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朝商业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给士绅阶层带来的困惑

作者
本书作者卜正民，曾担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

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

关于本书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明代的商业发展与明代的文化变动之间的关系。

本书认为明代的商业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儒家提倡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的混乱以及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的盛行。

这些都使得明代后期的士绅们，极力抵触商业的发展，乃至于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商业繁荣带来的种种弊端。

核心内容
明代初年，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政策如何间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
国家政策是如何刺激商业繁荣的？以及商业繁荣给士绅们带来的困惑和恐慌。

前言
明朝初年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的政策，这些政策却出乎意料地促进了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

商业发展又反作用于政府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繁荣，最终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打破了儒家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并带来了相应的文化变动。

明朝的商业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
呢？我们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才得以迅速发展的，而这个时期，正好是明王朝统治时期。

正因为这种同时代的比较性啊，国内国外的很多学者都对明朝的商业发展情况感兴趣，想要了解明朝在这个时期的商业形态是什么，它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

这本《纵乐的困惑》研究的主题，就是明朝的商业问题。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明朝的商业发展与明朝的文化变动之间的关系。

本书认为啊，明代的商业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同时呢，也造成了传统儒家提倡的“士农工商”这种等级秩序的混乱以及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的盛行。

这些都使得明代后期的士绅们，极力抵触商业的发展，乃至于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商业繁荣带来的种种弊端。

本书作者卜正民，曾担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

1974年，他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亲身经历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农业经济主导到城市商品经济主导转换的过程。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背景，他在编写《剑桥中国史》中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内容时，构思了这本《纵乐的困惑》。

在这本书中他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讨论明朝一代，在经济对新的消费和纵乐欲望的刺激下，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3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明朝初年，统治者推行的治
国政策如何间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第二个重点，是明朝中后期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刺激商业繁荣的。

第三个重点，是商业繁荣给士绅们带来的困惑和恐慌。

第一部分明朝的初期治国政策如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我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重点内容：明朝初年推行的政策是如何间接促进商业发展的。

大家知道，明朝的创始人也就是朱元璋，出身非常贫穷。

在他小时候，父母死于一场饥荒，朱元璋便在一所寺院中当了和尚。

可惜元末的寺庙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办法继续收养他，为了生活，朱元璋只好做了乞丐。

种种命运的机缘巧合下，这个靠行乞为生的贫民，竟然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始祖——洪武皇帝。

明朝元年，1368年，中国刚刚从连年战争的境地中解放出来，秩序混乱，人口锐减，荒地无数。

那么，成为皇帝的朱元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建立国家制度，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

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个章节，“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是小国寡民的状态，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治国理想。

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心中啊，只有这样的封闭式乡村社会体系，才会给明王朝带来永久的稳定和安宁。

为了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政策。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商业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也发展了起来，并在最后啊，对整个明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明朝初年政府到底实行了哪些恢复生产的政策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口迁移、二是落实里甲制度、三是完善交通系统。

咱们来说第一点，人口迁移。

在黄淮地区曾流传着一首歌，“问我祖先何处
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内外掀起了一股“寻根寻祖”热潮，这个“祖”是哪呢？大部概率上是指山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明王朝长达五十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这场移民将百姓从山西、浙江地区强制性迁徙到了北京、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才有了今天的寻祖热潮。

那么，洪武皇帝为什么要大规模强制迁徙呢？这就涉及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

经历了元朝末年20多年的战争，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尤其是中原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重塑农村社会组织形态，明政府采取了移民政策。

移民运动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到了朱棣，也就是永乐帝的时候，移民的目的变得不同了。

通过内战登上皇帝之位的永乐帝，决定离开原来的国都南京，把都城迁到北京。

那时，北京紧邻蒙古，人口稀少。

为了充实京畿周围的人员数量，加强对蒙古残余势力的抵御能力，永乐帝决定派十万人马督押移民，下令把山西的众多百姓移到河北及其他人少的地区来。

明初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产生了两个大的影响，第一是使得荒地得以开垦，粮食生产量大幅提高，这就增加了能够进入市场流通的产品数量。

第二个是造成脱离户籍统计的百姓增多。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老百姓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

况且移民过程中常常发生虐待事件，百姓是瞅准了机会就逃，逃了之后无处可去啊，就成为了流民，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黑户”。

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小商小贩，居无定所。

后来，明政府一看，这样下去不行，老百姓都跑了成“黑户”了，政府向谁征税去呢？于是放弃了靠人口迁徙来发展贫穷地区的办法，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本地发展。

老百姓还是要留在原地，这就有了第二项措施，里甲制度。

什么是里甲制度呢？这是明朝初期实行的基层组织形式，有点类似于今天咱们社区的意思。

它以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

将人口和田地直接挂钩统计入册，用于征收赋税、徭役摊派等等。

作者在书中指出，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度的用意在于重塑农村社会组织形态，更为精确地掌控国家人口，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统计与征税直接挂钩：一户拥有的人口越多，它的赋税量就越高，一个县的户数越多，它的赋税额就越大。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少报点人数不就少交点税吗？在偷税漏税上，百姓拥有无穷的智慧。

各级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也在减少上报的户数和户口，报的越少交的钱越少嘛。

那这些没有户籍的黑户肯定是不能种地了，也不能留在原地了，干什么去呢？只有经商，成为商人了。

当然，里甲制度在稳定人口、增加农业产量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

明朝初年由于赋税比较轻，老百姓种地还能养活全家，在这种情况下，荒地被开发，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手里有余粮了。

有了余粮之后就要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老百姓发现交易更有利可图，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将剩余产品放入市场，而是主动增加粮食产量，靠市场交易来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从务农变为经商，这就促进了从剩余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

可是随着明朝赋税的逐渐增加，种地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到了土地成为累赘的境地，很多老百姓就放弃了种田，转而到城市中当小商小贩谋生去了，里甲制度慢慢也就废弃了。

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政策：完善交通系统。

朱元璋啊，是个掌控欲极强的人，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对百姓生活的干涉程度之高那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咱们前边说的里甲制度，目的就是为了把百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问题在于，明代的中国实在太大了，幅员辽阔且不说，7500万的人口还在稳步增
长，想要单靠里甲制度在户口控制上做到不疏漏，那是不可能的。

况且，洪武皇帝还认为国家应当控制百姓的交际方式，于是他发布了各种各样的诏令去规范百姓生活。

不仅包括制作和发布命令、样本以便广大民众都知道，还要搜集和处理反馈的文字材料。

看看，这么大的信息交流需求，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明初就恢复了驿传服务系统。

驿传制度并非是明朝独创的，它最早产生于西周，繁荣于隋唐，鼎盛于元明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通信与交通制度。

明朝的驿传制度与元大抵相似，由兵部管辖，主要是为任命官员、外国使节和携带公文进出京城的官府使差提供食宿。

驿传系统从首都南京向四周辐射，既有陆地驿道，也有水路驿道。

其中陆地驿道的中心是北京，总长度达到84200公里，每隔60或80公里设一驿站。

这驿道颇有点今天高速公路的意思，而驿站就是服务区，可明朝的服务区是免费为公务人员提供食宿和搬运人手。

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需要“八百里加急”文件，就是在驿站换马换乘的。

除此之外呢，驿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运输官用粮草物资。

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时候，首都是南京，当时的征粮纳税政策是交实物，也就是老百姓交税要交粮食，收上来的粮食再由驿道从全国各地运到南京去。

到了永乐帝的时候迁都到了北京，这每年从南方征收的四百万粮食就要运到北京去。

为此，永乐帝重修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作为水路驿道使用，由军队押送税粮到北京。

到了此时，一个连通了全国的交通系统算是初步完成了。

那么这个交通系统是如何促进商业发展的呢？明代的驿站多设置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如县城，倘若不是县城，建了驿道之后周围也会很快出现新兴的小市镇，这些小市镇上几乎全是小商小贩。

再加上因为运河并未被限定只能官用，民用商船也可以使用，这就为南北大型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条
件。

好，关于明朝初期，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如何间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就说到这儿。

总结起来，朱元璋和朱棣为了均衡发展农业，进行了人口大迁徙，为了控制百姓推行了里甲制度，这两项措施在客观上增加了商人的数量，且提高了农业生产量，有了更多可以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而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流通性促成了从剩余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

与此同时，为了军事供给和人员调动的方便，洪武和永乐帝对信息交通手段进行投资，使得交通系统得以改进。

这使商品流通变得更加容易，明朝政府从背后推动了人口和货物的流通，进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第二部分明朝中后期实现的国家政策对商业繁荣的刺激
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内容：明朝中后期，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刺激商业繁荣的。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下，政治权力决定经济权力。

国家政策对于商业发展有着绝对的支配力。

明中后期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明政府对商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下边咱们一个一个地掰开了说，先来看这个明政府对商人政策的转变。

别看第一个内容说了那么多促进商业发展的手段，其实在明朝初年，商人的政治地位依然是非常低下的，真正得到提高是从明中期开始的。

在正统十四年的时候，英宗皇帝不顾大臣们反对非要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兵败土木堡，不仅仗打输了，连皇帝也成了对方的俘虏。

其实这个时候的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怎么办呢？明政府于是采用了秦朝时期的老法子，
名叫“捐纳”，谁能为国家捐献粮草，谁就可以获得官位。

这就等于变相地买官卖官。

那么，谁又有能力有机会通过“捐纳”获得官位呢？要知道，这个“捐纳”需要花费的金钱数额是非常大的，普通小市民肯定是承担不起的，况且官位大多是虚职，只有那些特别富有的商人，才愿意花这个钱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除了“捐纳”这条路子之外呢，明代商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接近官场，那就是科举考试。

有人想，这科举考试不是隋唐时期就有了，怎么单在明朝成了商人入仕的途径呢？科举考试虽然兴起于隋唐时期，不过在宋代之前，商人及其子嗣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

一直到了明代，商人才和其他编户的老百姓一样，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

并且明政府专门为商人出台了一项政策叫“异地占籍”，你商人不是全国各地跑做生意，回户口所在地考试不方便吗？好了，出台了这项政策之后，商人子嗣参加科举考试不需要再回原籍所在地了。

这项政策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取消高考户口啊，就大大地方便了商人子嗣进入仕途。

在这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这商人有钱，吃好的喝好的还不行吗？为什么非要花那么多钱去当官呢？作者说了，那是因为在中央集权王朝，官府的权力可以掌握商人的生死。

洪武皇帝的时候，别看商人社会地位低，但商业税非常轻，并且法纪严明，勒索事件较少。

等到了明代中期，商业发展逐渐繁荣，政府一看，商人挣这多钱我们怎么能不分点呢？就逐渐加重了商业税，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权贵私设机构收商税的情况。

商人们也不傻，跟手中有权的官员拉好关系总是有好处的，于是拼命地争取权力羽翼下的庇护，让子嗣进入仕途不过是其中一种方法罢了。

说完对商人的政策，咱们再来看看税收政策的变化是如何刺激商业繁荣的。

最开始的时候，明朝征税是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征收徭役和实物税。

徭役是什么呢？是按照每户人口数来征收人力，用来征兵、修建城区等等。

实物税不言自明，就是用粮食等实物来交税。

到了明朝中期，皇家宫廷的开支逐渐加大，皇帝突然发现钱不够用了，怎么办？增加中央税收。

然而，当税收是用人力来评估的时候，增加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

收取实物税也很难，需要将粮食从全国各地运到北京，你想想，几百万吨的粮食，从南往北运，是又困难花钱又多。

于是，明政府又想了个法子，直接征收银子不就行了？大家知道，国家要想以白银为税制基础去收税，首先市场上得有足够的白银才行。

可中国一直是一个银金属匮乏的国家，市场上的白银是从哪来的呢？主要是通过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的白银内涌。

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的海上贸易量开始激增，大量白银持续不断地从日本、南美流入中国。

经历了嘉靖年间的短暂海禁，万历年后，明朝全面开放对外的海上贸易，至此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达到百万两。

有了这些银子做基础，推行“税收征银”政策就顺理成章了。

国家税收征收银两之后，老百姓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卖粮，这就扩大了市场上的商品交换量和货币需求量，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繁荣。

好，关于第二个重点内容就说到这儿。

总结起来，明代中后期商业的繁荣一是得益于明政府对商人政策的转变，推行了“捐纳”和“异地占籍”政策，使商人进入仕途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促进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加之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内涌，促进了国家“税收征银”政策的推行，而“税收征银”又反过来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部分商业繁荣给士绅们带来的困惑和恐慌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明朝中后期国家政策是如何刺激商业繁荣的。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内容：商业繁荣给士绅们带来的困惑和恐慌。

这本书的名字叫《纵乐的困惑》。

这个“纵乐的困惑”指的是什么呢？正是商业的繁荣对明朝社会等级制度和生活文化习惯的冲击，给士绅们带来的普遍困扰。

所谓的“士绅”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作者的观点中，士绅阶层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类别，它的核心部分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名衔的人，还包括那些凭借文化才能和社交网络，得以进入精英学术圈和鉴赏圈的人。

他们普遍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从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要进入士绅基层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科举、文化、社会地位。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商人既不能参加科举，又没有文化，更没有社会地位。

士农工商，这种整齐划一的模式可以追溯到东汉。

可到了明朝，一切发生了改变，这不能不令那些十年寒窗考取功名的人感到恐慌。

首先是商人社会地位变化。

在明朝初期，商人们得不到大家的尊重，士绅阶层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即使是贫穷的下层士绅也要比富裕商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不过到了明中后期，情况变了。

一来商人有钱，他们有经济能力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拥有较好的教学资源；二来他们观念又很先进，非常注重子弟的教育工作，很多人家里都有私塾以供子孙读书学习；再加上国家政策“捐纳”和“异地占籍”的实行，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加入士绅阶层的官场游戏中。

明代后期的官场中，出生商贾之家的官员有很多，比如明朝著名大臣，东林党
人首领顾宪成就是出自商贾之家。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普通百姓对待商人态度的变化。

在明朝初期，大家认为商人都是不义之人，爱财狡诈，违反儒家道德秩序应该受到鄙视。

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大家发现，经商好啊，既有钱赚又能当官。

商人还总是参与社会福利建设，比如建学校，修路修桥，帮助政府赈灾等等，种地不再是老百姓的唯一选择。

传统士绅家庭也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同时经商，才能避免家族、家庭没落。

至此，很多书香门第抛弃对商人的鄙视，对商业的成见，开始走上了经商致富的道路。

其次，是商业发展带来的“四民秩序”混乱。

作者用“乘轿”来举了个例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达官贵人出行是靠什么呢？一是骑马而二是乘轿。

不过这个“乘轿”可是有讲究的，不是你有钱就能用，而是必须有一定的官衔品阶才行。

明朝初年依然是这样，可是到了明中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只要有钱，人人可以乘轿。

服饰作为古代人最重要的阶级地位标志，在明代后期也不管用了。

只要有钱，甭管什么出身，人人皆可穿金戴银，打扮得时髦入流。

从前在街上，只要看服饰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现在不行了。

不仅如此，奴仆之间、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等级不再那么森严，人身依附关系也变弱了，成了给多少钱干多少活。

最后是攀比炫富风气的盛行。

明朝初年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奢侈品消费就逐渐开始增加，明中后期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解决温饱之后，为什么会需要奢侈品呢？作者回答说，奢侈品存在的必要性是把上等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所谓审美、品位等文化区别，本质上还是阶层的区分。

在明代中后期，后富起来的商人们为了实现阶层跨越，将自己的经济能力转化为社会地位，他们拼了命地学习士绅的审美和生活习惯，包括购买贵重物
品以显示财富能力。

这让原有的士绅阶层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发现，下层想要往上爬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被人超越了。

既然经济能力已经不能将上层士绅和商人区别开来，该如何做才能体现自身的优越性呢？最常用的方法是文化打压。

商人有钱可以买奢侈品，但士绅们说了，你们是暴发户，买奢侈品是浪费，是没文化的表现。

真正的高贵人士是有品位的，应该收藏有价值的字画古董。

那么，哪些字画古董是有价值的呢？这就是有文化的士绅们说的算了。

真正的文化准绳一直被攥在士绅的手里，有钱人则怀着一种商业冲动，不断地去追逐时尚，最终导致炫富风气的盛行。

无论是商人地位的提升、“四民秩序”的混乱，还是炫富风气的盛行，在这些旧派士绅们看来都是儒家道德秩序溃散的有力证明。

商业发展腐蚀了儒家的中庸理想，包括名分秩序、家族长幼观念和生存之道，成为他们忧心忡忡厌恶商业的原因。

总结
好了，说到这儿，本期音频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明朝初年推行的人口迁徙和里甲制度，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里甲制度的落实促进了荒地的开发，增加了能够进入市场流通的剩余农产品，也增加了经商人数。

全国范围内驿传制度的恢复和大运河的开发，则便利了私营商业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其次，我们说到明朝中后期国家对商人政策的转变，为商人进入仕途提供了便利的途径，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而对外贸易白银的流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