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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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读书报告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读后感
马飞远3120100092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认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中央政府也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并在2009年运用“三农”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对我感受最深的不是作者对八次危机的回顾,而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与分析的“去意识形态化”。下面,分几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方法
温铁军教授认为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我非常赞成温教授这种分析精神,但是同样地,我觉得仅靠经验还是有所欠缺。如果试图构建一个具体模型去解释,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
温铁军认为,中国是个小资社会,从建国之初就是这样。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中国就是小资国家。”
温铁军教授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他把握住了构成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农民群体(尽管这一基础随着城市化逐渐消失)。中国的特殊的城乡二元体系让城市这个“高风险”经济区域有向农村社会软着陆的空间。
(三)中国城市化是好是坏?
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市化速度是几乎每年1%,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对此,温教授认为这会导致城市失去软着陆的空间。但问题是,中国应该减缓甚至停止城市化吗?
在我看来,尽管城市化直面的是“高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高收益”,中国要步入发达国家,提高人均收入,必须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而显然,以第一产业做支撑的农村无法达到高集约化的经济发展,尽管风险较低。
因此,中国人变得富裕,就得面对更高的风险。风险就一定是坏事吗?相反,作为大国,中国要建立起更完善的风险应对制度,这也是社会制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