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篇一：民国时期湖州藏书家民国时期南浔藏书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藏书作为保存和传播文化最有利的方式之一，一直延续不衰。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私家藏书更是藏书文化中一颗永不凋落的明星。

就某一方面来说，私家藏书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藏书，它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上的作用甚至比官府藏书的作用还要大。

我们在讲述藏书文化时，不可不提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私人藏书。

私人藏书的兴盛地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发展的历程。

藏书文化的发展状况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南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一带，中原文化中心一直位于黄河流域，私家藏书也大多分布在这些地方。

到了南宋，宋室南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随之而来的，是江南一带私家藏书的兴盛。

宋代以后，浙江、四川、福建、江苏、江西开始发展兴盛。

历史名镇湖州是吴越文化的交汇地，“苏湖熟，天下足”的谣谚使得湖州名满天下。

湖州为藏书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湖州的藏书文化经历了四次高潮：两宋时期、明朝、清朝和晚清民初。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

然而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国还是没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但是正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那些有识之士更是认识到了知识文化的重要作用，他们为了保存和传播文化不遗余力，耗费了毕生的心血。

在湖州也有这样的名人志士，他们支撑起了晚清民初湖州藏书文化的高潮。

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藏书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今天还能阅读到那些典籍、善本就是他们心血。

虽然有些藏书因为战火和经济的凋敝散失海外，但是我们应该在肯定他们的贡献和了解那个特殊年代前提下，去看待他们不得已的举动，而且就现今看来，这些流失海外的书籍都绝大多数都保存完好，但是在国内的很多被破坏了。

据《苕水悠悠云香远—湖州藏书文化研究》的记载，湖州比较有名的私人藏书家有十五位之多，并且大多是有藏书楼的。

这些藏书家多是湖州南浔人和湖州吴兴人，少部分是湖州长兴人。

最有名的藏书楼则是在南浔。

南浔是民国时期湖州藏书文化不可不提的一个地方。

南浔藏书文化兴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浔经济的发达。

因地处南太湖、气候温和、土质丰腴、适宜蚕桑，南浔的蚕丝业非常发达。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

该地南浔最早的一批有胆识的业丝者闯荡上海滩，随着生丝贸易的兴盛而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太平军入侵南浔，这批富人举家迁沪的同时，将商业活动的据点也迁入了上海，凭借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优越条件，经营生丝外贸，并涉足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房地产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极一时,时人将这一富商群体谓之曰“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并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说法，该群体财富数量之大及影响之巨可见一斑。

这批商人在富有之后，对文化更是求知若渴，藏书成了他们的爱好之一。

例如“四象”之一的南浔巨商张家就有三代人精心经营六一阁；嘉业堂的拥有者也是“四象”之一被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干。

很多同样富有起来的南浔商人支撑起了南浔藏书文化的兴盛。

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庆云（1864—1933），他在发家致富后，多行善举，回报社会。

而他本人爱好诗词、书画和藏书，他有一个专门藏书的地方就叫“梦坡室”。

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收藏的琴书和古琴，有“江南第一”之称；还有对地方文献的保存、编辑与篆刻。

前面提到的张家，其所建的“六宜阁”更是民国时期南浔三大藏书楼之一。

张钧衡（1872—1927）是张家第一代藏书人，并且是他兴建了六宜阁，用于藏书和刊印书籍。

他的贡献是收藏了大量的宋元珍本，有最具版本学价值的44部影宋抄本，聚书十万余卷等等。

张芹伯（1890—1945）和张叔驯（1899—1948）作为第二代藏书家，他们的贡献在于广为收集善本和收藏古钱币，张叔驯更是中国第一个古币学会和第一份钱币学杂志《古泉杂志》的创办人。

第三代是张葱玉（1915—1963），他是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定专家，其最大成就是收藏古画。

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张家几代人的收藏，不致其被日本人夺取。

庞青城（1864—1949）是南浔“四象”之一庞元济的儿子，还是南浔藏书楼“百柜楼”的拥有者。

庞青城热心公益并且支持革命，远离政治后在上海有藏书室名为“百柜楼”。

其贡献在于收藏了两万八千册图书，现保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

蒋汝藻（1877—1954）的祖先与明代迁入南浔，经营实业后聚有家财，爱好藏书，有专门藏书的密韵楼。

蒋汝藻家族有藏书的传统，他的祖父蒋维基藏书处有俪籯馆、茹古精舍，叔祖蒋维培藏书处有求是斋。

其父蒋锡绅（1855—1904）有传书堂，蒋汝藻就是在父亲传书堂的基础上扩大其藏书。

刚开始是把他的藏书室命名为“传书室”，在1916年改名为“密韵楼”。

其贡献在与收藏了其他藏书家散出了书籍、大量宋元明时代的善本。

晚年其收藏大部分在涵芬楼，后除了其善本都毁于战火。

民国时期南浔最为出名的藏书家是前面提到的有“傻公子”之称的刘承干（1881—1963），其嘉业堂也是全国有名的藏书楼。

刘承干是南浔巨富“四象”之一，他从小受家庭影响，饱读诗书，热心公益，爱好藏书。

1920年刘承干兴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

他最大的贡献是藏书近60万卷，藏书质量也高，有宋元古本、抄校本、明清文集和史部典籍。

其贡献还有刻书，当时鲁迅就称他为“傻公子”，并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

在建国以后，刘承干还把这些保存下来的藏书无偿捐献给了浙江图书馆，这更是一大值得肯定的贡献。

徐森玉（1881—1971）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家和化学家，1962年更是被周恩来誉为“国宝”。

他又专门藏书的地方汉石经斋。

他的贡献是有藏书一万五千多册，最为珍贵的收藏为汉《石经残字》。

其长子徐伯郊（1913年—20XX年）也继承其志，是香港著名的鉴藏家之一，也是建国之初我国文化部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为国家收回大量的文物。

他也有丰富的收藏。

他的贡献有保存了历代名家书画《永乐大典》散本一册，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

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湖州南浔藏书家在藏书文化方面值得肯定的功绩。

在他们的作用下，湖州南浔藏书业在民国时期得以发展兴盛，保存了大量的优秀书籍，更是为现今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那个年代，南浔的这批藏书家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致力于保存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他们的收藏方向多有所不同，都根据他们的爱好而有所倾向。

例如周庆云就多收藏琴书和古琴赢得“江南第一”之称；张钧衡的藏书就以多抄本和稿本为最大特点；南浔嘉业堂藏书则以收藏宋元古本、抄校本、大量明清文集和史部典籍、还有乡邦文献为特点······这些藏书家的藏书因为藏书的倾向各有不同，所以他们保存了各种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国不同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虽然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进行藏书，但是在那个年代藏书业并非易事。

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藏书更是艰难。

但是有很多藏书家仍不畏艰险，使得我国珍贵的书籍不至于流失海外。

像嘉业堂，在1937年南浔沦陷时，嘉业堂藏书安然无恙，解放以后，刘承干甚至把嘉业堂所有的藏书无偿捐献给了浙江图书馆。

藏书家们所做的贡献我们应该牢记，并且在了解了他们对书籍收藏的不易之后，我们可能无法大量的收藏书籍，但是我们应该爱护书籍。

建国以后，私人藏书没落，图书馆兴盛。

这是时代的选择，无所谓好坏，只是在怀念那些曾经的藏书家，他们对书的痴恋让他们受人敬仰。

让他们留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告诉我们，我们也许不需要有大量的收藏，但是请保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爱。

篇二：《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全13册)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全十三册）出版时间：20XX-9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者：李万健、邓咏秋编Tag标签：无内容概要收录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约40种，包括：《崇雅堂书录》（甘鹏云）、《约园藏书志》（张寿镛）、《周氏师古堂书目提要》（周学熙）、《海盐朱氏癸丑七节迁京书目》（朱希祖）、《瞿安书目》（吴梅）、《梦坡室收藏琴谱提要》（周庆云）、《褐木庐藏剧目》（宋春舫）、《顾颉刚先生藏书目录》等。

凡此前已影印出版过的书目，概不收录。

这套书有较高的学术及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民國時期的藏書家及其書目（序）李萬健進入近代以來，由於清廷腐敗，西人入侵，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日益衰落，藏書文化也漸顯頹勢。

至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中國傳統藏書業中堅力量的私人藏書家，其人數與藏書業興盛的清中期相比，已經明顯減少了。

到民國中期稍後，全國收書在萬冊以上的私藏之家總共大約有一百八十多家，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只剩下百家左右了。

應該說，民國時期已經到了傳統的私人藏書業之尾聲了。

但是，這一時期的私人藏書家仍然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和典籍，為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誕生、發展，作出了可貴貢獻。

研究民國時期的藏書家及其藏書目錄、藏書遞藏情況和圖書內容等，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一）民國時期的藏書家及其藏書業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藏書家、藏書業發生了根本改變，從而結束了傳統的藏書樓時代。

清以前的私人藏書家多為封建官僚、地主和封建學者。

而到了民國時期，藏書家大多換成了軍閥、買辦官僚、富商和新文化學人。

與清以前的藏家相比較，民國藏書家所收圖書內容、形式也從傳統經史轉為除此以外還大量收藏新文學、科學著作，從以收藏抄刻、線裝本為主轉為大量兼收鉛印、西裝圖書；對藏書的管理、利用也日益科學和開放，注重為民眾服務。

這樣一來，民國的私人藏書業，從藏書家主體到收藏內容及形式，尤其是藏書目的（是封閉保藏還是開放服務）等根本性質上都發生了變化。

之所以發生上述變化，主要原因是社會性質的根本改變：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加以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在社會生活中出現封建的與資本主義的、東方的與西方的、傳統的與新興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同時並存和發展的現象。

反映在圖書生產和收藏上，一方面是如前所述，藏書家主體身份性質改變了；另一方面是收藏圖書的形式、內容與前大不相同了；三是隨著社會的逐漸開放，圖書收藏思想、管理方法日益科學、進步，藏書觀念越來越開放，書籍流通越來越廣泛，以致藏書要為廣大民眾所用成為時尚。

這樣的變化，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封閉保存藏書為宗旨的傳統藏書樓的命脈，使其逐漸走向消沉、消亡。

就藏家身份言，民國時期的私人藏書家主要是三種人，即：新興官僚、買辦；民族資產階級；新文化學者。

民國知名藏書家約百分之七八十為官僚、富商。

其中為官僚、買辦者如：天津徐世昌，僅其晚晴簃、書髓樓所藏就有萬餘種；南陵徐乃昌，其積學齋藏書富過大藏書家繆荃孫；潛江甘鵬雲，其崇雅堂藏書處將廬、息園貯存三十萬卷；貴州朱啟鈐，存素堂藏善本甚富，僅捐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者即兩千餘種；閩侯陳群，澤存書庫收藏四十萬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