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国军队夸大战绩情况有多严重

抗战时中国军队夸大战绩情况有

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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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

导语

抗战八年中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至今众说纷纭，甚至连每次战役歼灭多少日军都莫衷一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跟战场上各方统计数据有失精准不无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交战双方都会出于种种目的夸大自己的战绩。

那么中国军队对抗日功绩的浮夸有多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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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虚报战绩情况

1、为了给国人提气，国军在宣传歼敌人数时注了不少水分

在战时，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国军的抗战宣传上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赵所说的“以一报十”这么夸张，但把战绩往大了说倒真屡见不鲜。

比如大的战役方面以台儿庄会战为例，此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很明显是做了一些夸大。（孙挺信著《中日长江大决战》第33页）

不独大的战役，即便是有影响力的小胜利，在对外宣传上也往往加以夸张。比如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国民政府及白崇禧等人对外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也就是说仅日军死亡人数就有1200人。然而据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并不像国民政府所说的“遗尸1200具”。

不仅中央政府这么干，地方军政部门也不含糊，比如据时任《广州日报》采访主任的张家耀在其日记中所记：“1938年10月15日，报社收到第四路军政治部发来的特讯，谓我军在福田大捷。编辑部人心振奋，以特大号字标题第一版刊出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可是这则报导原来是夸大战果，未符事实的。查实日军一个联队（即一个团）在敌机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轻率冒进，遭到李振球部的坚强抵抗，敌军意外受挫，便退回博罗整顿。李振球部虽取得了小捷，但伤亡很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作战，李便命所部向增城附近撤退，拟在增江右岸设防坚守。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有意夸大战果，渲染战绩，企图邀功，故发出福田大捷的特讯要各报登载。一般市民听见战胜消息，人心大定。省

动员委员会今天还筹备到前线去慰劳呢！晚上回报社，陈总编辑找我谈话。他对夸大战果的报导深表不满，他说如此下去，自欺欺人，终必自吃恶果。”（张家耀《广州弃守前后见闻日记（1938年10月12日-24日）》，《广州文史资料第48辑广州抗战纪实》163页）…[详细]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宗仁在车站站牌前留影

2、有时为争取美援，蒋介石亦不惜编造大捷，但往往取得反效果，被宋子文痛斥“幼稚”

除了提振民心之外，在抗战后期，夸大中国军队的战绩更是可以为帮蒋介石从美国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援助，为此，国军甚至不惜制造所谓的“大捷”。比如国民政府在1943年6月对“鄂西大捷”的宣传，据时任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一文中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并开列报上有功将领姓名，包括参谋长在内。按一般程序上报战报来不及，你们速拟一简要战报用电话直接报到军令部。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第十一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统计自十八日至今，敌军伤亡人数至少三万人以上，并据目击者称，连日敌伤兵运至宜昌已达万余人。连日我英勇空军会同美国空军，同时以大队编队机群施展其崭新的阵容，协助追击，收效极大。‟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

而对于蒋介石亲自指示夸张宣传所谓“鄂西大捷”的目的，赵秀昆还专门做了很明确的说明：“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这条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华盛顿五日合众电）宋子文部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华军在宜昌附近击败日军之经过，并谓此次华军告捷时，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不遗余力制造“鄂西大捷”，背后大有深意。但蒋的“深意”似乎取得了反效果，据当时专司驻美游说的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称，“鄂西大捷”的数据受到了美方的严重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