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文化的形成

鱼文化的形成

古文中,鱼和渔是同一个字。在现实生活中,鱼文化与渔文化也经常会被混用。鱼文化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与鱼类及渔业活动有关的鱼物、鱼俗、鱼信等各种有形无形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国是一个渔业大国，有着悠久的捕鱼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渔业劳动中所形成的鱼文化，伴随着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一起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中国鱼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文化史上灿烂夺目的一部分。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从事捕鱼作业，这在考古发现中已被证实。1983年，我国考古学家在辽宁省海城县位于一条叫海城河的右岸的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用鹿角制作的用来射鱼的用具“鱼镖头”，加工采用了锯切、研磨等方法，在鱼镖头上还制成倒钩、正钩、锐尖和利刃，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捕鱼工具，可见当时的加工技术已经大有发展。此外1955年还在河北省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出土了属新石器时代的一枚鱼镖和二枚鱼钩，鱼钩一枚长四公分左右，另一枚仅长两公分左右！并在鱼钩上使用了倒钩技术；1958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牛场遗址发现属新石器时代一枚鱼钩；1952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商代遗址发现属商代的三枚鱼钩；1958年在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发现属春秋末战国初的一个渔钩坠子（和现在用的铅片、铅块作用相同），同时也发现了三枚鱼钩。

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中还有骨质的鱼钩，有郑州出现的商朝早期遗址的出土器物中，有青铜制的鱼钩，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已经有涂红、穿孔的草鱼眶上骨出土，作为一种饰物，它表明鱼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良诸文化遗址、大溪口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等处，都有种种捕鱼工具，如带索鱼镖、骨质鱼钩、石质陶质网坠等物出土，沿海地区也出现了磨制石器渔具，如石制、陶制的网坠、骨制的鱼钩、鱼叉、鱼镖和织网用的骨针。这又充分展示了远古时代渔业的繁荣。

从考古发现来看，人类用以捕鱼的工具已十分精细、实用，可见当时人类的生活已与捕鱼业十分密切。随着劳动的深化，鱼类不仅作为人类食物的可靠来源，同时也构成其精神世界的神秘意象。鱼骨作为最早的饰物，决非原始人类唯美情感的宣泄，而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并寄托着同化于大自然、受惠于大自然的祈望。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涂红、穿孔的草鱼眶骨，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判断的最早实证。而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鱼图、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璜、玉块鱼图，更使中国鱼文化发展到了早期的高峰。鱼类一旦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成为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对象，鱼文化的系统便开始形成了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鱼纹盆，以及人面鱼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些鱼纹只是一些很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并不很形象具体的鱼形，因此也称

不上什么美感。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和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当时是临水而居，鱼是他们的食物生活的保障，没有鱼就意味着死亡。因此这种感觉决定了他们对鱼的崇拜，把它作为美的象征。这是对鱼崇拜的一个原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鱼的形状与女性生殖器相似，还有鱼多籽、繁殖能力强，在母系社会，人们的寿命普遍偏短，而大量繁衍是人类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所以人们渴望多子多孙、人丁兴旺。

在古代的故事中，鱼龙可以互相转化，鱼是龙的另外一种形态，龙在困境中常常变化成鱼的形象。有的故事说，调皮好玩的龙女变化为红鲤鱼到江河或池塘里玩，结果被渔人捉住，后来被一书生解救，龙女对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虽人神殊途，但最终感动上天，结为夫妻。这故事里的鱼和龙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是在这里神已经被人化，带有人的温情与和善。

到唐代鱼成为权利和身份的标志，唐代的皇帝赐给臣子鱼符，鱼符的作用和虎符是一样的。唐高祖为了避先人李虎的讳，将虎符改为鱼符。鱼符分为不同的种类，有金质、银质、铜质三种，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带。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用来装鱼符的袋子，叫鱼袋。当然，这里面应该有对鱼崇拜的成分。也就是说，唐代在崇拜龙的同时，也在崇拜着鱼。鱼和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所提的“鱼文化”不仅指客观的物质财富，更体现在物质生活中人们心理价值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鱼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主义表现为，一、鱼与中国人的爱情观念有关。基于远古人类对鱼的崇拜的论述，我们也就能很容易理解人们用鱼代表爱情这一做法了。当然，人们用鱼代表爱情还因为鱼与水之间难以分开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婚联上有这样的句子：鱼水千年合。恋人或夫妻之间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不就是因为夫妻关系就如鱼水关系吗？二、鱼与中国古人表达思念之情有关，古代传说大雁和鱼均可传递书信，因此古人常用鱼来表达对亲友的思念之情。三、古人常用鱼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