印、一个在实践中寻求认同和修改的梦想。 寻找现代诗歌之梦的第一个阶段,是起自晚清的“诗界革命”, 至“五四”前后的“新诗”运动,可以称之为古典诗歌体制的破坏阶 段,或者说是诗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把诗歌纳 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把诗歌变革当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有机组 成部分。先是经由黄遵宪、梁启超等先行者把诗引入“人境”,呈现 了“新意境”、“新词语”与古典诗歌符号、形式的矛盾紧张关系, 后是胡适在与朋友的讨论和美国的意象派宣言中得到了启示,找到了 从语言形式下手的革新方案。从“白话诗”到“新诗”的运动彻底动 摇了古典诗歌赖以延续的两个根基,改变了中国诗歌近千年在封闭的 语言形式里自我循环的格局,使长期淡忘的口语资源和陌生的西方语 言形式资源融入诗歌写作。但第一,“白话”作为一种现代的语言体 系还不成熟,它本身如何发展和如何用它去写诗是一个需要漫长的实 践才能明了的问题。第二,胡适的革新方案是一个直取要塞的破坏方 案,但破坏者往往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建设者,他那种深受 宋诗影响的“作诗如作文”的方案,虽然推进了白话文运动,但由于 混淆了诗歌与散文在语言运用上的文类界限,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完善 的诗歌建设方案。第三,“时代精神”的强力牵引,急切的“求解放” 和社会现代转型的要求,不仅让许多人忽略了中国诗歌传统中诸多可 以转化与再生的资源,普遍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而且对西方文化精神、 形式的理解也非常情绪化和简单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它们浪漫化 了,其中“自我表现”的精神和“自由诗”的形式,在不断把“五四”

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与西方经济学流派

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与西方经济学流派 摘要:二战之后直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结束,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风靡全国。但是在70年代之后,由于科技发展的低潮,美元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等原因,导致了美国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就是“滞涨”。自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思想失灵,美国将如何走出滞涨,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动力,本文将简要予以讲述。 关键字:滞涨,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货币学派 一、凯恩斯主义与70~80年代美国滞涨 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之后美国“滞涨”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以致于在本文当中,也不可回避的要简要提到这段历史。 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胡佛总统应对不当,罗斯福总统上台党政,实行新政,顺利的带领着美国避免走上法西斯的道路,重新焕发了资本主义的活力,美国经济得以回升,失业率下降,同时,最重要的是奉行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使得西欧的许多遭受到经济危机波及的国家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自此,凯恩斯主义思想风靡西方国家。 凯恩斯的宏观财政理论认为,政府进行宏观干预,用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凯恩斯提出实施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其中最主要,和本文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凯恩斯的财政支出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支出政策,也称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在此目标下,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甚至出现财政赤字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凯恩斯主张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并通过发行一定数量的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 在当时的美国,凯恩斯的宏观财政政策的提出,是基于经济萧条的现实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罗斯福的“新政”取得显著的效果,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遭受经济危机的各国政府也纷纷实行凯恩斯的宏观理论。 到60年代末,随着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困境,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因为在西方经济学中政府政策有几个目标即: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这个观点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至此,凯恩斯主义失灵。 二、出现滞涨的原因 在“滞胀”阶段,美国共经历了4 次经济危机(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970 年11 月,1975 年3 月,1980 年7 月,1982 年11 月)。这几次经济危机期间,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成为高通货膨胀

2019届历史冲刺试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 含解析

一、选择题 1.[2018·云南月考]中苏建交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该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是( ) A.“一边倒” B.“一大片” C.独立自主D.“另起炉灶” 答案 C 解析“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体现不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A项错误。“一大片”是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针,是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处理国际事务,与“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B项错误。由材料可知,中国在建国后虽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毫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故C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原来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与材料不符,D项错误。 2.[2018·江苏宿迁模拟]六十多年前,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则材料主要表明新中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 ) A.“另起炉灶” B.互相尊重主权 C.“求同存异” D.互不干涉内政 答案 D 解析根据题干中周恩来的回答可知,要想两国和平共处,就应该尊重其选择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即实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故D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

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要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是我国的外交方针,不符合题干主旨,故A项错误;题干主旨不涉及国家主权,故B项错误;“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故C项错误。 3.“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中美关系正常化 答案 C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利益纠纷的国际准则,与题干信息“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相符,故C项正确。A、B、D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4.[2018·河南周口期末]1955年,万隆会议后,有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这主要表现在周恩来( ) A.提出了“求同存异”主张 B.消除了与会各国疑虑和分歧 C.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避免了会议偏离正确的轨道 答案 D 解析题干材料反映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功绩,结合所学可知,美国对万隆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时,周恩来发表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广泛与各国交流意见,使会议朝着正确轨道前行,故D项正确。A项虽然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诗歌精品

【关键字】历史、政治、方法、模式、传统、矛盾、难点、现代、发展、发现、了解、特点、关键、情绪、意识、信念、理想、思想、精神、基础、倾向、重点、方式、特色、结构、主体、力度、营造、形成、崛起、不妥协、忧患意识、新境界、内心、核心 第九章 20世纪80年代诗歌【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概况、各流派的代表诗人、审美特征、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难点】: 各流派的特征;朦胧诗的命名、特征及代表诗人的风格特征。 【课时】:3学时 【教学内容】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繁荣期。诗歌从大悲大喜的歌颂和控诉,转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并最终走向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察。 一.归来者的诗 (一)指称与成员 指由于政治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终止创作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1980年,艾青出版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梁南也分别写了题为《归来》和《归来的时刻》的诗。“归来”,在这个期间,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诗歌主题。 “归来”的诗人包括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的被划为右派的诗人(艾青、公木、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昌耀、梁南等),因“胡风集团”事件遭难的七月派诗人(牛汉、绿原、曾卓、冀汸、鲁藜、彭燕郊等),60年代因政治原因从诗坛消失的诗人(蔡其矫、辛笛、陈敬容等)。 (二)归来的诗歌的特征: 1.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性质。艾青《鱼化石》。 2.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公刘《沉思》。 (三)归来诗人的代表诗歌: 艾青《鱼化石》《在浪尖上》《光的赞歌》 曾卓《悬崖边的树》 公刘《沉思》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张学梦《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 二.朦胧诗 朦胧诗是以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杨炼、江河、食指、芒克、多多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1980年前后,朦胧诗迅速成为一股诗歌潮流。命名——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1980·8《诗刊》)(以“看不懂”为由,宣判其为“非诗”从而取消其“合法性”)。 朦胧诗讨论中有关“崛起”的三篇文论: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一)朦胧诗的主题: 1.思想内容上: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价值角度对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重新确定人的自我价值,追求自由人格,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 2.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舒婷《致

简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_张希民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青年大规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们以各种方式攻击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社会规范,企图实践他们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这场运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反主流文化运动因何而发?采取哪些方式?对美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简单予以剖析。 一 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一场紧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丰裕时代新文化的文化内战”。二战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50年代经济高涨的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6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繁荣程度举世无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二战结束时,美国国民年人均消费为1350美元,1960年达到1824美元,增长了35%。到1956年,81%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96%的家庭有电冰箱, 67%的家庭有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洗衣机。生活水平的节节上升和社会强有力的消费导向,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无限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超前消费蔚然成风,二战后的美国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消费社会。 “婴儿潮”一代是“丰裕社会”的宠儿。战后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生育高峰——“婴儿潮”,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降生,占全国人口的20%。“婴儿潮”一代基本上是在电视机前、在成堆的玩具中享受着电烤箱和微波炉食品长大的一代,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充满纵容与溺爱的家庭环境中。历经大萧条时代的父辈,竭尽所能给予自己的子女物质上的满足。60年代,“婴儿潮”一代大多进入青年。年轻人追逐新潮的特点,使他们不仅仅被动地适应市场,接受商品,而且还创造时尚,甚至领导商品消费的新潮流,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悄然形成。汽车、电视、唱片、摩托车、时髦服饰、流行音乐,都成为青年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对消费和享乐的追求不断冲击着强调节俭、自律的传统价值体系,“资本主义新教伦理”趋于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以清教为本源的传统工业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与消费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一文化矛盾成为隐伏在繁荣背后导致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深层次的原因。 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于美国社会的转型期。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期。随着工业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庞大的机器世界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惶惑不安。在这个社会里,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也是由机器来调节的。能源和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技艺被分解为简单的操作步骤。人、材料、市场都是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人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奴隶”,从事着机器和自动化程序“命令”下的重复 性操作,无法在工作中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精神需求被忽视。物质的高度繁荣无法使机械式工作后满怀压抑感的人们愉悦起来,他们更渴望身心愉快、新奇探险的感觉。60年代的美国人普遍信奉“感觉好,就干”、“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等享乐观点,积极追求新的精神和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成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的温床。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经济繁荣后,潜在的不安因素几乎全部爆发了出来。黑人要求改变不平等现状,反对种族歧视,民权斗争轰轰烈烈;新“左派”青年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青年造反风起云涌;妇女要求打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社会理念,女权运动如火如荼……60年代美国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与此同时,暴力暗杀不断发生,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著名人物都在60年代被暗杀者的子弹夺去生命。 在富裕社会中出生和成长的这一代人,面对眼前的社会,突然发现繁荣民主的美国并非尽善尽美,它充满了偏见、不平等、甚至腐化和堕落,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真假、善恶和美丑的观念突然颠倒了过来,他们追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意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196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东京湾决议案,美国开始直接投入对越战争。在此后的10年,越南战争问题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新闻媒体对越战的大量报道不断把战场上的情景生动地展示在美国人民面前,越南战争给参战的美军和美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越南战争更是把“婴儿潮”一代人直接拖入战争。60年代,“婴儿潮”一代已开始步入青年,成为美国的巨大兵源。1967年美国进行征兵制改革,规定不再缓征研究生和大学生。这就意味着大学生毕业后将被直接送往越南前线。越南战争引发了学生大规模的反战活动,60年代末,这场学生反战运动把当时的整个美国社会引向了“反主流文化”方向。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他们要进行反抗,拯救美国。“婴儿潮”一代公开彻底地宣告了他们同美国主流文化模式的决裂。他们不再遵循传统价值观念,沉湎于毒品,提倡“性自由”。他们一面设法逃避兵役,一面高呼“做爱,不要战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 二 摇滚乐、吸毒、性革命、群居村、奇装异服、东方宗教等都成了60年代美国青年反抗和拒绝主流文化的斗争方式。 摇滚乐起源于40年代的美国,开始叫“节奏与布鲁斯”,当时还完全是黑人自己的音乐。1952年,克利夫兰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艾伦·弗雷德为白人观众播出了第一支“节奏与布鲁斯”音乐,称这种音乐为“摇滚”,这种音乐在那些厌倦了缺乏性感,多愁善感的民谣的青少年中很快流行开来。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 简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1980-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达10.1%,1990 -1999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0.7%,位居世界各国首位,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1980-1990年世界各国GDP年均增长率为3.2%,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4.4%,中等收入国家为3.2%,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4%,高收入国家为3.1%,1990-1999年世界各国GDP年均增长率为2.5%,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5%,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3%,高收入国家为2.4%)(注: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文版,298~29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1979-2000年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6.3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7.43%(均按可比收入计算)。(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中国统计信息网(https://www.360docs.net/doc/7c7922814.html,),2001-07-01。)但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整体上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人们对此看法各异,有的认为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尚属正常。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建议,或者不同的舆论倾向,更

重要的是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从而对经济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对居民收入差距当采取何种政策,既需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和判断,也需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旨在对198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实证性的经验分析,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评判,并阐述对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的看法。一、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一)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总体态势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态和变化是最便利、最实用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尼系数处在0.3以下,80年代中期以后,基尼系数超过0.3,1990年代初在0.37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至0.40以上,虽然1990年代末,基尼系数同1990年代中期相比,没有显现进一步上升的势头,但从长期看,198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的上升却是十分明显的。从收入百分比份额的演变来看,在1990年代,人均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之势,而人均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则呈上升之势(10年间约上升了5个百分点),人均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幅度更大(10年间约上升了6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是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如果按家庭收入计算,差别还会要大一些。这些数据表明,19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参见表1)。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