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分权财政分权论文 周黎安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_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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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9 期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 赤字规模的膨胀吗？*
———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
刘洪铎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10006）
内容摘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 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日益膨胀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 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割裂、公共泳池问题、横向策略互动以及“政治 锦标赛”引发的激励扭曲和为增长而过度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基于全国 1998 － 2006 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 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作用。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为强化财 政制度安排、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图 1 1978 － 2008 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二、文献回顾和述评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 一、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处于信息优势，实行财 政分权有助于优化经济效率，也便于地方政府实施与辖区内居民偏好相匹配的公共 支 出 政 策 （ Hayek，1945； Samuelson，1954； Oates，1972，1993） ； 二、财政分权能够改善委托代理问题，提升地方 政府在提供公共品过程中的责任感和透明度（ de Mello，2000）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得到的结论通 常支持了财政分权有利于降低财政赤字的观点。诸如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能够制订 严格的规定，限制其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援助，此举会促使地方政府在自有的财政收入的范围内合理 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硬化预算约束 （ Qian ＆ Roland，1996 ） ，从而避开或减少财 政 赤 字。Tiebout （ 1956） 认为，实行财政分权后居民的“以脚投票”促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由此导致公共品 的供给水平趋 向 帕 累 托 改 进，提 高 了 政 府 的 支 出 效 率 并 降 低 预 算 赤 字。 在 实 证 研 究 中，Neyapti （ 2010） 基于 16 个国家 1980 － 1998 年的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支出（ 收入） 占总支出（ 收入） 的比例 作为财政分权指标，从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财政分权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能够显著降低预算赤字水平。
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关系研究本文分别构造了关于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投入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
实证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基础教育的供给的影响模式迥异：支出分权有利于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权则对地区基础教育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同时，模型还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口结构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影响。
本研究希望为以后的相关课题提供借鉴，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收支安排上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本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究和有待验证的地方。
关键词：财政分权基础教育供给固定效应模型动态效应面板模型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
2010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到2012年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比例。
同一目标，时隔十七年的再次提出，凸显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国富与民生的尖锐矛盾。
我国正面临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发展迟缓、整体效率低下、地区分化严重的问题（Zhang，2003；Hofman，2004）。
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民族文化素养等。
其中，公共财政体制是直接影响基础教育供给的一个根本因素（郭小冬，2008）。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财政分权改革，并由此构建了全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分权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对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关文献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理论的文献相当丰富，但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的关系上，直接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文献相对较少。
公共物品按照用途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等生产性的公共物品，另一类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物品（楚永生，2004），本文关注的是后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公共服务。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王德祥李建军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
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
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FDI 和出口的激励，以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
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55亿元，2007年增加到163502.4亿元，30年增加了近460倍。
与此同时，以进出口额占GDP比表示的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74%，提高到2007年的66.3%(如图1)。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外贸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这成了各界关注的热点。
关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国内对外贸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对D.H. Robertson(1937)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在中国进行检验分析，集中于对外贸易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分析，而研究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作用的文献却比较少。
涉及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影响的文献多是在用协整、ECM及Granger检验等方法研究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对经济增长与外贸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沈程祥，1999；魏巍贤，1999；王坤等，2004；杨斐等，2007)。
由于使用数据及其具体granger检验方法的差别，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都没有就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作用方向、强度及机理等进行深入研究。
《2024年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范文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
这两项政策不仅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更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分析其背后的机制和影响因素，以期为地方政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背景及定义行政分权是指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政府，使下级政府在决策、执行和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财政分权则是指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预算制定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这两项政策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行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行政分权的实施使得县域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这有助于根据当地实际需求调整公共品供给结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同时，行政分权也促进了县域政府的创新和效率提升，使得公共品供给更加高效、优质。
然而，行政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
四、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预算制定等方面拥有了更大的决策权。
这有助于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公共品供给，提高供给效率。
同时，财政分权也促进了县域经济的自主发展，为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然而，财政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税收等非税收入，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五、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公共品供给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公共品供给。
其次，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公共品供给结构。
人口密集的地区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
此外，政策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也对公共品供给结构产生影响。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范文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篇一一、引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是两个重要的政策工具。
这些政策不仅对国家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县域层面，对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尤为显著。
本文将重点研究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其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
二、理论背景与假设行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部分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其在区域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财政分权则是将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这两种分权政策旨在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县域层面，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可能对公共品供给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分权政策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对公共品供给的投入，使供给更加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分权政策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供给公共品时出现结构性的偏误。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将促进县域公共品供给的多元化和差异化。
假设二：分权政策可能导致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出现不均衡现象。
三、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探讨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机制。
其次，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的合理性。
四、研究结果本部分将详细展示实证分析的结果，包括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具体影响，以及可能的不均衡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将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在政策层面上，应如何更好地实施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政策，以优化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篇二一、引言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分权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县域公共品的供给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2024年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范文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篇一摘要：本文以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为背景，深入探讨了其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揭示了分权化改革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其公共品供给结构的优化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对于指导地方政府决策、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随着我国分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前期研究主要关注分权化改革的背景、动因和成效，后期则转向研究分权化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公共品供给等方面的影响。
在县域公共品供给方面，分权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也面临着资源分配、管理效率等方面的挑战。
三、行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行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为优化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促进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特色和需求进行公共品供给，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模式；2. 激励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投入，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3.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然而，行政分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如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行为、利益驱动等问题，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四、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为县域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投入，提高了地方公共服务水平；2. 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3. 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关键词：治理体制 治民权 治官权 稳定机制
一、导 论
研究中国治理体制的稳定机制，首先是源于“中国经验”的一个基 本特征：中国经历了 30 余年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但在政治上一 直保持着权威治理体制。因此，无论我们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作出何种理论解释，都需要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
① 有助于民众在政治上协调行动的公共产品包括：（1） 按人权的普遍原则保护公民权利的 法律系统；（2） 自由、开放、独立的公共媒体；（3） 有利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和平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治环境等。
② 所谓“体制不变，政治在变”，是指最近 30 年，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大的变化，但制度 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以及对待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均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这种制度变迁源于中央政府制订的正 式制度在各个地区实施时，地方官员与各类经济主体（ 主要是私营企业主） 通过日常互 动和合作所采取的非正式的应对策略（ informal coping strategies） ，并逐渐在各个地区形成 非正式的适应性制度（ 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 ，使得正式制度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 要求，避免了对整个体制进行改革。其中，一部分地方政策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之后，上 升为正式政策或法律，这就带来正式制度的变迁（ Tsai，2007：36 － 43） 。
财政分权激励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激励与经济增长【摘要】本文基于文献综述，主要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利用这种激励理论，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解读。
然而，激励机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从而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经济可持续性和激励机制改进的关切。
【关键词】财政激励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增长代价一、引言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
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所谓财政分权，指的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
在中央政府总是强势于地方政府的情形下，事实上财政分权指的就是中央政府把收入和支出的权力划分到地方政府。
认为财政分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好的分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体现不同纳税人的差异，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纳税人的需求，提高消费者效率；与中央政府相比，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当地民众，更具信息优势，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分权能提高经济效率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已经被国外学者反复证明。
但就中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分权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此还存在很大分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平均约10%的GDP增长。
惊叹之余，不禁思考这种高增长能否持续，持续多久？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增长的后遗症是否会阻碍今后的发展。
中国政府治理机制研究：理论进展与经验研究
中国政府治理机制研究：理论进展与经验研究作者：莫太齐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0年第08期摘要：转型时期，治理取向演变折射了中国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深层张力。
通过梳理自分税制以来讨论中国政府治理的重要研究，归纳出三种讨论中国政府治理的不同路径：利益取向，其研究聚焦于財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行为；权威取向，其研究主要围绕“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范畴；历史取向，其研究着重揭示帝国治理的名实逻辑。
由此发现，技术治理不必然意味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其理性化说辞背后依旧延续了“总体支配”精神与非正式治理机制。
伴随财政资源项目化改革而来的集权效应，技术治理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倾向，继而引致政府治理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上的深层矛盾。
本质而言，正因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诉求与官僚体制理性化的互相推动，利益取向与权威取向的治理研究可以并存。
历史取向的研究是在价值层面对政府治理研究的深入，并尝试从社会史与观念史角度厘清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民情。
关键词：政府治理；治理取向；技术治理；总体支配；名与实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15-0079-18Th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China：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MO TaiqiAbstract：During the transition，the governance orientation reflects the deep tens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transition.This paper tries to trace the research lines on state governance since taxsharing reform.According to their underling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hree approaches can be outlined as：（1）interest orientation，focusing on the centralizing fiscal system and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local government ；（2）authoritative orientation，focusing on the category of，“authority system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3）historical orientation，putting emphasis on relations of Name and Reality in empirical governance.In light of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orientation， we find micromanage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and its rationalization rhetoric still continues the spirit of“the overall allocation power”and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Micromanage ment pattern strengthens soft budget constraint trend of local government by centralizing local fiscal resources，which leads to the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uthoritative system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This paper argues that，asthe existing tension between the claim to legitimacy of politic system and rationalization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both the interest orientation and authoritative orientation also present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d such sociologic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has advanced toward the value level，trying to clarify potential etho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tate and society”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 history.Key words：state governance；governance orientation；micromanagement；macromanagement；Name and Reality一、引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伴随着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发育，公共权力部门也得到高度发展，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
我与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这部文集,并取了《为增长而
我与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这部文集，并取了《为增长而竞争：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书名，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编辑这个文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总结和体现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这将会是转型经济学文献中的重要内容。
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体制演变至今，判定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
即使1994年的分税制使得中央的收入更加集中了，但依然没有改变由地方担当经济发展和组织投资活动的分块结构。
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的话，中国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
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省（州）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级政府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只有30%左右，最分权的加拿大和日本也只有60%[1]。
在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是14%，转型经济是26%，美国也不到50%。
从图3我们看到，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十几年来一直维持了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将近70%[2]。
因此，高度的分权体制就成为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性现象。
中国不是一个政治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但是从1950年代实行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一直处于政策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不断进行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也导致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这种现象并不典型，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下是不多见的。
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一直都是依赖中央的专业部对生产者进行垂直的计划控制，在财政上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的权力。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烙印。
即使中央有多次重新集权尝试，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始终没有受到削弱。
每一次的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
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曾经说，毛泽东本人从骨子里不喜欢苏联的集权计划模式。
（论文）财政分权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D992.291）密级：UDC：346 本校编号：10652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财政分权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研究生姓名：陈刚学号： b2009030107087指导教师姓名：李树职称：教授申请学位等级：博士学科：法学专业：经济法学论文提交日期： 2013年2月27日论文答辩日期：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之处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获得西南政法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签字日期：年月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西南政法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特授权西南政法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并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以供查阅和借阅。
同意学校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说明）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导师签名：签字日期：年月日签字日期：年月日博士学位论文财政分权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The Law and Economics Analysi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作者姓名：陈刚指导教师：李树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目录内容摘要 (7)Abstract (11)绪论 (15)第一节研究的背景和问题 (15)第二节文献综述 (16)一、经济学文献的研究 (16)二、法学文献的研究 (20)第三节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1)第四节研究的范围界定 (22)第五节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23)第一章财政分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25)第一节财政分权制度的宪政基础 (25)一、权力制衡 (25)二、地方自治 (29)三、辅助性原则 (32)第二节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学基础 (35)一、改善公共物品供给 (35)二、提高地方政府效率 (37)三、促进制度竞争 (39)第三节本章小结 (41)第二章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变迁 (44)第一节计划经济年的“统收统支” (44)一、1956-1961年的“激进分权” (45)二、1961-1963年的调整期 (46)三、1970-1976年的“文革”混乱期 (47)第二节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大包干” (48)第三节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 (51)第四节本章小结 (54)第三章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现实实践 (56)第一节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外部约束条件 (56)一、财政分权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56)二、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 (58)三、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 (61)第二节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62)一、政府间的事权划分 (62)二、政府间的税收划分 (65)三、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67)第三节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权益分配 (68)一、财政收益权过度集中 (69)二、财政支出责任过度下放 (72)三、地区间财政差距扩大 (75)第四节本章小结 (78)第四章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收益和成本分析 (80)第一节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收益 (80)一、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 (80)二、推动了地区实验 (85)三、促进了经济增长 (87)第二节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成本 (88)一、加剧了发展失衡 (88)二、扩大了收入差距 (93)三、损失了经济效率 (97)第三节本章小结 (99)第五章财政分权的别国经验及其启示 (100)第一节美国的财政分权制度 (100)一、美国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 (100)二、美国财政收入权的划分 (102)三、美国的转移支付 (104)第二节德国的财政分权制度 (105)一、德国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 (105)二、德国财政收入权的划分 (107)三、德国的转移支付 (108)第三节俄罗斯的财政分权制度 (110)一、俄罗斯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 (110)二、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划分 (111)三、俄罗斯的转移支付 (113)第四节印度的财政分权制度 (114)一、印度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 (114)二、印度财政收入的划分 (114)三、印度的转移支付 (115)第五节别国财政分权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117)一、财政分权制度的一般经验与启示 (117)二、支出责任划分的经验与启示 (118)三、财政收入权划分的经验与启示 (119)四、转移支付的经验与启示 (121)第六章完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立法设想 (124)第一节财政分权的一般性原则 (124)一、法定分权原则 (124)二、适度分权原则 (125)三、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 (125)四、多样性原则 (126)第二节政府职责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立法设想 (126)一、完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126)二、完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设想 (128)第二节政府间财政收益权划分的立法设想 (131)一、完善财政收益权划分的原则 (131)二、完善财政收益权划分的设想 (132)第四节完善转移支付的立法设想 (135)一、完善转移支付的原则 (135)二、完善转移支付的设想 (136)第五节其它配套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137)总结 (141)参考文献 (145)后记 (154)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155)内容摘要本文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在理论上阐释了财政分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全面回顾了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历史变迁，系统考察了中国现行财政分权制度的现实实践，评估了中国现行财政分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梳理和总结了代表性国家财政分权制度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立法设想。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范文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成为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县域层面，这两项分权政策对公共品供给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分析其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以期为优化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二、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背景及内涵行政分权是指政府将部分行政权力下放给下级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使下级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财政分权则是将财政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这两项分权政策是推动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三、行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行政分权的实施，使得县域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这有助于根据当地实际需求调整公共品供给结构，满足不同区域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行政分权也激发了县域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提升。
然而，过度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出现竞争，为争夺资源而忽视合作，进而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四、财政分权对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财政资源。
这为县域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调整和优化公共品供给结构。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品供给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同时，财政分权也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公共服务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然而，财政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形成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此外，财政分权还可能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为争取更多财政资源而忽视合作，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均衡性和公平性。
五、政策建议为了优化县域公共品供给结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 适度调整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力度和范围，既要保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又要防止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
深圳综合授权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前景
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〇二一年 第四期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根据授权开展相关试点试验示范，并制定实施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涉及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民生服务供给、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
”改革需要综合授权，探索需要制度空间，突破需要提升“政策天花板”。
《实施方案》明确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权事项清单，并按照批量授权方式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
与此同时，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改革政策举措，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授权后实施。
综合授权、清单授权和批量授权的提出，为深圳做好先行先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但是，如何理解、做好以及深化综合授权，既是未来改革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需要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
一、有关综合授权的文献与理论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采取单一制，由五级政府组成，因此在如何有效治理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和我国相当体量的国家（如美国）或区域（如欧盟）通常采取联邦制，一般为三级政府。
因此，如何处理央地关系及其他纵向府际关系，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课题。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深圳综合授权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前景马 亮摘 要：文章通过回顾有关文献与理论，澄清和比较了放权、授权、赋权和分权等概念，明确了综合授权改革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 周黎安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主讲人：周黎安评议人：周业安徐家良杨永恒杨凤春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今天由周黎安教授给我们做有关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问题的报告。
中国是个大国，地方官员数量很多而且在地方发展改革中起的作用很大。
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将有幸听到黎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这是很有意义的。
先请周教授做报告，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周黎安：谢谢张老师，特别感谢天则所对我的邀请。
我回国以来和天则有很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很多天则所组织的学术会议。
今天能到这里来做双周的学术讲座，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机会。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是初步的研究，如果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反馈将对我很有帮助。
在开讲之前，先说说这个研究的背景。
我从做博士开始就对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就非常关注。
前一些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政治锦标赛”的概念。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观察地方官员的激励，地方官员从最低的村干部或者乡干部开始一级一级地往上晋升。
这个晋升过程有点像比赛。
比如三十二支球队选出十六支，十六支里面决出前八，前八里决出四强，这样一直竞争下去。
地方官员实际也是在这么一个层级的体制里面寻求晋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地方官员的激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研究窗口。
我提出政治锦标赛的概念也借鉴了契约理论里面一个关于锦标赛的理论。
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不太愿意合作。
相对来说，商人更愿意合作。
这和竞争博弈（也就是刚才讲到的锦标赛的内在性质）是相关联的。
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多自身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又发挥了那么多的作用，怎么去理解他们的激励？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也和地方官员的激励有关。
我发表在最新的《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就是系统地研究锦标赛模式带来的积极的后果和负面的效应。
这里我不会细谈这个。
后来我发现用锦标赛模型研究地方官员的治理还是不够的。
财政分权的论文
财政分权的论文财政分权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间进行配置,进而各项财政工具分配的内容。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财政分权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分权的论文范文一：财政分权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问题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的公共物品，对公共文化服务状况的考察必须放在现有财政体制下进行。
理论上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高，但实际上财政分权并没有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反而导致供给不足和非均等化。
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优化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财税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政府为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和满足公民文化需求，而向全社会无差别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特征，还因其自身特征而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这也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必须立足于公共财政的基础之上，而公共财政体制本身的因素将深刻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状况。
本文力图考察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状况，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我国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就如何完善财政分权制以更好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状况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依次施行的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虽然在制度和具体规则上有很大不同，但这些财政措施也都基本满足财政分权理论关于财政权力转移和财政职责分工的要求的，因此把中国当代的财政体制称为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也是妥当的。
而在这期间我国的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明显变化，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2年，在此阶段主要以“市场化”理念为指导来重整公共文化事业;从1993年到2002年以“产业化”为导向的公共文化事业改革是第二阶段;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从2002年之后才开始，即从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大决策演进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的通过。
分权_增长与不公平
分权、增长与不公平杨其静*内容提要 本文顺次分析了辖区封闭、辖区间资本流动以及基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三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
通过比较制度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和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可能是发展过程中一个硬币的两面;分权和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以及官员晋升的竞标赛都将促使政府向企业伸出更加温暖的帮助之手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也容易引发政府向弱势群体伸出更加冷酷的掠夺之手,危害社会和谐。
因此,有必要通过恰当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来保证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保证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 分权 政府间竞争 经济增长 不公平一 导言W e i n gast(1995)等人以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为背景,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系统地提出了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federalis m)的分析框架,强调中央-地方分权及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可促使地方政府构建友好的商业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随后,相关文献大量涌现,并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 中国式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 (M onti n o la et a.l,1995),其中还特别强调了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和官员晋升制度的作用(杨瑞龙,1998;M ask i n et a.l,2000;Li and Zhou,2005;王永钦等,*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 100872 电子信箱:q iji ng_yang@yahoo.co 。
本研究得到了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课题 和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的支持。
剑桥大学Read er H a-J oon C hang和香港大学Pro.f S tephen Y.Ch i u(赵耀华)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契约与组织理论研讨班 的师生也提出了有益批评。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2007;周黎安,2007)。
同时,很多经验研究也证实财政分权与改革进程、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in et a.l,2005;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张晏和龚六堂, 2006)。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作者： 周黎安[1]
作者机构： [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00871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
页码： 33-40页
主题词： 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中国;政府官员;区域经济;政治晋升博弈模型;政绩观;地方政府
摘要：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
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
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周黎安教授研究成果
周黎安教授研究成果[1] “The Effect of Microinsurance on Economic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with Hongbin Cai, Yuyu Chen and Hanming Fang), forthcom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 “Seller Reputation: From Word-of-mouth to Centralized Feedback” (with Hongbin Cai, Ginger Jin, and Chong Li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4, 51-65, 2014.[3] "Family Ties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with Hongbin Cai, Hongbin Li and Albert Park),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3): 850-867, 2013.[4] “Returnees Versus Locals: Who Performs Better in China’s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with Haiyang Li, Yan Zhang, Yu Li, and Weiying Zhang),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6: 257-272, 2012[5]. “Intra-Industry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D: Evidence from China’s ‘Silicon Valley’” (with Yasuyuki Todo and Weiying Zhang),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5(3), 569-585, 2011.[6].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 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with Yan Zhang, Haiyang Li and Yu Li),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969–989, 2010.[7].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92-2003” (with Hongbin Cai and Yuyu C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8 (3): 385-413, 2010, lead article.[8]. “Incentives, Equality, and Contract Renegotiat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with Hongbin Cai and Hongbin Li),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8(1): 156-189, 2010.[9].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with Hongbin Li, Lingsheng Meng, and Qian Wa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7: 283-299, 2008. One of the Most C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rticles since 2007 with the rank of the 13th out of Top 25, 2012[10].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61 Famine in China" (with Yuyu Che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6: 659-681, 2007, lead article. One of the Most Cited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Articles since 2007 with the rank of the 11th out of Top 25, 2012[11] “Incentive Contracts and Bank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Rural China" (with Hongbin Li and Scott Rozelle),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5(1): 109-124, 2007.[12]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with Ye Chen and Hongbin Li), Economics Letters 88: 421-425, 2005.[13]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with Hongbin Li),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1743-1762, 2005. Reprinted in "Governing Rapid Growth in China: Equity and Institutions", edited by 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 2009, London andNew York: Routledge. One of the Most Cite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Articles since 2005 with the rank of the 3rd out of Top 10, 2010[14] "Parental Childca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Hongbi n Li, Xianguo Yao, and Junsheng Zhang), Applied Economics, 37 (18): 2067-2076, 2005.[15] “How Prudent Are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 Consumers?” (with Yuyu Chen)Topics in Macroeconomics: Vol. 3: No. 1, Article 4. 2003.中文论文[1].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世界经济文汇》2015年第1期[2]. “县级财政负担与地方公共服务: 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与陈祎合作），《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14期第2卷[3]. “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4]. “行政发包制：对评论人的回应”，《社会》2014年第6期[5]. “中期排名、晋升激励与当期绩效：关于官员动态锦标赛的一项实证研究”（与乔坤元、刘冲合作），《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6]. “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同效应：来自中国县级水平的证据”（与刘冲、乔坤元合作），《世界经济》2014年第11期[7] “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与郑世林、何维达合作），《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8]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县级水平的证据”（与刘冲合作），《经济科学》2014年第2期[9].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银行信贷：来自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与纪志宏、王鹏和赵鹰妍合作），《金融研究》，2014年第1期[10] “高速公路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县级水平的证据”（与刘冲、徐立新合作），《经济研究》2013年增1期[11]. “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与赵鹰妍、李力雄合作），《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12]. “行政发包制与雇佣制：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与王娟合作），载入《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3]. "税收努力、征税机构与税收增长之谜" (与刘冲、厉行合作），《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1卷第1期[14]. “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与陶婧合作），《金融研究》2011年第3期[15]. “企业规模对职工工资的影响：来自中国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证据”（与陈凌、李宏彬和熊艳艳合作），《金融研究》2010年第2期[16].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与陶婧合作）《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英文版发表于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9, 4(3): 425-448）[17]. “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与蔡洪滨、吴意云合作）《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摘要收录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6期，44－45页）[18]. “信誉与管制的互补与替代：基于网上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与杨居正、张维迎合作)《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19]. “企业信息化投资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企业的经验证据”（与汪淼军、张维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20]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本文收录《中国社会学文选》（应星、周飞舟、渠敬东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年获得北京大学第11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1].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与张维迎、顾全林、汪淼军合作）《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4期[22]. “信息化、组织行为与组织绩效：基于浙江企业的实证研究”（与汪淼军、张维迎合作）《管理世界》2007年第4期[23]. “中国轿车行业的合谋与价格战”(与王皓合作），《金融研究》2007年第2期[24]. “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与史宇鹏合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25].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与王鹏合作），《中国会计评论》2006年第2期[26]. “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与张维迎、顾全林、沈懿合作），《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27]. “中关村科技园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1995－2003”（与张维迎、顾全林、姜烨合作），《经济学报》2006年第2卷第1辑[28].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所有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与王鹏合作），《金融研究》2006年第2期[29]. “信息技术、组织变革与生产绩效：关于企业信息化阶段性互补机制的实证研究”（与汪淼军、张维迎合作）,《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30].“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与陈烨合作)，《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31].“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一个应用”（与张维迎、顾全林合作），《管理世界》2005年第10期[32].“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与李宏彬、陈烨合作），《经济学报》2005年第1卷第1辑[33].“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证据”（与罗凯合作），《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3期[3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本文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7期转载，入选《中国经济学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35].“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与张维迎、顾全林合作），《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36]. “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与柯荣柱合作），《学术界》2003年第5期；另收录《大学的逻辑》（张维迎著，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37]. “从信息经济学看当前假冒伪劣现象”（与崔兆鸣合作）《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38]. “假冒伪劣条件下的市场均衡” （与崔兆鸣合作），《经济科学》1995年第5期[39]. “郭鹤年的经营管理艺术和风格”（与郑学益合作），《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40]. “交易的制度结构”，《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著作章节：[1]．“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理论”，第九章，《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本书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国家的理性重建：布坎南的国家理论”，第十章，同上书[3]. "Firm Dynamic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Science Park", (with Q. Gu, H. Li, W. Zhang), in Haiyang Li (eds), Growth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s Emerging M arke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MA: Northampton. 2006.[4]. “Political Competition at a Multilayer Hierarchy: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X. Li, C. Liu, and X. Weng), 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150-IV, Basing Str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著作:[1]．《边缘地带的小农: 中国贫困的微观解理》（与沈红、陈胜利合著），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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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 从政府层级的角度讨论了分权改革的效果，研究了 成为财政分权试点县的因素，并且发现财政权力下 放对于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行政权力 下放更大。 袁渊和左翔（2011） 发现分权通过对县辖企业的促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且对辖区内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要高于国 有企业，说 明分权试点不仅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而且推动了 市场化改革。 郑新业等（2011） 研究在河南省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分权改革试点， 发现省直管县却是通过行政上的分权作用而非财政 分权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财政分权使得地市警惕 下一步的财政分权计划，在下一步财政分 权政策出 台之前变本加厉的对非财政省直 管县进行挤压，使得它们在发展经济时财 力不足。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二、政策建议 三、本文的问题
一、结论
（1）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它 通过吸引新企业、提升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财政权力的下放则主 要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影响经济。 （2）这两种分权政策依旧粗放地拉动投资 带动经济发展，既没有从本质上提高企业 的生产效率也没有改善资源的配臵效率。 （3）行政分权会带来正外部性而财政分权 会产生负的外部性。
二、分权有哪些具体措施？
行政分权： “能放则放、责权统一” 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下放管理 权限，扩大县自主权。
财政分权：
（1）确定市、县财政各自的支出范围，市、 县不得要求对方分担应属自身行政权力范 围内的支出责任。 （2）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 由省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市、县。 （3）各自编制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和年终决 算。 （4）取消市与县之间日常的资金往来关系。
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同效应
来自中国县域的经验证据
作者：刘冲
乔坤元
周黎安
周黎安
1984年以全省文科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 1988年和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 学士和硕士学位。 200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
通讯地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编 100871） 电话：＋86－10－6275－0431 传真：＋86－10－6275－1463 Email：zhoula@ 工作经历: 1991-1996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教，讲师 2002 年-200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 助理教授 2007年 2 月－8 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访问学者 2005 年－2010 年8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 济系，副教授 2010年 8 月至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 教授
高军和王晓丹（2012）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果 主要是通过对县进行分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 应实现的。 樊勇和王蔚（2013） 县域分权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试点县的经济增长 和财政收入，且对强县的促进作用比弱县更为 显著，强县的发展更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 财政支出，弱县则更倚重于二、三产业。 赵海利（2011） 浙江第三轮分权政策的经济绩效并不好。县域 经济增长依然对传统要素保持较高的依赖， 分权需要相应配套的改革措施才能发挥作用。
行政分权可能真正起到了带动经济发展的 作用，而财政分权的作用有可能是由于直 管县对其周边县产生了负外部性、挤压周 边县的发展而造成的一个统计现象。
一个猜测是，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增长” 可能是由于行政分权带来的。通过对政府 文件的解读也不难发现省直管县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需要配套行政分权措施，否则难 以执行。 那么为什么财政分权而不是行政分权会产 生负的外部性？
分权是通过进一步拉动投资来带动经济增 长，但经济效率并没有提高。
分权可能会对周边县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它们可能会把周边县的一些企业吸 引过来从而“吸干”周边县的资源。 其次，市政府可能会变本加厉的挤压还没 有进行政策试点的周边县财政收入。 最后，分权可能产生税收竞争，使得那些 拥有更大财政权力的县获得更多的优势。
二、政策建议
（1）政府下一步应该考虑扩大强县扩权的 试点范围，同时注意财政分权潜在的负外 部性。 （2）分权政策还是通过粗放地拉动投资来 剌激经济，政府需要通过其他的辅助政策 措施转变中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提升 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改善资源的 配臵效率。
三、本文的问题
（1）分权可能会有长期的效果，由于数据 可得性的原因，我们只能讨论短期的影响。 （2）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能还是会受到内生 性问题旳影响，政策试点之前的县可能存 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重点关注： 一、考察行政和财政权力下放对县域经济 增长影响的差别，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了经 济增长到底应该下放行政权力还是财政权 力？ 二、分权改革的外部性是正的还是负的， 即分权改革是带动还是阻碍了周边县的发 展？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本文的贡献： 一、首次在文献中区分了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 对经济的影响。 二、不仅关注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 而且考虑分权政策对周边县的影响。 三、本文采用的数据不仅涵盖了中国所有县的 财政、经济统计资料而且为了深入考察影响渠 道，还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得到了加总到地 区层面的企业信息。 四、从政策评估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财政分权 对直管县本身的经济增长有利而对周边县产生 的负外部性可能对整个地级市的发展不利。
引言
中 国 从 1983年以 来采用 市管县体制。但 随着城市化的稳步发展直至成熟，这一体 制的弊端逐渐涌 现。因此政府从2002 年开 始实施了一系 列将权力下放至县的改革， 力图打破市管县体制对县域经济的桎梏。
对县分权的改革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行政分权（强县扩权） 主要强调向县政府下放项目审批和投资方 面的权力 二、财政分权（省直管县） 在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 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地级市、 县财政直接联系，扩大了县域财政的自主 权。
本文将为分权与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更加完 整的分析框架，区分和比较两种不同的分 权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并 且考察分权的外部性。
制度背景
一、为什么要进行分权？ 二、分权有哪些具体措施？
一、为什么要进行分权？
（1）县级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大，但在行政权力、 人事权力、财政权力方面都受到市级政府的限制。 （2）“小马拉大车”经济实力较弱的地级市辐射 带动作用有限，无法对所辖县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进而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在市管县体制下，政府官员更看重城市建设 和区域经济总量的提高，把大部分资金、人员和精 力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上而忽略农村的发展，甚至把 用于农村发展的资金挪用到市区建设当中，导致城 乡差距扩大。 （4）在市管县体制下，政府层级增多，行政成本 上升，行政效率降低。与此同时，信息成本也更高。
数据、变量和模型
财政权下放可能使省政府直接管辖的县成 为企业利润的攫取之手，即县政府为了获 得更多 的财政权力和财政收支分成，可能 会对高利润的企业征收更高的税，使得企 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
在现行的“市管县”体制下财政分权依然 面临不少制度方面的掣肘，我们认为可能 是由于分权之后管辖县从市政府获得的支 持力度减少，市政府在转移支付方面进行 了较多的截留，从而导致县政府财政权力 扩大之后，转移支付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 加。
行政和社会职务： 2006年 8月2011 年1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 系副主任 2011 年1 月至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 2006年 10 月至今，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2015年 4 月至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 主要教学课程： 中级和高级微观经济学 微观计量经济学应用 激励与组织专题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 产业组织 经济转型与发展 应用微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