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与异化之争

归化与异化之争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近几年来在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篇文章就“归化”和“异化”的定义，发展过程以及译界普遍比较认可的结论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关键词：翻译，归化，异化，文化
“归化”是指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表达流畅通达，易于目的语者所接受；“异化”则以原语为归宿，使原语文本中的“异质”文化特色得以保留。

说到翻译，就必须考虑到文化、翻译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化、翻译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的相互转换，所以成功的翻译不仅仅需要良好的语言功底更需要语言转换过程中对所介入文化的精通来完成一即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

1990年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提出了“文化转向”这一术语，进一步明确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参与。

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转换，“文化翻译”这一术语也随之出现。

文化翻译必然通过翻译策略得以实现，而文化翻译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成为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鉴于译界对文化翻译的定义驳杂繁多，并无定论，文章开始对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进行了厘定，认为文化翻译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翻译即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狭义的文化翻译则是文化信息的翻译。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常常要求助于翻译策略来解决，即归化和异化策略。

由于二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存在差异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孰轻孰重的争议已持续多年。

无论是奈达等主张的归化论，还是韦努蒂等倡导的异化论，就文化信息的翻译而言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表达流畅通达，易于目的语者所接受;异化则以源语为归宿，使源语文本中的“异质”文化特色得以保留。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背景及期待等因素的多重制约，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近些年来，随着翻译者对文化交流与传播重要性认识的逐渐加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受到译者的普遍关注。

他批判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归化翻译并对此提出了质疑，主张翻译应该“存异”而非“求同”，要让译者在翻译中现身，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他的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在国内外引起了新一轮的对译者地位和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讨论。

他使用“隐身”一词指出了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地位。

他指出译者的隐身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

他分析了透明翻译在英美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原因，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的结果。

他主张用异化翻译来抵抗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目的是
要发展一种抵抗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他的翻译理论是在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背景下诞生的，也是在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建立的。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提高译者的地位，有利于目的语言和文化的丰富。

但是他忽略了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和翻译的文本类型，在抵抗文化霸权方面也有局限性。

本文认为韦努蒂最重要的贡献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策略的选择。

这对中国翻译策略的选择有重大的启发。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极端化倾向，他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行为，反对把外国文化打上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烙印。

在这一点上，中国译者在研究中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着眼于他的文化作用而不是政治作用。

另外在应用他的异化翻译策略时，中国译者还应该考虑到文本类型和读者的理解能力。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断沟通，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因其在文化交流方面特有的优势，在二十一世纪将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

不过，这种异化翻译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也还需要通过归化翻译进一步地完善和补充。

在我们看来，所谓“归化”和“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

译者作为两种跨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

面对这两种文化，处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

第一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异化”的翻译方法；第二种可能会使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第三种立场则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的方法，试图以“交流和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劳伦斯●韦努蒂曾以日本小说的英译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英译为例，来考察译者所采取的文化立场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确立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受多重因素决定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异域语言与文化的态度与理解以及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立场是决定翻译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而对异域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制定，反过来又影响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和译者本人的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制定。

从这个角度看，对翻译的许多技的层面的探讨，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层面的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最后，本作者认为，也是译界普遍认可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我们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采取异化策略，这样，译文作品可兼两种策略之长而避其短，使两者有共同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应该是相辅相成，并有互补的辩证统一关系。

参考文献：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1990. Nida，Eugene 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
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5.
郭建中，1998，翻译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第2期。

廖七一，2000，《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与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

许钧，2009，《翻译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