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对西安事变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 国民党内部业已形成的左派、中间派和亲日派、亲英美派等因各自利益和背景的不同, 迅速分化重组为两大派: 一派以亲日派分子、国民党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以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吴稚晖(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居正等为骨干, 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 力主武力解决, 讨伐西安, 而对于蒋介石之生死全然不顾, 力图将事态扩大, 把时局搅乱, 自己在混乱中依靠日本的配合, 火中取栗, 最终取而代之。此即“主战派”。另一派以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宋美龄(蒋介石夫人、时兼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为首, 主张积极营救蒋介石, 以维护英美在华利益, 此即“主和派”。同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大批嫡系将领都表示, 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处于“杂牌”地位的各地方实力派, 长期以来一方面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事变后, 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了保全自己, 或公开赞同或暗中支持、同情张杨, 或看风使舵, 持观望态度。各地方实力派虽反应不一, 但他们都同意或主张“政治解决”事变, 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主和派的阵营, 有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本身就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在广大东北军、西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下, 慨然举行“兵谏”, 并首倡和平解决事变。由于张杨二将军的努力, 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支持, 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迅速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 “主战派”何应钦利用其自身优势, 先下手为强, 封锁消息, 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在京军政首脑紧急会议, 最后作出了“指挥军队由何应钦负责”等决议, 并致电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分子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一时间, 讨伐声起, 大有不炸平西安讨伐张杨势不罢休之决心, 并于12月16日下达“讨伐令”, 由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调兵遣将, 开往西安, 内战一触即发。“主和派”在英美支持下, 极力稳定南京局势, 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营救蒋介石。12月12日孔祥熙得知蒋介石被扣于西安, 立即通知在上海开会的宋美龄, 二人忧心如焚。孔祥熙从张杨的八项主张和张学良给他的电报中得知张杨并无害蒋之意, 宋美龄则认为张杨无非是借此要钱要地盘。但孔宋要求和平解决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是, 孔宋等“主和派”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并与主战派进行斗争, 以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有人认为, 南京政府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是一场权力之争, 是南京政府内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 . 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偏颇, 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 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 其实, 和、战两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二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主和派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口的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 主战派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 目的同样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当时主张出兵讨伐最力的戴季陶说得很明白. 他说: “我是信佛的, 活佛在拉萨, 去拉萨佛有三条路: 一是由西康去昌都, 二是由青海经玉树, 还有一条经印度越大吉岭, 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 诚心拜佛的人这三条路都走, 这条路走不通走另一条, 总有一条路走得通的, 不要只走一条路. ’因此, 他虽然主张出兵讨伐, 但并不反对和平解决, 他对宋子文说:“老实说, 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 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 拯求蒋介石, 同I付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 因为这是政治, 不能不如此. ’主张出兵讨伐的黄埔系将领也

认为, 只有迅速出兵讨伐, 把西安包困起来, 才可以使蒋介石安全脱险, 而和平协商只会拖延时间, 是不忠于蒋介石的表现。12 月14 旧, 薛岳等将领发出通电也说得很明白, 出兵讨伐的口的是为了“营救’蒋介石。所以,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口的一样, 所不同者, . 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主战派主要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认为张学良违反国家纪纲法度, 如果和平解决, 不舍向张学良妥协退让, 会丧失政府的威信, 所以, 主战派主战, 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纪纲法度和威信. 主战派说得很明白: “不能过于盼顾蒋公安全, 置国家纲纪王不顾·’南京政府在讨伐令中也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 劫持统帅……政府为整伤纲纪起见, 不得不明令讨伐。, 但是, 主战派却没有考虑到出兵“讨伐’固然能维护政府威信, 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爆发, 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机会, 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幸的后果. 主和派看到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的爆发, 会靡乱地方, 使人民遭殃, 但这并不是他们主和的出发点, 他们主和的出发点在于害怕内战爆发会使蒋介石丧生。从而影响到他们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宋美龄说得很明白: “盖战事开始之后, 委员长既不能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 亦将为怨恨暴庚之叛军所残害: ⑧所以, 主和派主和是从考虑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出发的. 可见, 主战派与主和派解决西安事变的共同目的是` 营救’蒋介石, 所异者, 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使用的方法不同, 还谈不上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 当然, 我们并不排除在这场明争暗斗中含有权力之争的成分, 也不否认某些人别有用心, 幻想混水摸鱼, 但从整体上看, 这是支流, 在事变解决过程中起不了主导作用, 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内部一致` 营救’蒋介石的共同目的.

和、战两派的明争暗斗以12 月18 日为分界线, 18 日以前, 主战派占了上风, 而18 日以后, 主战派由优势转为劣势, 不得不暂时中止军事进攻, 而让道于主和派. 这种转化显然是由多方而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

第二、国内外二片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的呼声. 从国际上说, 除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主战派外, 无论是德国、意大利, 还是英国、美国、苏联, 都十分关注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而端纳则是国际上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使者. 从国内来说, 无论是国民党元老派还是各地方实力派,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全国人民, 均反对内战之举. 呼吁和平解决事变.

第三、蒋介石的插手.

第四、对主战派的军事讨伐, 张、杨严阵以待, 给主战派迎头痛击, 使主战派的计划落空。主战派气势汹汹, 不可一世, 似乎大军一发, 就可以消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西安指日可下, 却不料中国共产党与张、杨两将军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此外, 黄埔系将领反对武力讨伐, 对军事行动消极怠工, 心存现望, 抑制了主战派的军事进攻, 使其不能尽其所想, 尽其所能地进攻西安, 从而加强了主和派的力童.

五、和、战两派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和派用和平手段、谈判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从反对内战、` 营救. 蒋介石出发, 顺应了民心军心, 顺应了历史潮流, 实现了“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 主战派希图用战争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达到“营救’蒋介石, 消灭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目的, 但它失败了, 但这是不是说主战派的行动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呢? 不可否认, 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一旦付诸实施, 必然会引发全国内战, 给日本侵略中国以事乘之机。但是, 主战派的军事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而是“张弓待发’, 这种张弓待发的军事姿态, 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 首先, 从主战派对和平谈判的态度看, 由于和、战两派的目的相同, 都是为` 营救. 蒋介石, 因此, 主战派虽然主战, 但并不反对与张、杨和谈, 而是主张和、战双管齐下, 互相配合, 如邓文仪即表示, “希望军事行动与叛将谈判同时进行, 只要领袖安全脱险, 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 , ·决不会孟浪行事一。梁干乔更明确主张: ·和为主, 战为辅, 以战求和, 没有大军包围之势, 张、杨必难就范一并且他们始终认为这是正确的, 是忠于蒋介石的表现. 戴季陶也说过, 他不反对和平谈判, 也希望主和派不反对主战. 因此, 主战派是力图用多种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只不过强调以战为主. 其次, 从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态度看, 主和派也不反对武力讨伐, 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救’蒋介石出` 险’, 宋美龄说, 在进行军事讨伐之前, 要` 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 诸公今日, 一面尽可能作阵地之配备, 唯须力诫勿开枪, 勿轰炸以启衅; 而一面当乘此时机. 努力营救蒋介石出险. 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 再开始战争, 亦未为晚一。这实际上是先和再战, 以和为主, 战为辅. 再次, 以主战派出兵讨伐所发生的作用看它起到了一种军事威慑的作用. 主战派认为, 张、杨可能会与中共会合, 挟持蒋介石用飞机送到新疆或苏联, 因此, 他们主张动用军队“严密包围西安, 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 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决不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一。同时, 也` 只要把西安包围, 压迫叛将投降, 就不会有激烈的战争发生一。反之, 如果“不迅速使用军事行动, 旷日持久, 领袖安全危机甚多一因此, 他们积极鼓吹出兵西安. 东西夹击. 但主战派的攻势并不是猛勇穷追, 而是适可而止, 在占领渔关, 攻下华县后, 即隔渭河与东北军对峙, 同时不断挑起小的军事磨擦, 作出攻打西安的“待发”之势, 这种姿态造成了战争的紧张气氛, 使中共和张、杨认识到局势的严重, 以至张学良说: 如果此次事变引起内战, 他必自杀以谢国人. 拜因此, 主战派的这种剑拨张的军事态势, 促使张、杨加速和平解决事变的步伐, 从而在实际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由此可见, 主战派虽然主战但并不反对和平谈判, 主和派虽然主和但并不反对武力讨伐, 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二者实际上起了互相配合, 共同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 正如孔祥熙所说: ` 自十三日中央明令何敬之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 军事布置均由何敬之会同军事委员会主持, 仍与余之政治战略配合进行一总之, 在西安事变中, 南京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间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这场斗争并不是权力之争, 而是在共同目的的基础上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上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 和’胜“战’败, 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但二者都起封了互相配合, 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

当身着蓝色绸袍的蒋介石一出现在舷梯口时，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不知何故，竟痴呆呆地站立原处不动，直到别人提醒他时，林森才挤上前去致以慰问。但蒋介石只微微躬身作答，显出腰部痛楚之状。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时过境迁，彼此虽有芥蒂，但都因高兴而表现了大度的宽容。未等国民党的各大员看清“蒙难”之后的委员长的尊容，蒋介石即偕宋美龄钻进汽车，驶出机场。蒋介石安全抵达黄埔路官邸后，何应钦才下令南京警备司令部解除戒严。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庆祝蒋委员长回京大会”，据说有20万人参加。当南京市长马超俊宣布大会开始并致了欢迎词后，人们以为一直未露面的委员长就会出现了。岂料，竟是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致答词。何应钦运足中气，抑扬顿错地照念了一遍早已拟定的答词。

这是蒋介石乃至国民党政府对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营救领袖措施得宜”所给予的殊荣。

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了中外瞩目的南京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在“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演出的这戏中之戏里，他扮演了主角。戏已演完，阴谋也破产了。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倒值得后人认真研究。何应钦主张“讨伐”，是想救蒋，以便给中共中央和张、杨施加压力，还是真要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多少年来，众口一词，认为他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台湾学者为何应钦讳言真相，他本人也避而不谈这戏中之戏的真意。或许，何应钦一派对张、杨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迅速和平解决的紧迫感。后来蒋介石对张、杨背信弃义的报复，同对何应钦的继续重用形成鲜明对比，除还要利用何应钦与日本保持联系，迫使英、美开出更高的价之外，难道就不含有对何应钦主张“讨伐”而对他的获释有利的奖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