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讲武堂

历史总有其吊诡之处，“讲武堂”本是大清帝国为挽救内忧外患日趋危急的国运所做的最后努力之一，结果反而成了革命者的训练营。

云南讲武堂：百年军校将帅摇篮
在风雷激荡的清朝末年，1909年显得异常平静，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大事。

实际上一切都在悄然变化。

溥仪即位了，张之洞死了，革命者在各地紧张地活动，各省咨议局召开了首届常会……同在这一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诞生。

讲武堂，是大清帝国为挽救统治所做的军制改革之一，鉴于落后的八旗军队无法应付新的军事形势，清政府决心要建立一支“新军”。

讲武堂，便是为培养“新军”将领所设立的新式军事学校。

创办于1909年的云南讲武堂，是全国3所讲武堂中成立最晚的（另外两所为：北洋讲武堂，1906年成立于天津；东北讲武堂，1908年成立于奉天即当今沈阳），但对中国近代军事影响之大，堪与黄埔军校并称。

亦有人评价称，在云南近代史上，曾有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

“文”乃西南联大，“武”即云南陆军讲武堂。

前者培养了一大群灿若群星的学术巨匠；后者造就了一大批我国乃至亚洲近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包括：2位新中国元帅（朱德和叶剑英）、20多位上将、3个国家的军队总司令、300多位将军，以及数以千计的校官和尉官。

正是这些人，在此后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奋勇作为，以他们各自跌宕的人生经历，创造了20世纪上半页整个中国的“大历史”。

首任校长李根源
昆明，风景秀丽的翠湖西岸，一座杏黄色的走马转角楼默然伫立。

这座与周围喧嚣风格迥异的传统式建筑，便是云南陆军讲武堂。

为其选址此处的，是讲武堂最受尊敬的创办人——李根源。

提起李根源，知道的人并不多。

此人是晚清政府派往日本求学现代军事的官费留学生之一，与顾品珍、唐继尧、阎锡山、孙传芳、程潜等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同学。

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反清复明家族的后人，以及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同盟会首批会员。

对于李根源的后两个身份，时任护理云贵总督的沈秉堃显然并不掌握。

正因如此，1908年底，即将在日本完成军事学习的云南腾冲青年李根源，才收到了这样一封改变中国命运的电报。

电报是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发来的，大意是：希望李根源先生回国以后，立即回到云南，将委以重任。

是时，沈秉堃正忙于复建讲武堂。

其实，云南陆军讲武堂在1907年9月便已筹建，由于快速上马、创办仓促，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以致开学之初尚有学员86名，一个月后就跑掉一半，只剩41人，勉强维持7个月以后，只能关门大吉。

沈秉堃痛定思痛，决定大批延揽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的“海归”滇人担任教官，而李根源则被他圈定为副校长人选。

1909年，李根源回到阔别5年多的昆明，第二天即受沈秉堃召见，当天晚上就被委任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按照沈秉堃的要求，李根源负责筹措学校的开办事宜。

不管是选定校址，还是设置学校机构，抑或购买教学器材，乃至骑兵、炮科使用的骡马，全都亲自过问。

在其规划下，讲武堂选址定于昆明翠湖边空地上，主体建筑为中国传统的走马转角楼式的土、木、石建筑，呈正方形，东、西、南、北楼各约长120米、宽10米，对称衔接，浑然一体，特别是面积广阔的操场可容万人之众，后人故有“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之说。

关于讲武堂的选址，有一说法流传甚广。

据言翠湖边的这一大块空地，原本是明朝开国元勋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

李根源祖上是南明王朝时“反清复明”的骨干，他筹建讲武堂，特意选址于此，暗含继承祖先遗志之意，要练一支精锐，革满清之命。

后来他把自己在讲武堂的居所起名为“思沐小墅”，其思念的“沐”，
就是沐英。

1909年9月27日，旧历八月十五那天，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

站稳脚跟后，李根源随即把张开儒、唐继尧、罗佩金、顾品珍、庚恩旸、李烈钧、刘存厚、方声涛等昔日同窗先后引入云南讲武堂任教。

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官多为同盟会秘密会员。

到1910年5月，李根源升为总办（即校长），沈汪度为监督，张开儒为提调，这样，讲武堂的一二三把手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

同时，全部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有17人，革命派人士有11人，倾向革命者8 人。

这些人不仅决定了讲武堂的教育水准，也影响了这所军校的政治走向。

“中国革命熔炉”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讲武堂主要以训练在职军官为主，不能向社会招生。

但是李根源一开始就突破了这个框框，他将云南讲武堂设步、骑、炮、工四个兵科，每科分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和乙班主要训练现役军官，学期为一年；丙班则从社会上招收16岁至22岁的具有中等文化以上、品行端正、身体强健者200人，学期长达三年。

由此，云南讲武堂实际办成了正规的陆军学校。

谁也料想不到，日后会从云南讲武堂的丙班中，走出49位将军与元帅。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排名第一的朱德。

朱德被录取在丙班步兵科学习，是讲武堂第三期学生。

在云南讲武堂的花名册上，朱德的编号为21，籍贯为云南蒙自。

这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朱德元帅的出生地，不是四川东部仪陇县的马鞍镇吗？
原来当时云南讲武堂有个规定，只培养云南的学生，外地生不要。

据仪陇朱德纪念馆馆长龙腾飞介绍，朱德第一次报考讲武堂，因为不是云南籍，所以没有被录取，只得在川军中当了两个月步兵，第二次报考时改写籍贯，才得入校。

这件事终究还是被别人发现，差点把他开除，直闹到校长李根源那里才画上句号。

李根源认为朱德千里迢迢投考讲武堂，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乃将其留下。

后来，朱德在延安与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

它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
在校期间，朱德各科学习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

每当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校长李根源总是让朱德和他的同学朱培德两人出来领操指挥。

他们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声音洪亮。

同学们戏称他们是“模范二朱”。

讲武堂创办初期，教学内容军事学教材大都直接沿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制度和作风上，亦仿效该校制定出《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纪律要求非常严格，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每天的课程都排得非常之满，各种科目交替，晚上有自习，夜间还有紧急集合训练，平均每天上课六小时、出操两小时。

在这种完善的课程、严格的教学和高标准的纪律要求下，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与当时其他军事学堂相比，要高出一大截。

除了上课，同盟会会员们在学员当中宣传革命，方声涛秘密宣讲孙中山革命主张，唐继尧大讲岳飞精忠报国，《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刊在讲武堂里广为流传……最让学员们难忘的是校长李根源组织大家观看滇越铁路通车，以法国殖民者耀武扬威的现实素材，激发反帝爱国情绪。

1910年3月31日，一辆法国蒸汽机车拖着一列火车，驶入云南省会昆明。

两万多围观的人群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

这一天，就是滇越铁路通车的日子。

通车当天，李根源对全体学生讲了这样一番话：“云南已沦为法国殖民地，亡国、亡省之祸迫于眉睫，希望大家牢牢记住今天。

”说罢，李校长痛哭失声，全体学生也感愤悲泣。

那一天布置的作文题目，叫《观滇越铁路通车有感》。

多年以后，许多学生仍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

在爱国情绪和革命思想的鼓舞下，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朱德已成为同盟会会员。

和他一样，讲武堂中的很多学生都加入了同盟会，力图拯救中华。

至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先后毕业近800人，分配到云南新军和巡防营后，他们开始在士兵中播撒革命火种，一点一滴的培养革命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讲武堂因此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之一，朱德形象地称之为“中国革命熔炉”。

“以一隅而抗天下”
讲武堂的革命倾向越来越锋芒毕露，终于引起了继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的注意。

1911年，听到了一些风声的李经羲，把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到滇西筹备边境事务。

因不放心云南军人，他还特意找了个湖南老乡来云南带兵，这个人就是蔡锷。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捕“康梁乱党”，李经羲想不到蔡锷不光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也是同盟会员。

蔡锷来云南后迅速与李根源、唐继尧等接上头，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担任了讲武堂的兼职教师，在此期间所写的军事教材《曽胡治兵语录》广受学员们的欢迎。

在蔡锷的支持下，革命党人积极向新军中部署力量，把37协新军中营长以上主要干部都换成了革命党人，迅速取得了云南省城新军主力的指挥权。

新式滇军80%-90%团以上军官，由受过良好现代思想与军事教育的讲武堂师生构成，营连排军官几乎达到100%由讲武堂师生构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震撼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大地，湘、陕、赣各省相继起义，云南革命人士亦迅速响应，发动了“重九起义”。

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重阳节）晚，在李根源率领下，起义官兵冲破北城门涌入城内，总督李经羲急呼蔡锷进城平叛，结果，当他被从床底下拖出来时，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总指挥，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蔡锷。

蔡锷把李经羲礼送出境，让他带着4万多两白银和关防大印去了香港，随后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

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竟然为自己培养了最后的“掘墓人”。

如果说“重九起义”只是辛亥革命中的浪花一朵，那么在护国运动中，云南讲武堂则是打响了反袁第一枪。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等率先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政府，“护国三杰”（蔡锷、李根源、李烈钧）举兵讨袁，历经数次血战，最终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国家重新统一，重新召开的国会一致通过，将1915
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定为全国性纪念日。

今日看来，滇军对于护国战争的意义，不亚于日后黄埔群英在北伐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当护国军粮饷难以筹集时，罗佩金把自家几代人积蓄的家产押入银行，得银元12万，全部支援护国军入川讨袁，堪称毁家纾难；
第一军恶战四川时，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工兵连长胡岳奉命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壮烈牺牲，阵地巍然不动。

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体阵亡官兵之着装，包括弹带、绑腿、风纪扣在内，全如平时操课一般，临危不惧不乱，绝对军纪严明；
入粤战韶关时，滇军一度受挫，讲武堂毕业生鲁子材指挥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敌军阵地，据说其炮弹竟射进对方炮筒爆炸，使敌当场溃不成军，滇军反败为胜，人称“神炮震敌胆”。

……
在护国战争辉煌胜利的背后，滇军伤亡数字惨剧，仅“入川一军死亡兵额，前后不下十万”。

“看试手、补天裂”，如云南讲武堂校歌所唱的那般，这些军校师生们，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为国家的理想和前途而战，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共和之梦。

讲武堂师生创造的可歌可泣之辉煌战迹，不仅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中流砥柱，且为云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正如梁启超所言：云南“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不计利害为天下先，拯国命于垂亡，当为全民感谢”。

黄埔军校的“摇篮”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唐继尧先后就任云南都督，蔡锷亲自把讲武堂的名字更改为讲武学校，以区别清朝时的名称。

在他们任上，云南讲武堂进入了迅速发展期，学科建制愈见完备。

1922年，唐继尧甚至由香港向美国购买飞机，在云南讲武堂内建立了云南航空学校，从昆明、贵阳两地招收学生，编成一个航空入伍生队。

也是在这一时期，唐继尧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的陈规，面向亚洲各国招收学员。

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1期至第17期，朝
鲜、越南等海外来的留学青年达200余名，如马来归侨叶剑英、朝鲜革命家崔庸健、韩国复国后首任总理李范奭、越南革命家武元甲等，都是这一时期进入讲武堂学习。

正因如此，云南讲武堂后来诞生了三个国家的三军总司令，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越南的武元甲大将、朝鲜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崔庸健，创造了军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09年到192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共举办19期，每期一年半到两年，培养学员共达4000余人。

这些学员在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群星璀璨。

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朱德、叶剑英外，尚有曾担任云南省府主席的龙云、卢汉，曾任贵州省主席的卢焘、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热河省主席的孙渡，国民党陆军参谋总长杨杰，抗日英雄周保中，著名军事家罗炳辉等。

1924年，中国近现代另一所大名鼎鼎的军校——黄埔军校成立。

创校之初，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教员与管理者严重匮乏。

1924年9月，讲武堂名誉校长唐继尧收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寻求帮助的请求，当即施以援手，将云南讲武堂“步骑工炮”四大兵科骨干全部调往黄埔军校，他们分别是：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跃扬、骑兵科长林振雄。

嗣后，王柏龄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

讲武堂12期学员叶剑英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当时云南讲武堂的教材，黄埔学生人手一册。

特别是蔡锷在云南讲武堂兼职时写的《曽胡治兵语录》，被蒋介石定为黄埔军校必读教材，他亲自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发放学员学习。

此书后来还被评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

黄埔军校教官亦以云南讲武堂出身者为多。

与叶剑英同期的朝鲜人李范奭、金勋，都曾任黄埔教官。

据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回忆，教官中，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占60%，保定军校出身者占百分之2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云南讲武堂是黄埔军校的“摇篮”。

奋勇抗战的壮歌
云南讲武堂培养的军人最可歌可泣的行为发生在抗日战场上。

“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

尽管一度各为其主，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共双方的云南讲武堂群英再次携手，并肩对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指挥着改编后的红军，在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内与日寇浴血厮杀；
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讲武堂第17期工兵科毕业生周保中及其麾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露宿于冰山雪地之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拖住了日本关东军南下的后腿；
“云南王”龙云八年抗战间为国尽力，向前线派出20多万大军，支持滇西南抗战，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在短短8个月内修筑完成927公里的滇缅公路，通车时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报道，赞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

最慷慨豪迈的御寇壮歌当属来自云南的第60军。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横穿过贵州湖南开赴抗敌的战场。

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日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保卫蔡松坡留给我们的荣光。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等敌机轰炸我们的澜沧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60军的故乡！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抗战中，4万5千余滇4军高唱冼星海谱写的《60军军歌》，远征奔赴抗日最前线，参加了血战台儿庄的战役，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在万人以上的战役中击退并重创日军。

从此滇军转战全国，先后在武汉、南昌、长沙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历经各种大战役20余次，伤亡10万余，被誉为“国之劲旅”。

为靖国难，多名从讲武堂里出来的滇军将官在前线战死沙场，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12师师长寸性奇血染中条山，第29军军长王甲本在湖南与敌人肉搏，壮烈殉国。

据记载，王甲本牺牲后端坐义气亭，怒视前方，离他不远处有他的副官、卫士、参谋、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而唐淮源兵败中条山，饮弹殉职前，仍
以气壮山河之笔写下遗书，望后人收拾残局，继续抗战，方能瞑目。

死者已矣，英魂长留，而活下来的人仍在继续奋战，与唐淮源同窗的朱德，以及讲武堂出身的千万壮士们，身经百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代表国民政府在芷江受降的，是讲武堂14期学员萧毅肃，时任陆军总参谋长、受降总指挥。

其后南京“9.9”受降中国政府总代表是讲武堂教官出身的何应钦。

同时讲武堂4期学员卢汉在河内（为中国抗战之唯一出境受降者）、讲武堂13期学员鲁道源在南昌，分别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至此，云南讲武堂的传奇并未结束，其影响与遗泽一直可以延续到南昌起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历史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中国历史进程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云南讲武堂，以及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些军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