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三次并购浪潮的动因分析

我国企业三次并购浪潮的动因分析（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内容摘要：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购并共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消除亏损、优化资源配置、获取低价资产、享受优惠政策、降低代理成本是前两次并购的主要动机;而第三次并购的主要动机则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模式以及培养和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并购浪潮动因

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在1949年前，基本上未出现过大的并购浪潮。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实行了特殊形式的产权重组，即通过对私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实现公有经济的“兼并收购”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根本不具有企业并购的前提条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作为产权交易的并购活动才得以出现，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购并共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

我国企业购并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

我国企业间真正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并购开始于1984年，由此开启了我国企业的第一次并购浪潮。1984年，在全国企业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广泛推行承包、租赁经营方式的同时，首先在保定和武汉出现了企业兼并，将效益差、经营不善的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给有经营优势的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86年底，企业并购开始在其他城市，如北京、南京、沈阳、无锡、成都、深圳等地陆续出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6966家企业被兼并，转移资产82.25亿元，减少亏损企业4095家。

第一次并购浪潮有以下特点：并购活动都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进行的，各地政府也都直接参与和干预了企业购并活动，并购主要集中于本地区之间。这一时期的企业并购具有横向性质，即并购双方产品相似、工艺相似、生产厂地基本相临。并购活动是在产权未明晰的情况下发生的，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企业自发和政府干预现象并存。

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

我国企业的第二次兼并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中央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情况下，在激励和约束机

制的双重压力下活跃起来的。1992年仅北京就有66家企业被兼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明晰产权关系，让产权流动和重组。1993年9-10月间，深圳的“宝延”风波拉开了我国股市并购战的帷幕。随即又发生了万科申华事件，中远收购众城、恒通收购棱光、大港收购爱使、光大收购玉柴等轰动全国的并购事件。

与第一次并购浪潮相比，这次发生在证券市场初具规模之时的并购活动，有以下特点：企业并购的范围、规模进一步扩大，大型合并和收购增加，强强合作增多。产权转让出现多样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境外企业参与国内企业并购开始初见端倪，但承担目标企业债务式的并购仍占到60%左右。并购范围突破了所有制和地区限制，开始向多种所有制、跨地区方向挺进。企业并购开始由以往的“政治任务”逐步转为以企业为主体，并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三次企业兼并浪潮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性的企业购并此起彼伏，伴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成熟及加入WTO的巨大压力，第三次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也悄然兴起。出现了易趣与雅宝联姻，联想与赢时通结合，搜狐收购chinaren、华润控股万科，小天鹅与科龙结成战略联盟，海信集团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合并，青岛海尔斥巨资收购海尔空调有限公

司的大部分股份等事件。这一切表明，我国企业的战略性大并购已经第三次拉开序幕。

同前两次相比，这次并购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强吞弱，大吃小，而大部分是强强连手。并购的目的不带有“扶贫”色彩，而是企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并购的重点多是高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力图形成优势互补。在并购中政府不再担当“红娘”，而基本实现企业间的“自由恋爱”。

我国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分析

第一、二次并购浪潮的动机分析

救济型购并——消除亏损的动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购并浪潮明显存在政府撮合、干预的特点。企业并购主要是为了解决亏损问题。这种不考虑企业具体情况“杀富济贫”的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了我国企业并购活动的主要动机。这种并购动机的背后是一种对企业破产的替代机制。其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劣势企业没救活，优势企业也跨掉了。

存量调整式购并——优化资源配置的动机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通过购并活动，可对国有企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存量资产的运行效率，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政府推动的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投机型购并——获取低价资产的动机获取低价资产，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据统计，1987——1989年，我国大约80%的企业购并动机是为获取被购并企业的廉价土地；如果是跨行业的并购活动则100%是为了获取廉价土地。另外，20世纪80年代政府急于消灭亏损企业，在并购中采取“资产上算粗帐，效益上算大帐”，造成被并购企业估价普遍低于实际价值，甚至许多被并购企业的资产未被计价。这种因素曾导致投机型购并盛行一时。

资源型购并——享受优惠政策的动机通过购并可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政府的减税、免税以及财政补贴等。这是我国企业并购的又一个重要动机。这种并购往往发生在民营企业对亏损国有企业的并购上。由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两类企业区别对待，许多民营企业希望通过这种购并，获得原本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特殊资源。这也是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环境下所特有的一种购并现象。

管理型购并——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在我国企业规模与行政级别相联系的制度下，通过并购活动，扩大公司规模，相应也能提升企业管理者的行政级别。这是一些国有企业并购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并购之后，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变化不大，但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对其自身的利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管理型并购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形式。

第三次并购浪潮动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