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十大经典书籍

传播学十大经典书籍（转文）
保罗·F.;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

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

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

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

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

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

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

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

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

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

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

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臵的早期思想。

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

李普曼认为，究的开创者。

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

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
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

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

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议程设臵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臵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

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议程设臵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

40年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科恩继续为议程设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

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臵才被命名。

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

他是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

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主持“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丛书。

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6年到1961年间，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变迁计划”，完成了超过50项实验。

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

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说服》一书，描述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结果。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

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

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

耶鲁研究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的传播。

少数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

当时的研究学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

霍夫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类为传播者、传播讯息、阅听人以及阅听人的反应四个方面。

在传播者方面，研究发现阅听人认为可信度低的消息来源较偏颇和不正常，但是，可信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因为阅听人已经忘记了来源的身份，除非其身份再次被强调。

就整体而言，态度的改变多是短期的效果。

态度不难在接受信息后立即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回到原位。

有关阅听人的研究虽然不能定论，但很有趣。

那些将所属团体的分量看得很重的人，不易受到与团体规范相左的说服信息所影响。

在人格特质方面，自我评价低的人，容易受影响；而对他人抱有较大敌意或有精神性神经症倾向的人，则不容易受影响。

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

最后，研究者在探讨阅听人反应时，发现主动参与的阅听人，比被动参与的阅听人容易改变态度。

霍夫兰的研究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研究焦点不在大众传播，但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说服的过程———这是大众传播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之一。

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可信度、对宣传的免疫力、恐惧诉求、睡眠效果等
等，都是引导后来研究的起点。

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学》
施拉姆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

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

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

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

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

”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

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

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

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

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

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布莱德报告》既肯定了结构主义者眼中的国际信息模型，又介
绍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自由主义主张。

该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尽力不偏不倚，在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也更多地采取了微观而实际的视角。

在同年的第21届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大会上，含改变信息不平衡、保护记者权益、消解信息垄断、保障信源多样化、尊重不同文化等建议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得以顺利通过。

《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

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

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

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

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

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
《理解媒介》是传播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媒介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的成名作。

在这本书里，作者首创了当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学术观点。

麦克卢汉的主要贡献是在传播媒介的研究方面，1964年出版的《媒介通论———人的延伸》一书代表了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最高成就。

这本书基本上概括了麦克卢汉关于传播媒介的主要观点，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媒介的定义、性质、特征、作用和分类的认识和阐述。

《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全书分两部分写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分七个方面阐
述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包括“媒介即信息”———定义媒介的一个新视角；“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分类；“过热媒介的逆转”———媒介的发展趋势；“小玩艺爱好者———麻木的自恋”———任何技术和发明都是人体的延伸或截除；“杂交的能量———危险的关系”———一种媒介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作为转换器的媒介”———媒介形成了人与自然世界的一个拟态环境；“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以第一部分的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传播媒介。

书中讨论的26种媒介，构成26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用了一个比方。

麦克卢汉陶醉于使用大量的隐喻来界定他理解的媒介概念。

隐喻使艰深的理论和观点形象生动，但又使之晦涩难懂。

从他对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广泛联系来理解，麦克卢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尝试用他的媒介观解释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他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新鲜有趣的历史观。

霍金斯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
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的研究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是新闻批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由罗伯特·霍金斯和12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大学里的一流学者共同起草的报告阐述了传媒机构自由与责任的相互关系。

报告指出：新闻机构的自由应以推动民主政治、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如果新闻机构逃避它的社会责任则意味着将丧失自由。

报告呼吁新闻机构要从道德、民主和自律方面改进自己的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报告提出的学术思想被传播学者不断地阐述和发扬，但对新闻界本身的改革却影响甚微。

报告50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新闻界仍然普遍存在。

所以，从某种程度理解，这份报告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46年12月，针对美国新闻业现状，“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总报告书，194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自由而负责的传媒》(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报告认为交换消息和意见的言论市场已被少数经济、企业财团把持，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中，间接危害公众服务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本133页的报告书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论。

提倡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媒体对社会有责任提供确实和重要的消息，如果媒体忽略它的公共责任，政府可有限度地控制，同时新闻媒体在行使社会责任时，要进行自律，注意职业水准的品质，致力于客观公正的报道，使得人人有使用媒体的权利，新闻传播进而成为社会公器。

此后，新闻界开始有了社会责任论的规范。

《自由而负责的传媒》的目标是研究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对公众教育的角色，随着委员会对传媒质量和有效性的评估，委员会提出理想的传媒应该是：1.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道并赋予其意义，不但对事实报道，而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2.意见交换的论坛：应视大众媒介为一公正讨论的园地，形成一个交换、讨论及批评的场所。

3.呈现社会现实情况：对社会及团体的活动实况做出确实反映。

正反两面都应顾及，不可失之褊狭。

4.阐明社会目标及价值标准：澄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表扬社会上善良的一面，使社会大众建立社会高尚的价值标准观念。

5.充分随时供应消息：对社会大众所需要知道的最新消息，做最充分而周全的报道，使大众能透过报道对公众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

书中提出了很多目前还在困扰着新闻媒介的问题：报纸媒介拥有权集中在少数个人和公司手中；公众利用报纸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渠道仍然有限；能够拥有和控制新闻生产的人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要求。

它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当时的媒介环境，而是为新闻和报纸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提供了建议，被称之为自由出版的社会责任理论。

传媒应该实现下列政治功能：提供信息、启迪公众以使公众能够自我管理、监督政府。

传媒如果逃避民主的责任将会失去新闻自由，传媒应该以道德、民主和自我防卫来提高自己的表现。

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问世。

这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书，不易读懂。

为了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维纳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得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严、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

这本书从技术谈起，逐渐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包括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学习机制、语言的机制和历史、信息的组织方式、法律和传播过程的关系、传播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语言中的曲解问题等等话题。

在书的后记中，WalterA.Rosenblith评价自1950年以来，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政治家、社会政策制订者看待技术进步中社会变革的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将熵和信息传递的概念贯穿始终的著作，并以此作为观察其他社会问题的线索。

读这本书将有助于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理解传播过程的本质。

维纳认为控制人们环境的命令都是人们给予环境的信息。

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

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

在控制和通讯中，人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

维纳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

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

维纳区别了单向传播的“消息”和作为“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即信息。

消息，只是从消息的发出者抵达消息的接受者的单向的过程；而信息，则是对一个消息刺激的反应的再提取。

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能无限地夸大，即不能以为获得消息的过程会忠实地反映外界的确切知识。

事实上，维纳的反馈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此。

维纳认为，消息有天然的“磨损”倾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