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的规划思想

张謇建城思想探源

张 廷 栖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祖国江东,“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交汇处的江海门户,崛起了一座崭新的近代著名城市——南通。这是中国人最早自主规划和建设的,并且全面经营协调发展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称其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个第一城的设计师是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人们在热烈地讨论“中国近代第一城”和张謇城建思想的时候,不仅为了又挖掘出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高兴,同时也在思考张謇为什么能有这样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并且还不约而同地与西方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相呼应。今天,我们探讨张謇这个先进城建思想的渊源,对我们开拓创新不是毫无意义的。

霍华德因为看到英国工业化给城市带来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人口拥挤、居住恶劣等许多的弊端,从当时的这些现实出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而创立了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并在一些地方付诸实施,以确保市民有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可张謇从小生活在农村,八十年代去江宁府发审局当文书,不久就进入吴长庆的幕府,过了十年的100幕僚生涯,期间去过山东、朝鲜等地。他生活的环境与霍华德处在工业化的社会有极大的不同,客观环境对他的影响笔者认为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或者说仅是主要因素之一。其它主要因素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张謇有爱国情愫和改革社会的崇高理想

人们都认为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可是他同其他的民族资本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一,投身实业的出发点不同。资本家投资办厂是为了个人的致富、敛财,并且是其唯一的目的,也是最终的目的。然而张謇却不然。他认识到“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因而他办厂搞实业的目的很明确:“下走本是寒土,向于工商实业未尝学问;但以中国国势日弱,外侮日加,寸心不死,投身实业界中,稍尽心力,……借立中国真实自强之基础。”也就是尽他的一份爱国之心,强国之责。其二,经营企业的目的也各异。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以追求最大限度的高额利润为目的。可是张謇经营企业,为了改造社会,解决民生。他在大生纱厂《厂约》的第一句话开明宗义:“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他自身后来的丰厚得益也大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民办实事。其三,张謇并非真正的投资者,而主要是一位经营者。张謇在大生纱厂的投资仅二千两银子,并且大部分还是从通州布商沈敬夫处借来的。他投身

实业主要的身份不是投资者,而是经营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借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由此可见,张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家,他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他投身实业是他反对列强掠夺,保护利权,救亡图存的义举。因为张謇亲历了戌戍变法的失败,目睹清王朝的腐败,要扭转全国的时局业已无望,尤其马关条约签订,更感到有灭顶之灾。因而他以丁忧在家的契机,又奉张之洞“总理通州一带商务”之命,“奋然捐弃一切之利禄投身实业”。他将家乡作为其实业救国的实验基地,以实绩来影响全国。他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的演说中,坦露了这个心迹:“凡鄙人之为是不惮烦者,欲使所劳有利,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新新世界雏型之志,……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这种崇高的理想与强烈的追求,才有他一个个实业不断获得成功的业绩;而每一个具体实践又同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实现其目标的一个个阶梯。建设新新世界雏型的目的性,增强了他在家乡实验,并欲树立典型的意识性,从而重视城市的形象,在具体的城市建设方面,也排除了那种随意性和盲目性。用中国人的理念,吸取西方的经验,自觉地、创造性地进行规划、建设和经营城市。尤其他的事业获得成功以后,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参观者陆续不绝时,更注意南通的典型意义,受到东游的启示,他将南通城市犹如盆景一样地进行精雕细刻,做优做美。张謇的城建思想是他的爱国情愫、崇高理想的产物。同时代的实业家所以没有他这样的城建理念,主要原因是没有他这样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张謇志在高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而从经营事业开始,便有一个国家观念,全局意识。张謇的爱国情愫,建立一个新世界雏型的崇高理想,成了城建思想的主要源泉和灵魂。

二、张謇有从传统民本思想出发的重视人居环境的环保意识

张謇历来认为:“国家以民为本”。故他“办种种实业教育,为穷人打算,不使有冻馁之忧”。这种民本思想反映到他实业的实践中,十分关心员工的生活。人们安居才能乐业,所以员工要有一定的居住条件。为此他于1917年成闸北房地产公司,为工人建造住房,仅1918年有420间的瓦平房供工人租住,即现在的北工房。还有老工房和西工房就是当年留下的员工住宅区。在通海垦区的农村,张謇也规划和建设“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细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随着事业的发展,有条件改善员工的居住环境和建造可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了,他又先后分别在唐家闸建公园,后又在老城区的西南

濠河营建东南西北中五个公园。张謇认为“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人之情”。让人们有劳有逸,劳逸结合,能在劳动之余有休闲游乐的场所来丰富人们的生活,逐步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也有益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张謇重视人居,建造公园,美化城市,绿化环境,也体现了他对环境保护的强烈意识。张謇植树造林的爱好也反映出他环境保护的意识。年轻的时代张謇就在故里海门常乐镇推行过植桑养蚕的实践,从事过经济林木的种植。1904年他又在南通建公共植物园,第二年在此基础上建中华第一馆——南通博物苑。馆与园林结合成为其重要的特色。1910年张謇又在军山、剑山建学校林,让广大师生参与绿化家乡,植树造林的活动,既参加了实践增长知识,又能增强生态观念。1913年他又规划和开发狼山森林苗圃,为发展林业提供树苗。即使在通海垦区,1901年的招田章程中他也规定承佃者种树。并指出“楝、椿、柏、桕、桐,皆海滨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桕、桐,五六年即可榨油,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为了提供方便,公司发售树苗,只收成本,以后成熟结子由公司收购。在规定造林的同时他又注意到护林,“不得攀折树木”,犯则罚做小工,轻则一日重则七日。若12岁之内儿童违犯,罚其家长。张謇对植树造林规定得如此周全,实属少见。我国最早的《森林法》和植树节,也均是在他农商总长的任期内所倡导和颁布的。由於他对植树造林的热衷,有人为投其所好,还专门营造“纪寿林”作为生日的礼物。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张謇十分注意生态的平衡,环境的保护,并且早在头恼里扎下根来,从而由这种意识的支配,在思考和规划城市建设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先进理念,成为张謇城建思想的重要特色。

三、张謇有能融通中西文化具有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

张謇是由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从封建的科举制度获得状元及第,但不循古法旧,而是以民族的优秀文化,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加以再创造,从而在南通开风气之先,出现了许多的第一,体现了张謇的人文精神。张謇的这种人文精神,反映到城市建设的理念中,使他不仅重视近代工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努力发展企业,同时重视对城市的其他功能,如文化、教育、商贸、金融、慈善、公共交通等全方位的协调推进。

张謇从国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认识到“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于自强”而“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实业教育为立国之本”。所以,张謇主张和重视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明白公理,提高国民

素质,仅南通一县在张謇为主的创办下,就有三百多所的小学。张謇认识到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事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所以有了普及教育的基础,就创办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教学内容的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土木工程科、农校、纺织和医学专门学校的各类中高级的现代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反映了张謇的人才意识。张謇从以人为本出发,“实业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又创办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形成了与他事业相应的、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提高员工的文化与技能,反映了张謇注重人员素质的观念。张謇对旧城古建筑,十分重视保护和修缮,在发展和建设南通的过程中,注意保持历史的文脉和文化的生态,并对古建筑如文峰塔、光孝塔、兴化寺、太平兴教寺、文殊院、观音禅院、曹公祠、曹顶墓等进行修缮,反映了张謇的文物意识。他在文化建设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建中华第一馆南通博物苑外,还建图书馆、翰墨林印书局、俱乐部、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体育场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反映了张謇有浓厚的文化意识。张謇关爱弱势群体也相当突出,一手创建了收养寡孤老人的养老院,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收留并改造乞丐的栖流所,改造妓女的济良所,收养残疾人的残废院,教育贫民子弟技能的贫民学校和贫民工场,教授盲哑者的特种教育盲哑学校,治疗患病者的医院,收罗社会遗尸的义茔等,真正做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充满人文关怀。正因为张謇有这种人文精神,文化特色成为近代南通城市的魅力。获得中外参观者的频频的赞许。张謇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素养而孕育出的人文精神,培育了他先进的城建思想。所以人文精神是张謇城建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四、张謇有立足当地、着眼世界的高瞻远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謇及时把握世界的风云变幻,明确指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敏锐地预测到世界经济的走向,在1923年所撰的《商榷世界实业宜供求统计、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中指出:“欧战告终……世界未来大势,趋于大同。而就实业论,亦有不得不趋向大同之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他的这种世界眼光在当时来讲是十分超前的。当时的许多学者与企业家“皆就织言织,就纺言纺,就棉言棉,其智者知审度于产棉之量,而不知审度于植棉地”,“不知合世界以为计”。这种现象“非独中国懵,各国亦懵”。究其原因是“不悟世界趋于大同之势”。张謇80

年前的预见也正是我们今天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历史证实了张謇的结论是科学的,并非“梦呓观”,反映了他的超前意识,远大目光。

张謇那种打破国界,“为世界民生大计”适应“大同趋势”,大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张是有远见的。他亲自东游日本考察后,积极组织参加世界博览会,以宣传国货精品,发展对外贸易;组建成立南通绣品总公司从事绣品经营,还在美国纽约第五街设分公司,其他地方设代销处进行国际贸易;还筹划与比利时航业公司合办中比航业贸易公司,进行国际航运业务。后因比利时商人破产而未成。张謇还积极参与筹办南洋劝业会,“国民外交”,开辟商埠,以扩大国内外贸易,走向世界市场。

张謇不仅有“上观千古,旁览九州”历史的世界的眼光,还能抓住时代的特点,发展自己的事业。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是工业化的时代。西方列强崛起,由商品输出逐步进入资本输出。然而多数人出自其商业繁荣的表面现象,认为是以商业立国。张謇却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业的发达,又要依靠科技的力量,以工业化的道路繁荣经济,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他又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他又进一步指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也就是说张謇根据时代的特点,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了科教兴国,科教强国的早期思想,这种超前意识不得不令我们当代人钦佩和信服。张謇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激烈竞争的年代,他对竞争的认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他认为“夫世界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因为“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靠教育来培养,“故兴学为要中之尤要”。我们看到张謇一贯以世界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的高瞻远瞩,就不难理解他在城建思想方面为什么能有这样超前的理念和那样先进的思想。张謇高瞻远瞩的眼光是张謇城建思想的又一个源泉。

五、张謇兴办事业有“弈者之布一局势”的规划意识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一书中说:“我父办事,……先有主义,再有计划,计划定后,再着手去办”,说明张謇很有规划在先的意识,并且有早十年八年的超前意识。这方面有许多事实可证明。张謇在南通发展近代教育的实践就相当典型。他认为“凡是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 “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从1902年创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始,待有了毕业生为师资才办小学;小

学有了毕业生,于1906年才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待有了中学毕业生才于1912年创办高等专门学校,并计划最后创办南通大学,形成了完整的普通国民教育体系,加上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构成先进的近代教育网络。如此完整的教育网络在当时中国1700多个县中,没有第二个。这也是张謇规划下的硕果,反映出张謇强烈的规划意识。

从大生纱厂建筑的合理分布,也能说明张謇的规划意识。当年张謇对大生纱厂的规划也十分精当。主体建筑为厂房,厂房外侧为公事厅的办公楼,大储堆栈建在离厂区有一定距离的闸东,员工的工房合理分布在厂区的北、西、南。因此《中国建筑史》将其平面图作为厂房建筑的典型之一收录。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张謇担任吴淞开埠的商务督办后,“入手方针分为三步:第一步测绘精密地形,将全埠道路、河渠位置,预为规定,如弈者之先画棋盘;第二步考证各国建设商埠成规,拟为分区制度,如弈者之布一局势;第三步以所拟分区制度,征求公众意见,认为妥然后实行,如弈者度必胜之势,而后下子。”这一生动比喻,鲜明地反映了他城建的规划思想。

张謇办事的那种强烈的规划意识,是他城建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以张謇的一贯作风,联系到城市建设方面,我赞同凌振荣先生《论张謇的建城思想》一文中的关于张謇对南通规划的三个层次,即点的规划,条块规划和全面规划。

张謇创办实业一开始就选择远离通州城六公里外的城北偏僻农村唐家闸,而不选靠近老城地方为厂址,其动机果然有交通的因素,但也不尽然。当时通州城西门外大码头的交通条件也是不错的,也是在“外江内河之间”,既在通扬运河线上,又离任家港(今南通港)不远,也接近南通农村。可张謇偏偏选在远郊的唐家闸农村,可能另有所思,另有所想。其一,张謇浓郁的环保意识,可能注意到了工业对城市人居环境带来的影响。看来张謇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现代工业造成环境污染并非一无所知。早在80年代参与组织上海强学会时,对上海就了解颇多。筹建大生纱厂的过程中,他当年徘徊在苏州河上的泥城桥的电灯光下时,就闻到了河水的臭气。在1903年,张謇在东游日记中写道:“五月二十四日……门外临江户城塔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卫生,此文明之果也。”虽然以上有些是发生在选厂址之后的事,但也可以说明张謇在此之前已有一定的环保意识。不然不会去注意工业文明造成的这一恶果。没有环保意识的话,完全有可能对此污染视而不见,见之也会无动于衷。而张謇见之,不仅作了专门的记录,还分析其危害,指出其成因,对它竟有如此的重视

程度,进一步说明了他如果没有强烈的环保意识不会有这样记载。其二,他要在南通建一个“新世界之雏型”,负起将家乡做美做优的责任。由此推理,张謇不会以厂建厂,就厂论厂。因为一个厂成不了新世界的雏型,更影响不了全国。加上他的人文精神,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可以判断,张謇以1895年建大生纱厂为起点,在他的头脑里自有其宏伟的蓝图。他对城市建规划虽然没有见之于文字史料的记载,然而从一贯的思想进行分析,也可以略知其一二了。

张謇能将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偏僻的农业经济的县级城市,在30来年的时间里,按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精心规划,自主建设,独立经营,协调发展,建设成为近代城市的典范,究其源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指导,笔者所归纳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思想观念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否如此,敬祈专家学者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