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前后三十年的话剧发展历程

新文学前后三十年的话剧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两个时期有联系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始创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发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和胡适合译的《玩偶之家》等名剧，集中介绍这位被称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的理论、生平和创作，造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易卜生热，使问题剧几乎称为当时话剧创作的唯一样式，而且还波及到小说界，促进问题小说的热潮形成，称为新文学之一。尽管是这样的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有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有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1921年，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田汉与郭沫若以“诗人”的身份创作的剧本，田汉于1920年发表的《梵婀嶙与蔷薇》、《三叶集》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郭沫若早期诗剧如《女神之再生》所表现出来的诗

意，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表现出与当时风行一时的问题剧完全的不同的艺术风格

（二）发展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0年8月，各家社团相继联合成立上海剧团联合会，简称“剧联”，是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九一八”以后，又有“国防戏剧”的提倡。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剧联”自动解散。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更多更好地展现出时代性。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秋瑾传》、《赛金花》等一鸣惊人的具有左翼思想的剧作。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真正成熟的一个悲剧，第二年又创作了《日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真实写照,都是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其中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如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于伶等著名剧作家。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三）成熟阶段。（1937～1949）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卢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1937

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尤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写了6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1944年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夏衍的《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如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戏剧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四）初盛阶段。（1949～1966）新中国的戏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但成就普遍不高。戏剧界一方面积极开展旧戏曲的改革,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