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案”始末及其引发的思考

“黄克功案”始末及其引发的思考

温故知新。2014年12月4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选择这天在全国公映的电影《黄克功案件》自然就颇有深意。这部取材于党史上真实经典案例的主旋律题材力作所述历

史大案，凸显了情与法、罪与罚、特权与公正的较量，虽然发生在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背景下，但其中蕴涵的破除特权思想、倡导平等观念，执法如山、取信于民，对当今中共正在大力推进的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居功自傲――逼婚不成怒动杀机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且在长征中立过大功，年仅26岁就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团级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职，先后任军政大学第十五队、第六队队长。但“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受害人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当时16岁。原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时，思想进步，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毅然舍家弃学，于8月间冒险通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大”黄克功任队长的第十五队学习。那时延

安年轻人多，多数尚未结婚，外来的青年都很崇拜长征干部，而黄克功正是这样一个战功赫赫、身居高位的军人。刘茜是个容貌清秀、活泼有气质、年轻而知性的姑娘，也深深吸引着黄克功。二人相识并经短期接触，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感情尚好。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转任第六队队长。

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起来。但黄克功依然对刘茜追求不已，还数次给刘茜送花、赠礼。同时，他看到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有来往，便心怀嫉妒，写信责备刘茜，并迫切要求立即结婚。

相处久了，两人在人生观、爱情观、交友问题及生活情趣和习惯爱好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最后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少女刘茜对爱情充满幻想，渴望浪漫，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她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用物质来哄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她写信批评黄克功心胸狭隘，言语鲁莽，表示要中

断关系。

黄克功对此恼羞成怒而渐渐丧失理智，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忘却了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放弃了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更全然不顾当时国家民族正处于空前危难的形势，陷于私欲膨胀、恋爱第一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萌生了杀害恋爱对象藉以发泄私愤的可怕念头。

10月5日晚饭后，黄克功佩带勃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来到陕北公学寻找刘茜，见到她还相随着董铁凤等数位同学，提出要与刘茜单独谈一谈。刘茜只好离开同学，跟随黄克功走向河边散步。这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结伴同行的黄志勇见他俩有私人话要说，便识趣地先行分手回到学校。黄克功交谈中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却以坚决的态度和严厉言辞断然表示抗拒。气愤之下，黄克功立即拔出手枪对刘茜进行威胁恫吓。刘茜依旧拒绝不从。两人的冲突迅速激化，黄克功失去理智，竟然以消灭敌人的枪弹对准革命同志扣动扳机，刘茜被击倒在地。她忍着伤痛大呼救命。然而，黄克功却愈发像一头发疯失控的狮子，残暴地再次举枪朝刘茜的头部补了一枪。刘茜当即被打死。

事后黄克功迅速回校。他麻利地脱下外衣和鞋子等逐一进行细致清洗，并且将手枪擦拭干净，企图消除做案留下的证据。还在刘茜过去谈恋爱的信上加填上10月4日的日期，

藉以作为反证掩人耳目……

10月6日清晨，刘茜的同窗好友董铁凤等见刘茜一夜未归，担心出事，立刻跑到黄克功的住处急切询问刘茜的下落。黄克功答曰不知道，神色慌张但极力掩饰。

随后，有群众在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赶快向陕北公学当局报告，并且在当地捡获勃朗宁手枪弹壳两颗，弹头一颗，转报法院检验。在刘茜身上，右肋下有枪伤，入口污黑色，无出口;左耳背有一枪伤，弹穿脑门，血浆模糊;左腿有伤痕两处，紫黑色，实属枪杀毙命。

明镜高悬――力排异议依法判案

证据确凿，案件的侦破很快取得进展。

这时黄克功的警卫员发现他行为异常。早上给他擦枪时枪有射击过的痕迹，找出他晚上换下的衣服，见衣服上有血迹。让警卫员更为生疑的是早晨天一亮时也曾发现黄克功站在一堵高墙上向河滩上张望。于是警卫员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些情况。

10月6日下午，“抗大”政治部找黄克功谈话，随即将其隔离控制起来。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的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最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黄克功。因黄克功身为旅长，案情重大，“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亲自审讯。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不肯承认，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精神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刘茜的经过。

至此，命案得以审明，罗瑞卿即刻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

最终，审判的重担落在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审判长雷经天身上。

巧合的是，该案发生前不久，国民党内“桃色事件”骤起：蒋介石的黄埔爱将张钟麟因情感纠葛枪杀妻子而受审，蒋以“爱才”之名特赦之。而后张钟麟改名张灵甫再度奔赴前线。

在此种情况下，请求毛泽东特赦黄克功的呼声自然不小。

其时，国民党为阻止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青年涌向延安，拿黄克功案大做文章。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率先将此案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

此案发生在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形势下，大受各界关注，对于这样一个曾经的功臣，究竟该让他以命抵命就地正法？还是让其戴罪立功战死杀场？以什么

法来审理此案，在刚刚建立起边区政府法律条文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此案处理得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于根据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新考验，而且直接关系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赖、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取信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