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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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标准。目前，我国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虽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程序标准得到解决。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含规章）制定程序法，统一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条例。不过笔者认为，基本的行政程序模式包括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属于立法行为，其重要性远非具体行政行为所能比拟。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则理所当然。

二、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所需规则甚多，而且每一项立法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根据轻重缓急制订立法规划意义重大。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就建立了旨在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事前控制的管制计划程序，克林顿总统执政时，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机制。我国也应当建立行政立法的规划制度。一方面将立法规划分为年度计划、两年或者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严格计划制订的程序。首先，立法项目尤其是年度立法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其次，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通常应当是已经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而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必须是已经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最后，立法计划应当经过批准并应严格遵守。

加强对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是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事中控制的重要措施。审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立法机关的法制部门对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初步审查，二是制定机关对法规或规章草案的审议。审查的重点应当包括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法规规章的成本和效益，法规规章对企业或农民的经济影响，对就业、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特别应对法规规章的必要性进行详尽的审查，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只要发现立法并非非常必要，都应当终止制订程序。

三、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管理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效益。如果实施一项管理所需的成本或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大于所获得的效益，该项管理就不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此，在行政立法时进行管理成本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克松总统开始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起草法规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八十年代，总统对行政立法
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当时的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在拟定“重要”法规时必须进行管制影响分析，内容包括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效益以及谁受益；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成本以及谁负担；法规产生的净效益预测以及关于可以达到大体相同目标的替代方案的说明。在我国似乎还很少在立法时对实施法规或者规章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由于规章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因此，决策者在审议规章草案时往往不对立法的必要性作深入的审查，不对实施规章的成本作出估量，也基本上不关心规章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些不必要甚至不良的规章出台了，即使必要的规章也由于没有解决好成本问题而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应当将成本效益观念引入行政立法并有相应的程序保障。

四、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首先，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建议权。现在启动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管理相对人没有要求制定、修改或者废除行政法规、规章的法定的程序权利。而现实生活中管理相对人要求制定、修改甚至废除某个规范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应当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发布、修改或废除行政法规或规章的程序权利。第二，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立法的实际参与权。为此，除例外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发表法规或规章草案，让相对人通过向制定机关提交书面材料，参与制定机关举行的有关调查，出席有关的听证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第三，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请求审查、撤销行政法规规章的程序权利。

五、重视法律专家的作用。行政立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法律专家包括行政法专家参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起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而言，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政人员加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行政法专家可能才是一个最佳的组合。由这样的群体起草法规规章不仅能降低立法成本，而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行政立法程序中，法律专家参与法规或者规章的起草或者咨询法律专家应当作为强制性程序规则并有相应的保障。

六、严格控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负担。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者收费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这个问题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程序方面的漏洞特别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从作为收费依据的规范性

文件的制定程序上加以控制，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上述现象。首
先，行政机关制定含有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负担（税收以及法律规定的负担除外）的法规或者规章时，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应当与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和审查同步进行，要让立法者清楚该项立法到底包括哪些收费，收费多少，如何征收，用途如何，从而可以对收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以评判，阻止违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出台。第二，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原则上应当举行公开听证会，让管理相对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一个厉行法治的文明社会里，让人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第三，收费项目及其标准应当作为法规或者规章的附则或者附件一并接受审议，向社会公布。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机关非法或者不合理地增加管理相对人的负担。

七、完善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第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制度由宪法第67条、第104条所规定，立法法第五章对此作了重申并稍有改进。但是这项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上述规定，从实体方面看并不明确，从程序方面讲也不具体，缺少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重要性或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程度分别规定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提交批准的法案，人大可以批准、否决或者要求制定机关修改后再提出。提交备案的法规或者规章，如果严重违反上位法，改用批准程序予以否决。违法程序不严重的，要求制定机关修改。第二，扩大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目前可以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后还可扩大。受规章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个人、团体或者单位都可以请求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法院对违反上位法、非常不合理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立法程序的规章予以撤销。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地方规章的司法审查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部门规章的司法审查案件。

在我国，完善现行的立法提案程序，亟待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扩大提出法案主体的范围。在我国有关组织法和议事规则中规定的立法提案主体，不包括政党、社会组织和一定数量的公民个人，这对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和依法治国，弊多利少。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还有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他党派和社会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它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

发
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它们的代表性、组织性和实际作用，建议通过立法允许它们享有立法提
案权，即规定上述党派组织可以依照宪法和法律向立法机关提出其任务范围内的法案。这种设计在我国是有先例可循的。从1988年以来我国三次修改宪法，最初的修宪动议均由中共中央提出来。这种作法在外国也不乏其例。据世界议会联盟对83个国家的统计，有8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政党组织、社会组织或者经济组织享有立法提案权。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不能依法直接向立法机关提出法案，这在民主实践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人民享有立法创制权并不是一种创新，在一些国家早已实行这种制度。例如，奥地利规定，20万以上的选民联名，可以提出法律草案；意大利和瑞士规定，5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提出法律草案；索马里规定，1万以上选民可以联名提出法案。（25）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无比优越性，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建议在制定《立法法》和修改人大组织法时，应当允许50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案；30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案；20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向省级人大提出法案；15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向省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法案；10万以上选民可以向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提出法案；8万以上选民联名可以向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法案。
其次，法律草案的规范化。如前所述，立法议案和立法动议是不同的，但我国立法机关常常把立法动议等同于立法议案。例如，据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统计，共收到立法议案830件，这些立法议案往往仅有建议"应当制定×××法"或者建议"应当修改×××法"的内容和极为简单的理由。在立法学上，这些"立法议案"只能称作"立法动议"，因为立法议案最少应当有：名称，案由，宗旨（目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条件论证，选择方案等。有少数国家的立法程序开始于提出立法动议，其后的程序是将立法议案交由议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如法律委员会）加以论证，如认为需要和可行，则委托立法专家会同相关人员共同起草法案。在我国的立法程序中，没有这种咨询论证程序，也缺少专门的立法起草机构和人员，而且采行这种模式的立法程序给立法机关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也增大了立法成本，因此我国不宜采行这种立法程序的模式。
为了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质量，应当把好立法的"入口"，即从立法程序一开始，就要

求法
案的提案者必须提交规范化的法律草案。立法机关应当要求，提出的法案必须具备有关内容：（1）法案的名称；（2）提出法案的理由；（3）法案的目的或者宗旨；（4）法
案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架构；（5）法案的主要条款极其内容；（6）提案人署名，附议者联署。对于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法案，应当建立退回重新修改的制度予以处理。
实行法案咨询论证程序。立法机关在受理法案时，应当在一定时期内由专家机构或者专家小组对法案进行咨询论证，以便立法机关决定是否接受法案，并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将法案列入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这种程序实质上是对法案的专业预审，目的在于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效率。法案咨询论证程序主要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审视法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考虑立法的条件和时机。审视法案的形式要件，是要看法案是否符合上述"其次"的规范化要求；审视法案的实质要件，是要看法案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相关法律和基本国策。如果法案经审视获得通过，专家应当建议立法机关受理该法案，否则就由立法机关退回提案人重新修改。对于已经受理的法案，专家还应当提出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列入立法机关议事日程的建议。法案咨询论证程序与审议法案程序有明显区别，从目的来看，前者主要是解决立法机关是否受理法案的问题，一旦受理，法案即进入立法程序，反之则退出立法程序；后者主要是解决法案是否"成熟"可以付诸表决的问题。即使不"成熟"，在法理上也不宜将法案退回原提案主体，而应当搁置法案，对它作进一步修改，待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再提交审议。

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过于粗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法律研究人才的凋敝，故立法时倾向宜粗不宜细，国家法律只规定大的原则方向，具体操作由各机关自己去制订实施细则和实施办法，司法解释。这样就造立法权不统一，各部门为维护自己的部门利益而肆意立法，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
二，司法权侵犯立法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严格区分立法权与司法权，而在我国，司法机关出台大量的司法解释，名义上是解释法律，其实是大量的制造法律，混乱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有越俎代庖之嫌。
三，立法不民主，不科学，国家立法大都是专家学者闭门造车的产物，然后加盖立法机关的橡皮图章，其中大量脱离现实，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操作，从而被架空，严重破坏了立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