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对西安事变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是一场军事政治危机，由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军队和由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发生的冲突导致。
这场事件不仅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是中国国共两党内部矛盾不断的时期。
国共党在南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不断壮大，国民党在对日抗战中也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对于对待日本和对待国内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
国共党和苏联方面坚持以游击战争和建立民主政治为主，而国民党方面强调战争和军队的统一，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东北军高层决定联合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政策。
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停止与中共的谈判，恢复对苏联的关系，并采取更加强硬的抗日政策。
为此，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派遣高岗、李宗仁等人前往河南省的西安代表国民党中央要求改变政策。
西安事变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让人们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路线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关键。
西安事变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并开始共同推进抗日战争。
其次，西安事变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团结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方面从未真正考虑过少数民族和人民的意见。
相反，他们一直采取的是统一的军事行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对民族团结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和人民的联系。
此外，西安事变还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宣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并宣称愿意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
这为后来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打下了基础。
最后，西安事变让人们认识到，国内安定的重要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其中几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1.保障国家团结与统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保障了国家的
团结和统一。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议，使得内战的爆发得到避免，为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2.加强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释放了
被扣押的周恩来，开始了长时间的国共合作。
中共与国民党在事变之后逐渐加强了合作与对话，为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3.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进程：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
合作和团结走向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双方在事变解决后互相释放囚犯、举行谈判，共同制定对日作战方针和政策等，有效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进程。
4.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正确领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中共党内正确决策，坚持抗日战争合作大局，克服了内部分歧，展现了其作为革命党派的坚定领导和斗争精神。
5.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对于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了全国人民投身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保障了国家团结和统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团结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事变后的各方反应
标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的各方反应摘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在课上老师的讲解后，笔者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并非如中学课本所描述的那么顺利——顺水推舟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背后的各方势力实际上反应不一，博弈、妥协不断。
故笔者决定探究一番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反应。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正文：1935年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此时，因属下部队与红军作战失利而放慢了“剿共”步伐的张学良、杨虎城，被中共的主张所吸引，彻底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尝试与中共和谈，同时谏言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至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西安还为茫茫夜色笼罩着的时候，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很快，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手下的东北军到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紧接着，张、杨二人“挟天子以令诸候”——提出八项主张、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一、南京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后的初期，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别是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主张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
主战派何以主战，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
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
"i在主战派看来,蒋的个人安危应该让步于国家纲纪，故剥夺张、杨原本兼领的各职，明确下令讨伐这二人。
因为主战主张，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的较大应急军事会议有三四次，例如12月16日，会议作出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推于右任为“西北宜慰使”，同时，当日,国民政府即颁布命令,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试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
试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继续进行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
”，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事件。
这场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抗日运动，周恩来等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战线，集合了共产党，各个民主党派，军队，左翼派系等，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
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加剧，蒋介石在困境中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这使得两党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1936年12月，蒋介石决定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要求北路军撤离，以配合对日战争。
但是，在北路军的领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带领下，数千军人包围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并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彻底动员全国抗日。
张学良认为，唯有民主政治才能让中国彻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抗击日本。
二、西安事变的影响1. 弱化了军阀政治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国民党军阀统治和维持社会和谐的权威，给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2. 增强了全国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也越来越激烈。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的长期斗争进入了一个带有更为鲜明的全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3. 前途暗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西安事变后，不少革命者意识到，中国的乱象不是因为历史责任重重和天命的安排，而是由于放权不当、对民主政治的排斥和贪腐统治。
中国能否走向强大与复兴，关键在于以新的民主政治为基础。
三、时机因素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国共两党也面临着日本侵略严重的威胁。
就在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采取了某些行动，此时，全国上下一致认为必须要恢复军队的解放，而决定西安事变的军方领袖恰恰把这种民意体现到了行动上。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场事件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并且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意义篇一：西安事变的分析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显著转变。
这一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是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场政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影响了中国政治体系的演变，同时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从西安事变背景、事件发展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深入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西安事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和矛盾。
中国国共两党对于政府的地位和国家的未来采取了不同的观点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坚持武装斗争并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则主张政府应该是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
这一分歧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这种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士支持与日本合作，希望通过与日本妥协来谋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他们与日本达成了某种协议，并秘密派遣王宠惠出席南京会议，计划迎接日本的进一步干涉和占领。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妥协立场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
要理解西安事变，需要特别注意事变的参与者——蒋介石和张学良。
蒋介石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他是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紧张的关键人物。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也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成员，但他与蒋介石在政治立场上存在一些分歧。
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因为张学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立场感到愤怒和不满，因此他决定采取行动来阻止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合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占领了西安，并软禁了蒋介石。
这一举动使整个中国国内陷入了极度紧张的局势。
然而，意外的是，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
中国共产党派来代表进行调解的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最终达成了协议。
根据协议，蒋介石同意停止与日本合作，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同意实施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改革，以满足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很多同学都知道西安事变，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一起来看看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1.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促成；（中共在对待西安事变中为了联蒋抗日，放弃了对其的敌视，反而致力于和平解决此事。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到西安为和平解决此事做出了努力。
）2.国民党的积极营救；（主要指站在老蒋一方的亲美派，美国希望其在华利益代表人老蒋能继续为其服务，因此此事中有美国的影子。
）3.国际势力的干涉；（主要指苏联和美国。
苏联希望老蒋能与中共联合一起抗日，以避免其东西两线作战；美国则是因为老蒋是其在华利益的代表人。
）4.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选择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当时正值日军全面侵华的前一年，日军侵华的步伐日益加快，为了保证中国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两位将军选择了“兵谏”，其目的是促成老蒋联共抗日。
老蒋点头了，目的也已经达到。
）5.国民党内亲日派的挑唆也使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如：何应钦）妄图借机出兵逼迫张杨两位将军，以借二人之手杀死老蒋，从而登上国民政府的统治宝座。
当时的国内外各势力为阻止此情况的发生，积极促成和平解决。
）6.最根本的原因：1936年时，由于日本的不断入侵，主要矛盾发生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成为次要矛盾。
西安事变性质和意义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我国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发动的一次爱国自救逼将抗日的兵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此次事变也是中国有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更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渐民主的转折点，而这些转折点，也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西安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各政治力量的态度_金青山
阎锡山
政 治 犯 、立 即 召 开 救 国 会 议 ”， 要 求“ 停 止 内 战 、一 致 抗 日 ”， 表 明 了发动这次事变的初衷和愿望。
同时， 张、杨分别致电冯玉 祥 、李 烈 钧 等 ， 告 以 原 委 ， 陈 述 抗 日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孔祥熙、 宋美龄告知事变情况， 保证蒋的 安全； 致电阎锡山、傅作义及各地 军 政 长 官 ， 指 出 西 安 事 变“ 只 为 贯彻抗日救国主张， 既非内争， 亦
接受和谈， 向张学良施加压力， 必 须 在 ２５ 日 圣 诞 节（ 蒋 、宋 皆 信 基督） 前释放蒋介石回南京， 最 终达成了周恩来、张、杨及宋子 文三方和谈成果， 加快了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的进程。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是在北伐打倒军 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虽然形 式上全国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 但是各个派系自行其是， 基本上 处 于 各 自 为 政 “ 独 立 王 国 ”地 位， 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有 限， 因此在关键时刻， 各个地方 实力派， 特别是重要实力派的态 度十分关键， 有时他们的态度和 取向甚至可以影响到局势发展的 方向。
３４
史海钩沉 ★ 文史
月刊
人， 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十分不满， 顺应民意时刻准 备 抗 日 。 张 、杨 经 过 精 心 策 划 后 ， 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凌 晨 在 西 安 和 临 潼 两 地 同 时 发 动 了 震 惊 中 外 的“ 西 安 事 变 ”， 扣 押 了 蒋 介 石 及 其 随 行军政人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 这些地方 诸侯虽然对蒋介石早已欲除之而 后快， 但在关乎国家民族大业的 紧要关头、局势还远未明朗的时 刻他们还是不敢挟私报复。他们 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爱国思 想 ， 明 白“ 唇 亡 齿 寒 ”的 道 理 ， 大 都赞成抗日， 又有联合抗日的要 求， 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 内 ”政 策 不 满 。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2009-1班孟繁利 200901061016 青岛 266510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 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
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51。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西安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对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分三个方面来分析西安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加强由于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处置不当，导致他在国内的地位受到削弱。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积极与国民党合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
这一时期的国共合作期间，建立了许多军事和政治联盟，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
事实上，这是建立人民政权的奠基之作。
2.国民党政府实行一系列改革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改革措施，如“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与成立、加强地方自治及教育工作、依靠全民的力量实行抗日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向农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并实施了社会改革、收购与运销等措施，致力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这为国民党政府奠定了一定基础。
3.中国政治局势的恶化在国共合作短暂的时期内，许多不可避免的冲突正在产生。
这些冲突实质上是围绕着权力、领土和军事力量展开的。
此外，在国共合作期间，北方的局势一直不稳定，日本帝国主义总是以各种方式干扰中国的内政和人民的生活。
二、经济影响1.中国经济的下滑由于发生在抗战前夕的西安事变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坏。
这一事件导致中国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状态，国家经济的下滑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建设的入侵同时发生，导致中国经济处于陷入动荡的状况之中。
战争的持续和加剧，给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中国经济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恶化之中。
2.农村经济的发展1935年至1945年的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执行了大规模的农村经济改革，通过收购和运输等多种手段，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福利。
同时，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动“新生活运动”，推进城镇经济的改造和城市规划。
3.建立国家经济体系国民党政府在依靠外援抗日的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经济扩张政策，如发行新货币、扩大降价品肆意等。
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
《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
”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
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
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内情”绝不是一个谜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浅谈西安事变前后及其和平解决因素
浅谈西安事变前后及其和平解决因素王新童医学部药学一班 1210307108 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导火索。
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下定决心发动兵变“逼蒋抗日”。
而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则有来自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张杨二人在事变前后对于的态度、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蒋介石态度转变及对整个事件逐渐发展过程中的认识、国民党民主派在事变期间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势力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局势，避免了内战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还推动中国由局部抗战阶段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张学良，中共，国民党民主派，国际因素，抗日，内战，和平解决。
正文：1936年12月12日，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1]，希望以兵谏的方式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曾评价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一）、背景：西安事变的推动因素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推动因素是1935年12月9日到1936年3月31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发生后，北平的几千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当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正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故土沦陷，背井离乡，特殊的身份境遇使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表现得极为勇敢积极。
同时，正因如此，一二九运动引起了当时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的重视。
他派人携款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同时电邀东北学生代表去西安晤谈。
而后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先后派出大批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其中大多是东大学生）来到西安，通过与张杨二人的晤谈、进行公开演讲和组织座谈会宣传救亡、参加张学良举办的“学兵队”等形式，密切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影响张、杨的思想，推动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西安事变历史背景经过以及影响
西安事变历史背景经过以及影响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历史背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1935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和《八一宣言》的精神。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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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 国民党内部业已形成的左派、中间派和亲日派、亲英美派等因各自利益和背景的不同, 迅速分化重组为两大派: 一派以亲日派分子、国民党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以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吴稚晖(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居正等为骨干, 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 力主武力解决, 讨伐西安, 而对于蒋介石之生死全然不顾, 力图将事态扩大, 把时局搅乱, 自己在混乱中依靠日本的配合, 火中取栗, 最终取而代之。
此即“主战派”。
另一派以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宋美龄(蒋介石夫人、时兼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为首, 主张积极营救蒋介石, 以维护英美在华利益, 此即“主和派”。
同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大批嫡系将领都表示, 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而处于“杂牌”地位的各地方实力派, 长期以来一方面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事变后, 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了保全自己, 或公开赞同或暗中支持、同情张杨, 或看风使舵, 持观望态度。
各地方实力派虽反应不一, 但他们都同意或主张“政治解决”事变, 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主和派的阵营, 有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本身就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在广大东北军、西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下, 慨然举行“兵谏”, 并首倡和平解决事变。
由于张杨二将军的努力, 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支持, 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迅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 “主战派”何应钦利用其自身优势, 先下手为强, 封锁消息, 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在京军政首脑紧急会议, 最后作出了“指挥军队由何应钦负责”等决议, 并致电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分子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
一时间, 讨伐声起, 大有不炸平西安讨伐张杨势不罢休之决心, 并于12月16日下达“讨伐令”, 由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调兵遣将, 开往西安, 内战一触即发。
“主和派”在英美支持下, 极力稳定南京局势, 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营救蒋介石。
12月12日孔祥熙得知蒋介石被扣于西安, 立即通知在上海开会的宋美龄, 二人忧心如焚。
孔祥熙从张杨的八项主张和张学良给他的电报中得知张杨并无害蒋之意, 宋美龄则认为张杨无非是借此要钱要地盘。
但孔宋要求和平解决的主张是一致的。
于是, 孔宋等“主和派”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并与主战派进行斗争, 以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有人认为, 南京政府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是一场权力之争, 是南京政府内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 . 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偏颇, 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 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 其实, 和、战两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二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主和派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口的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 主战派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 目的同样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
当时主张出兵讨伐最力的戴季陶说得很明白. 他说: “我是信佛的, 活佛在拉萨, 去拉萨佛有三条路: 一是由西康去昌都, 二是由青海经玉树, 还有一条经印度越大吉岭, 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 诚心拜佛的人这三条路都走, 这条路走不通走另一条, 总有一条路走得通的, 不要只走一条路. ’因此, 他虽然主张出兵讨伐, 但并不反对和平解决, 他对宋子文说:“老实说, 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 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 拯求蒋介石, 同I付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 因为这是政治, 不能不如此. ’主张出兵讨伐的黄埔系将领也认为, 只有迅速出兵讨伐, 把西安包困起来, 才可以使蒋介石安全脱险, 而和平协商只会拖延时间, 是不忠于蒋介石的表现。
12 月14 旧, 薛岳等将领发出通电也说得很明白, 出兵讨伐的口的是为了“营救’蒋介石。
所以,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口的一样, 所不同者, . 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主战派主要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认为张学良违反国家纪纲法度, 如果和平解决, 不舍向张学良妥协退让, 会丧失政府的威信, 所以, 主战派主战, 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纪纲法度和威信. 主战派说得很明白: “不能过于盼顾蒋公安全, 置国家纲纪王不顾·’南京政府在讨伐令中也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 劫持统帅……政府为整伤纲纪起见, 不得不明令讨伐。
, 但是, 主战派却没有考虑到出兵“讨伐’固然能维护政府威信, 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爆发, 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机会, 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幸的后果. 主和派看到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的爆发, 会靡乱地方, 使人民遭殃, 但这并不是他们主和的出发点, 他们主和的出发点在于害怕内战爆发会使蒋介石丧生。
从而影响到他们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宋美龄说得很明白: “盖战事开始之后, 委员长既不能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 亦将为怨恨暴庚之叛军所残害: ⑧所以, 主和派主和是从考虑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出发的. 可见, 主战派与主和派解决西安事变的共同目的是` 营救’蒋介石, 所异者, 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使用的方法不同, 还谈不上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 当然, 我们并不排除在这场明争暗斗中含有权力之争的成分, 也不否认某些人别有用心, 幻想混水摸鱼, 但从整体上看, 这是支流, 在事变解决过程中起不了主导作用, 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内部一致` 营救’蒋介石的共同目的.和、战两派的明争暗斗以12 月18 日为分界线, 18 日以前, 主战派占了上风, 而18 日以后, 主战派由优势转为劣势, 不得不暂时中止军事进攻, 而让道于主和派. 这种转化显然是由多方而的因素决定的.第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二、国内外二片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的呼声. 从国际上说, 除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主战派外, 无论是德国、意大利, 还是英国、美国、苏联, 都十分关注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而端纳则是国际上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使者. 从国内来说, 无论是国民党元老派还是各地方实力派,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全国人民, 均反对内战之举. 呼吁和平解决事变.第三、蒋介石的插手.第四、对主战派的军事讨伐, 张、杨严阵以待, 给主战派迎头痛击, 使主战派的计划落空。
主战派气势汹汹, 不可一世, 似乎大军一发, 就可以消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西安指日可下, 却不料中国共产党与张、杨两将军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此外, 黄埔系将领反对武力讨伐, 对军事行动消极怠工, 心存现望, 抑制了主战派的军事进攻, 使其不能尽其所想, 尽其所能地进攻西安, 从而加强了主和派的力童.五、和、战两派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和派用和平手段、谈判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从反对内战、` 营救. 蒋介石出发, 顺应了民心军心, 顺应了历史潮流, 实现了“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 主战派希图用战争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达到“营救’蒋介石, 消灭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目的, 但它失败了, 但这是不是说主战派的行动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呢? 不可否认, 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一旦付诸实施, 必然会引发全国内战, 给日本侵略中国以事乘之机。
但是, 主战派的军事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而是“张弓待发’, 这种张弓待发的军事姿态, 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 首先, 从主战派对和平谈判的态度看, 由于和、战两派的目的相同, 都是为` 营救. 蒋介石, 因此, 主战派虽然主战, 但并不反对与张、杨和谈, 而是主张和、战双管齐下, 互相配合, 如邓文仪即表示, “希望军事行动与叛将谈判同时进行, 只要领袖安全脱险, 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 , ·决不会孟浪行事一。
梁干乔更明确主张: ·和为主, 战为辅, 以战求和, 没有大军包围之势, 张、杨必难就范一并且他们始终认为这是正确的, 是忠于蒋介石的表现. 戴季陶也说过, 他不反对和平谈判, 也希望主和派不反对主战. 因此, 主战派是力图用多种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只不过强调以战为主. 其次, 从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态度看, 主和派也不反对武力讨伐, 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救’蒋介石出` 险’, 宋美龄说, 在进行军事讨伐之前, 要` 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 诸公今日, 一面尽可能作阵地之配备, 唯须力诫勿开枪, 勿轰炸以启衅; 而一面当乘此时机. 努力营救蒋介石出险. 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 再开始战争, 亦未为晚一。
这实际上是先和再战, 以和为主, 战为辅. 再次, 以主战派出兵讨伐所发生的作用看它起到了一种军事威慑的作用. 主战派认为, 张、杨可能会与中共会合, 挟持蒋介石用飞机送到新疆或苏联, 因此, 他们主张动用军队“严密包围西安, 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 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决不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一。
同时, 也` 只要把西安包围, 压迫叛将投降, 就不会有激烈的战争发生一。
反之, 如果“不迅速使用军事行动, 旷日持久, 领袖安全危机甚多一因此, 他们积极鼓吹出兵西安. 东西夹击. 但主战派的攻势并不是猛勇穷追, 而是适可而止, 在占领渔关, 攻下华县后, 即隔渭河与东北军对峙, 同时不断挑起小的军事磨擦, 作出攻打西安的“待发”之势, 这种姿态造成了战争的紧张气氛, 使中共和张、杨认识到局势的严重, 以至张学良说: 如果此次事变引起内战, 他必自杀以谢国人. 拜因此, 主战派的这种剑拨张的军事态势, 促使张、杨加速和平解决事变的步伐, 从而在实际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由此可见, 主战派虽然主战但并不反对和平谈判, 主和派虽然主和但并不反对武力讨伐, 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二者实际上起了互相配合, 共同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 正如孔祥熙所说: ` 自十三日中央明令何敬之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 军事布置均由何敬之会同军事委员会主持, 仍与余之政治战略配合进行一总之, 在西安事变中, 南京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间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这场斗争并不是权力之争, 而是在共同目的的基础上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上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 和’胜“战’败, 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但二者都起封了互相配合, 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当身着蓝色绸袍的蒋介石一出现在舷梯口时，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
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不知何故，竟痴呆呆地站立原处不动，直到别人提醒他时，林森才挤上前去致以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