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摘要】本文以我国的传播学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发现和提出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

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充分说明其可能性。

【关键词】本土化；批判学派；议程设置
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

相较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传播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

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

但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使得其发展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中。

一、我国传播学发展现状
（一）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自从1998年新闻传播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来，国内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9年的124个增长到2013年1080个。

且学科设置更为科学合理，1998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基本专业和传播学、媒体创意两个目录外专业，到2012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五个基本专业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两个特设专
业，看出专业设计更加贴近实用需求。

（二）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据统计，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逐年上升，2012年的数量相当于1998年的3倍之多。

（三）网络传播仍然受捧，研究体现一定深度
近年来，网络传播一直是人们话题，微博、微信的研究也一直不曾间断，研究深度逐渐展现出来，不在单单停留在概念解读、基本特性等基础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形成了几个研究范畴，例如：微博舆论微博与灾难预警及处理研究政务微博方面，而这正是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折射。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困境
（一）难以实现的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热门话题。

自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传播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播学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

传播学的本土化，或者传播学的中国化，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命题。

虽然传播学本土化这个话题已经翻来覆去的谈了近三十余年，然而，如今就传播学本土化成果看来，停留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二）缺少批判学派，导致传播学发展视角较狭隘
我国传播学研究一直钟情于经验学派，而较为忽视批判学派。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1、施拉姆访华
1982年的施拉姆访华为早期中国的传播学打上了一支强有力的兴奋剂。

这次访华对中国的传播学事业无疑使影响深远。

他所提出的正统传播科学，以及以5w理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

而批判学派却主要是意识形式，对于刚刚引入传播学的中国来说学习难度很大。

2、学术上紧跟美国的脚步
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是经验学派的大本营。

如今，美国也是传播学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国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新手追逐美国这个传播学的引导者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经验学派是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且一开始就对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态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对于我国传播学者更多关注经验学派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天平”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

最近几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也多起来，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都纷纷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也出现了不错的专著例
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传播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但这与我国经验学派研究数量比起来，仍然不足以改变失衡的状态。

经验性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导致传播学研究眼界较狭隘，难以把握宏观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层面较浅，多为解释层面
我国传播学者的原创书籍，大多都还停留在解释理论的层面，多为教课书的类型。

真正具有理论创新，独到见解的学术书籍，也少之又少。

加上近年翻译的传播学书籍中，教材占多数，因而，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

这就正说明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层次较低。

加上我国的传播研究大多都以理论套用在研究对象上，只为了增强自己的研究的学术性。

这样生搬硬套的机械方式根本难以有创新之处。

三、我国传播学研究理论创新道路
传播学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提高的速度并不相称。

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一）关注我国传播现象独特之处
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无论怎么提，无非是希望能找到理创新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体制，既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

我国这一特殊性使得许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传播学理论有了不同的解读和效果。

例如在麦库姆斯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台北的选举调查中，结果却不同，原因是台北市的三大电视台都在某种形式上受到了控制，且民众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并没有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

因此，麦库姆斯得出结论：议程设置效果可以发生于任何政治系统与传统系统相对开放的地方，也就是说具备新闻与政治言论的独立来源，不受政府与主要政党的控制这两种开放性的地方，公众才会接受新闻传媒提出的议程设置。

这项研究结果明显与中国现实情况完全不符。

我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

虽不能说政府“控制”媒体，但我国新闻媒体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按照麦库姆斯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的大众媒体是很难对受众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可是结果呢？明显与其不相符合。

我国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加强自身的思辨精神，在传播研究中，复制是一种传统，在许多研究方法的课本里都讨论复制，但在学术杂志上却很少讨论。

其实，验证是至为重要的。

要改变把传播学理论当做“真理”的态度，生搬硬套到我国的传播现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