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艺术思潮-走进陈丹青和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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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艺术思潮
——走进陈丹青和许江
陈丹青:
1953年生于上海。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70年-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陈丹青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西藏组画,溯源颠覆
1978年,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1980年,陈丹青为准备毕业创作,二次进藏体验生活,创作了七幅油画以及一沓速写。七幅油画分别为:《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之一》《进城之二》《洗头》《康巴汉子》。后来被约定成俗地统称为《西藏组画》。此时陈丹青只有27岁。
1980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引起了美术界与文艺界的极大震动,所有文艺报刊争相刊发与评论。《西藏组画》奠定了其中国美术里程碑式的历史性地位,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西藏组画》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并蜚声海内外。至今艺术界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
《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与发轫。同时,《西藏组画》还是对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政治主题性创作模式的颠覆。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难能可贵地首次公然摒弃主题性的虚假喧嚣,还原于艺术的真诚,将视野专注于身边、非英雄、非主题的生活真实。蕴含了一种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西藏组画》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交替时期写实主义思潮的发端与代表,影响深远,为其后国内“85新潮”及现代艺术运动埋下了伏笔。
陈丹青说西藏组画:
旧作却是历历在目,以每一个细节提醒我:这是我年青时代在拉萨画的画: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法国,我终于明白过来:倘若没有画中一个个美丽的西藏男女赏我激情与能量,我不可能画出这批画。
《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之一》《进城之二》《康巴汉子》六张完成的创作全都钉在墙上。现在我终于可以像局外人那样观察它们。我在画出它们进无论如何有过得意的时刻,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失败了。开初我多少有点想一鸣惊人,这就糟了,真挚因此失去一半。急功近利,使我贪多,赶制,尽管画得仔细,但明眼人可以看出是浮面的工细,骨子里仓促而就,并没有在人物情境上深掘。这就决定了这些画是表面的,经不起看。其次,我虽讨厌别人处处来显示某种追求,想和他们背道走走看,结果正因为这样,也落入显示另一种刻意追求的陷阱,作品显得不自然。我追求古典风格,古典美恰在自然。再就是我深知古典作风最需要过硬的技巧,我的驾驭能力,我的色彩,都远远不能胜任这种坚实风格的形成。现在这六幅画在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与我最先想象的并自以为能够达到的效果,完全是两回事。
至于西藏组画,我从破旧日记中惊讶地读到,在它们才画完的某一天我曾这样写道:“现
在这些画在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与我最先想象并自以为能够达到的效果,完全是两回事。”但如今这一切在我都是两回事了。我仿佛打量别人的作品:它们画得那么专心致志,而且,非常善良。
辞职清华,受聘博导
2000年,陈丹青从美国纽约回国,随即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美院当时成立四个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为“吴冠中研究室”“张仃研究室”“袁运甫研究室”以及“陈丹青研究室”。
说起招生制度,陈丹青愤慨不已:“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而就在1978年,陈丹青自己曾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陈丹青不认同现行考试制度,不认同教学大纲,不认同排课方式,不认同艺术学生的品质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他认为人文艺术教育不应该以英语和政治考试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他也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结果”。于是,他“不想再玩下去了”,遂递交辞呈:“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2004年末,陈丹青愤然辞职,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厉声讨伐。
陈丹青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与现行制度不相适应时,他没有选择委曲求全,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自己——真实,为此不惜公然站出来充当反对体制的先行者。
陈丹青爱心善举
《中国的山川》
陈丹青在得知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创作了“并置”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一张画——《中国的山川》。在这幅画作中,清代山水画家石涛、元代画家倪云林的水墨画被陈丹青以油画的方式进行了创作媒介的置换。古人的诗意,古代的山川,这一切消逝的风物仿佛古董珍玩一样,被画家“晾晒”在画布上,其静谧、静止营造出一派肃穆。陈丹青的《中国的山川》在慈善拍卖会上以165万元人民币拍出,善款全部捐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以建设希望小学。陈丹青表示,“一直想画张大些的静物,这次实现了,而且画大了兴许还能多换些钱支援灾区,建一些‘永远不会倒塌的希望小学’。”
《红脸的民工》
日本3·11大地震后,在“爱与希望·艺术界支援日本灾区儿童慈善活动”中,由陈丹青领衔的中日韩三国80余位艺术家捐赠98件作品,以低于艺术家作品市场价的定价进行爱心义卖。作品包括油画、版画、装置、影像等。陈丹青表示,“主办方说哪怕捐张素描也好,但我觉得不好意思拿素描作品,就捐了一幅油画”。陈丹青捐出一幅创作于2009年的油画《红脸的民工》义卖定价为25万元,义卖所得善款将拨付日本受灾儿童。
陈丹青油画
陈丹青14岁那年,开始跟着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去画毛主席像。登上脚手架,在好几米大的铁皮或墙面上画,两年画了120多张毛主席像。陈丹青第一幅涂抹的“油画”,是用别人送给他的颜料临摹列维坦的风景画,画在涂了上海叫做“鱼皮胶”的小纸板上。画完后大为得意,立刻举起来,朝着电灯泡欣赏油画的反光,可是毫无光亮,后来才知道那是水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