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的写人艺术

《史记》的写人艺术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历代学者认为，《史记》最为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其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上。在《史记》的五种体例中，最主要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当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三类人物传记。《史记》在写人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广的。

《史记》的写人艺术成就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塑造了一大批称得上典型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游侠、倡优、卜者等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记载。单就类传这一类别来看亦是如此在有限的篇目内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众生相。而进入具体某一类传篇目中的所有人物尽管生平经历、性情气质、学识修养可能不尽然相同，但在篇中都表现出了极其鲜明的共同性，有着极强的类型化特征。而我国后世小说中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也是较为明显的，这与《史记》类传中的人物特性是有一定渊源关系的。

《史记》写人艺术达到典型的境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突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与完整性。《史记》之前的先秦历史散文重点在于写事其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人物形象通常显得不够丰满，也无法给人以整体感。而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因此能够较为全面、较为完整的描写人物，诸如人物的姓名、出身、家庭、主要行事、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交代。但仅仅这样的话，又很容易变成流水帐。为避免这种毛病，司马迁在准确把握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的选择材料来突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史记》中这种人物整体性本身就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尤其是在类传作品中，由于一篇传记中涉及到多位传主，对各位传主的记载就显得更加精练，对其生平事迹材料的选择就尤为显得重要。不管人物是好是坏，他都能比较全面的表现，记述和评价历史人物。如《李将军列传》的“太史公曰”里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种颂歌式的倾心称道，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但是,司马迁在列传的正文中也没有掩饰李广的缺点。如“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的残暴不仁；以及李广家居时，尝因犯夜禁被霸陵尉拘留，当李广又被召为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司马迁蹲过监狱，受过宫刑，他对于封建社会的酷吏严法是深有体味，且深恶痛绝的。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口气写了10个酷吏，充分揭露了他们严刑峻法，好杀伐不爱人的罪恶，以及不依律令而专门看着皇帝眼色行事的做法，但是，司马迁尽管对酷吏恨之入骨，可是在文章中，仍然肯定酷吏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方面的作用和一些酷吏廉而不贪的品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马迁能够突破感情的浪潮，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也极不简单的。

《史记》另一个写人艺术的重要方面是人物的个性鲜明。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的心理气质、情感意志和生活习惯诸多方面。人物的个性化前人称之为传神、读之如见其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只有人物的个性鲜明生动，才能创人物个性鲜明与人物的个性化传中对人物的描绘仅仅局限于此的话难免就会给人一种面目千篇一律的印象，让人觉得呆板无趣。司马迁在对人物的描写上注意了把握人物主要的相同特性，在此基础上又充分写出了人物的个性，达到了写人艺术中“同而不同”的绝妙境界，因而具有极高的文学赏读价值。在《刺客列传》中，传中五人按司马迁的话说都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之人，这是其共性，但在这共同点之下又各显其个性。曹沫劫持齐桓公，有“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的前缘，其刺杀行为有一定的个人复仇因素。有管仲缘情理而谏说，桓公权利害而宽容，使曹沫身名两全的结局，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成功英雄，能让人读后产生快意的形象;专诸刺王僚，以事成身死，其子得封为尾声，是一个悲壮的成功形象;豫让刺襄子，则始终围绕“士为知己者死”、“义不二心”来塑造其形象。最后又以刺衣伏剑作结，;执着;聂政则写到了他与严仲子的金钱交往，后世批评之声不少“聂政德严仲子百金之惠，

即以身许之。”;“因自皮面决眼，其信念坚定而如黄洪宪日:自屠出肠”残之举，其江湖侠气更浓;而塑造最为详尽的荆柯则极力突出其不畏强暴、的自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柯之事不涉一语。当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但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对曹沫的刺杀之功及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是颇为看重的。

更为典型的是《酷吏列传》，酷吏的共同特点是执法严厉，至于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品质则有着千差万别。至仔都的特点是“敢直谏”、能“面折大臣于朝”，为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铁面无私。正是这种忠诚，使他在维护汉帝利益时丝毫不讲情面，特别是对犯法的皇亲贵戚毫不留情，“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为官的具体效果是“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匈奴素闻邪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邪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邪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内外的政绩都很出色，决然是一味好官形象。至仔都入选于“酷吏”，并不是因为嗜杀成性，主要是因为他一切都按法律行事，不循私情。张汤之“酷”表现为“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文深意忌不专平”、看皇帝脸色行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低;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而司马迁同时也认为张汤对武帝时代的整个法制建设是有贡献的，“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同时又为官清廉，“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停”而王温舒才是一个真正嗜杀成性的杀人狂，他为官的特点是以杀戮治政，动辄族灭。作御史时就“督盗贼，杀伤甚多”，作广平都尉时，“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这样的“道不拾遗”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