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命运中女性的永恒魅力_简爱_与_倾城之恋_中的女性意识比较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7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72012《简爱》是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小说记叙了女主角简爱从小失去父母，寄住在舅妈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和欺凌。

成年后，她成了桑菲尔德贵族庄园的家庭教师，经历了坎坷，最终她以真挚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恋。

同样，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亦不屈于自己的命运。

20世纪40年代，上海败落的名门望族白家六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在亲戚间备受嘲讽，看尽世态炎凉。

偶然认识了才貌双全的单身汉范柳原，随他远赴香港，在战争生死攸关时，验证了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

一座庄园的毁灭挽救了简爱的婚姻，一座城市的倾覆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

从女权主义角度比较分析，两部作品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体现着东西方女性意识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女性意识，从社会阶级看是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

从文化层面上看，则是以男性为参照，体现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以及其所包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女性无论在何种文学中都是一个最平常而又极其特殊的话题，女性要求解放、要求张扬个性，她们对于外部世界和内心感受有独特的方式和角度。

尤其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女性意识逐步崛起，她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觉醒过程中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小说《简爱》和《倾城之恋》中突显的女性意识首先源于小说作者的视野，作者夏洛蒂和张爱玲分别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体现着个人命运的女性自尊与要求平等的个性。

更主要的是小说中两位女主人翁在不公平的男权社会中渴望获得一种新生，表现出了女性的独立和反抗精神，以及她们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的品格。

一、小说背景比较分析《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她在该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的形象带有自传体色彩，简爱的思想、情感、生活成长经历、爱情经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烙印。

例如，简爱出生在一个穷牧师家庭，父母早逝，童年时期经受的孤独贫穷和夏洛蒂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牧师家庭，幼年丧母的家庭背景很相似；洛伍德慈善学校的校规严厉、主办者的伪善、简爱经历的饥饿和寒冷、学校周围环境的恶劣、伤寒肺病等都是作者在寄宿学校亲身体验过的；后来家庭教师的职业也是夏洛蒂曾为生活而奋斗过的经历。

19世纪西方文艺创作活动本身受父权制意识控制，这种环境下的女作家处境非常艰难，夏洛蒂的身世在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树立简爱这一形象，有力地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不仅反应的是简爱这个来自平民、具有高度尊严的新女性，更加显示着作者本人的反传统意识与顽强自尊的性格。

在追求男女平等这方面，《倾城之恋》作者张爱玲与夏洛蒂有同样强烈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尽管不带有自传色彩，白流苏看透亲情的虚伪，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夹缝里挣扎。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家世显赫的家庭，由于童年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她成为一位才华不凡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敏感切入那个特定时代女性生坎坷人生命运中女性的永恒魅力———《简爱》与《倾城之恋》中的女性意识比较罗晓莉摘要:夏洛蒂的《简爱》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塑造了两个世纪东西方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下的女性———简爱和白流苏。

尽管两者的出生与家庭不尽相同，但同样面对人生命运的坎坷，勇于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反抗与挣扎，追求真爱与自由，体现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权精神。

简爱满怀微笑返回失明的罗彻斯特的庄园，范柳原伴随着炮声回到惊慌失措的白流苏身边。

从女权主义角度看，两个女人在不同的逆境中都坚持着平等独立的人格，追求了不同的真爱。

关键词:简爱；白流苏；女权精神；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2）017-0111-03作者简介:罗晓莉（1987-），女，四川眉山人，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2-06-04活的内部，书写了白流苏这样一位富于反抗，能自救独立的女性。

张爱玲是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全面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戕害的女作家之一，也是最早反思女性自身问题的女性之一。

尽管夏洛蒂和张爱玲分别处在两个世纪，她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身世，一个是19世纪出生贫穷的女作家，一个是20世纪官宦世家独特新型的女作家，但是，其女性独立自尊自强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与小说文本中的写照令人敬佩。

二、两个新女性形象对照（一）命运考验下人格的不屈贫穷的家庭教师简爱是一个男权社会里的知识女性，她执着地捍卫自己的人格、追求真爱。

她对罗切斯特最经典的证明：“你以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就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

”简爱身上不平凡的气质和丰富的个人情感征服了千万读者的心。

同样，白流苏不愿受男人支配、摆布，具有强烈自救的精神，她以自己的老练和智慧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婚姻战场上的胜者。

在白公馆那个封闭的家庭中，白流苏喊出“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抗争、改变命运的。

白流苏的出现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渴望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期望。

19世纪的英国，简爱因为是孤女寄人篱下受尽委屈，但她的独立与自强刻在她灵魂的深处；而在中国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白流苏作为一个离婚的少妇回到娘家受尽哥嫂脸色，但她的骨子里同样不肯屈服于命运。

这一不屈精神两位女性具有同一性。

（二）追求爱情不卑不亢爱情方面，简爱爱上了社会地位和财富远远高于自己的罗切斯特，勇敢主动地向对方告白自己的心意，这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是极其脱俗和大胆的。

在简爱看来这是极为正常的一种需求和要求。

简爱离开庄园的那段经历也是她不允许自己所爱的人已有前妻。

即使她和罗切斯特的经历坎坷不平，但执着的精神仍让他们拥有了幸福。

同样，白流苏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懂得如何操控自己所爱的男人，既大胆放逐又适时控制，女人的心计最终让范柳原从看上她到爱上她，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握了情感和生活的主动权。

简爱和白流苏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下，显示的是女性共同要求解放与得到社会认可的心声。

我们看到的简爱不仅是一个赢得了男贵族爱情的平民女子，而且她勇敢果决地迈向了一条有着新女性、真性情的人生道路。

她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美好的精神世纪和高尚纯洁的心灵”。

简爱并不盲从和沉溺于自己爱上的男人，也没有世俗的尊卑观，她对自己的价值和情感有独立的判断，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有理性的认识。

白流苏第一次婚恋失败后加深了她生命的漂泊感和失落感。

在孱弱的生存方式下，她没有放弃，直面这种悲剧命运，以都市女性特有的生存智慧坚韧地活着。

她清楚地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

男女主人公在反差和矛盾的恋爱观冲突下调情，进行了一场关于爱情较量。

他俩交往过程中尽管都充满了担忧和无奈，但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白流苏也成功驾驭了。

香港的沦陷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开始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可以看出，简爱在19世纪英国贫苦的生活中坚强不屈，用双手创造了命运和爱情的奇迹；白流苏在中国封建没落家族，选择勇敢离开白公馆，用智慧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婚姻，宣告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对男权时代的冲击。

（三）简爱和白流苏女性意识的不同简爱在坎坷命运下的反抗不同于白流苏，她的坚强更多地表现在语言以及具体的行为做法上，让读者更直观地看到她的坚强不屈。

白流苏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不满于传统的女性，但她身上的反抗性并不彻底，在她的潜意识里还存在着对男性的依赖性。

对于命运和前途流苏也有过许多忧郁与悲观，而简爱，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执著追求表现在她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文本中她对于孤儿院的欺侮不愿忍受，而要不断反抗；对于爱情她不压抑自己，而是告白。

虽然简爱与白流苏都讲求精神恋爱与爱情，但是简爱藐视财富、社会地位和宗教的威仪，她的爱情更纯洁。

而白流苏则看重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她渴望得到婚姻，甚至拿自己的前途当赌注远赴香港；而简爱单纯的心灵只想着美好的爱情，而全不考虑社会地位与财富等物质方面。

简爱知道自己的生活无任何依靠，只得找家庭教师的职业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而白流苏离婚之后回到娘家，因为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因而受到哥嫂白眼，她有着女性懦弱的依附性，尽管她的内心渴望离开白公馆，但同时也是矛盾的，她在失落时对徐太太说“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

在现实社会中，白流苏内心漂浮不定，她没有自己稳定的“根”，对自己的遭遇无从把握，只是传奇的机遇让她重新收获爱情和婚姻。

流苏没有经济地（上接第103页）人，当时事态紧急，无奈之下崔老夫人依从了莺莺的计策，若有人能解普救寺之围，便将莺莺许配与他，此时，张生挺身而出，提出应对之策，但普救寺之围解除后，崔老夫人却在宴席之上公然悔婚，让崔张二人以兄妹相称，还对张生说了这样一番话：“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

……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以此作为她背信弃义的借口，而崔老夫人的出尔反尔也导致了后面崔张二人的反抗。

第二次赖婚是崔老夫人发现了莺莺的异常，找来红娘拷问，经红娘的据理力争之后，她怕落得个“治家不严之罪”，更因为自己失信在先，只好将莺莺“与了这厮”，但这并不表示老夫人对成全了张生和莺莺，对两人婚姻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她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赴京应试，她表面妥协，实则赖婚，以这样的方式将崔张二人的婚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若张生能够取得功名，确是光耀门楣的大事；如果落第，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悔婚，足见崔老夫人的奸诈狡猾。

第三次赖婚是在已得知张生高中状元的消息之后，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不甘于莺莺另许他人，找到崔老夫人污蔑张生始乱终弃，高中状元之后，入赘到卫尚书家做了女婿，还要将莺莺纳作妾室，崔老夫人本来就不赞成崔张二人的婚事，加之郑恒的挑拨离间，于是以张生的不识抬举为由又一次悔婚，准备另择吉日为莺莺与郑恒完婚。

这是崔老夫人为维护封礼教制度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尽管她失败了，但是她的三次悔婚无疑促成了作品反封建主题的形成，也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崔老夫人的形象从唐传奇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到诸宫调中初具封建观念的严厉家长，最后成为了一个严守封建礼教制度的封建卫道士，在这些变化中，作品的主题也随之不断升华，因此，崔老夫人这一人物在西厢故事主题演变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作品主题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