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系统论反思

中医系统论研究思路的反思

中医系统论研究对于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揭示中医学的根本特点及其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是否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把现代系统论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思路，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战略问题。

1、中医系统论研究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其主要贡献是从崭新的角度和前所未有的深度上阐明了中医学的科学实质。

纵观近代以来中医学术发展史，当西方医学伴随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产生、发展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中医学，曾一度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从那时起，中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生存，力图运用西方的哲学和医学理论来证明中医也是科学，而不是“唯心主义”和“玄学”的努力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倡导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先辈们都未能对中医的科学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直至现代，中医学还时常徘徊在理论是否科学，疗效怎样解释，如何才能把自己纳入现代科学体系的迷惘之中。现代系统科学的勃兴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带有全方位性质的思路和方法。正因如此，才没有哪一种更先进的“武器”比用系统论在阐发、揭示中医学的科学内涵上更全面、更合理、更透彻，也更令人信服。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医系统论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三者在兴起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力图说明中医的“科学性”，不同的只是在运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中医系统论较其他二者更先进一些，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而已。这样说，决无丝毫轻视或否定中医系统论研究的意图和倾向。对此，德高艺馨、声誉九州的已故名老中医周凤梧先生曾说过：“（中医系统论）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研究……对中医学的科学内涵挖掘得较深……一经理解和掌握，就会从从未有过的深度上认识到中医学的科学实质。”[1]这可以说是对中医系统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充分、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医界众多的人士一直对中医系统论研究抱有太高、太多的期望，奢图其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2、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并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反而会使原本混乱的中医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追溯建国以来的中医研究发展历程，在内容和方法上作过几次大的调整，其调整程度和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如上世纪50年代的偏方收集运动、60年代开始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中医界出现了一种“寻根热”，即从中医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挖寻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原理。中医学以“象”为特征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推演方式，又一次将跨据宏阔时空的、有着不同内容的科学体系“有机”对应联系起来。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研究手段，对中医学进行放大观察，以寻求其相似性和现代解释是其主要方式。

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只是经学式研究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这种以新量旧、以今证古的研究方式，同以作注、考据、推衍、引申的经学式研究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地，这种以新“经”释旧“经”的形式研究中医，也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在“寻根热”已持续近30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本身并没有导致中医理论的任何飞跃，更谈不上临床的发展了。

不仅如此，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在其最初兴起时给中医界带来了阵阵兴奋，人们期望它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和发展，也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矢志进取，中医系统论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能够指导中医基础研究、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的“新”型方法论模式。为构建这一“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涉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学科中的大量崭新的概念、范畴和深刻的理论内容。而另一方面，中医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尚有许多没有严格、统一的界定，而这又正是困扰目前中医现代研究处于胶着不前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之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2]在此之前，一相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又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事实上，中医学从奠基之时起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并通过其理论模式和方法的整体性特点表现出来，且有机地融合在对人体的认识之中。因而中医学的多学科之“根”是不寻而自在，且时时支配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一位自然科学史专家曾针对将“阴阳辩证”与“负反馈调节”、“五行学说”与“内稳定器”、“脏象学说”与“黑箱理论”等同或联系起来解释的做法，这样尖锐的评价到：“这些用最新学科对古老中医学的解释，最受当代中医欣赏。实际上反映出中医界人士欲求中医科学化，能够被理解、被承认的迫切心愿。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将其合理考核，即所以然的问题说清说透。”[3]

德国中医学会会长M.PerRert教授也反对“随便的不加批判的把据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接受过来”，反对“用西方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希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4]

3、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和带动全局的突破口。

以中医系统论研究为代表的“寻根”研究方兴未艾之后，人们循着其研究的思路，对中医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思考：传统中医学可以超过还原（分析）时代而直接进入系统（整体）时代，它具有超阶段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传统中医学的直接观察法与现代系统方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现代系统论是经过了最近四百多年获得巨大进展的各种孤立因素的研究之后形成的，是与还原论互补的方法。侯灿教授二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构成论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等）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辨证综合研究的方法。”[6]同时，现代科学的构成论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本质上属于科学的实验观察法，不是传统中医学的直观定性方法可以比拟的。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一门科学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迎头赶上最新发展潮流。但只是在时间上可以压缩，时代可以跨越，而被跨越的时代的科学成就却不可以跨越。[5]因此，中医学并不具有超阶段发展的运动机制。

或曰：发展现代中医系统论可以通过移植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实验技术，把还原论思路形成的实验模式加以改造和创造新型的中医实验研究方式得以实现。[5]近二十年来，应用上述两种方式对中医理论进行的现代研究，“咋看起来是登上了科学的…宝塔尖‟，而实则是钻进了…牛角尖‟，甚至陷入死胡同和不能自拔之地。”[7]其研究成果“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甚少，对整个医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客观上，这种研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不言而喻，通过上述方式是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的。

诚然，中医学也确实面临着如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尽快迎头赶上时代步伐的学术危机。但通过什么途径与方法来解决，却是值得我们中医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