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健康问题逐渐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健康传播作为连接公众与健康信息的重要桥梁，在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引导健康行为、优化健康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健康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对健康传播的定义、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概述，以明确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总结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进展，包括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本文将关注健康传播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情况。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传播方式的单一性、传播效果的评估难度等。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建议。
本文将展望中国健康传播的未来走向，关注新技术、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影响，以及健康传播在促进全民健康、构建健康中国等方面的潜在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健康传播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公众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健康传播作为连接医学知识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当前，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信息的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以及受众接受度等方面。
在传播渠道上，研究者们关注到了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杂志以及新媒体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影响力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传播效果方面，研究者们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健康传播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
1、古代时期：在古代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等方式进 行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制度还处于较为原始和不成熟的阶段。
2、近代时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国的 对外传播制度开始逐渐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制度 经历了多次变革和调整。
3、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外传播的 效果和针对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和针对性是非常必要的。一方 面，我们需要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需求和文化背景，制定更加精准的传播 策略；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国际舆论场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此 外，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是关键因素之一。需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 和教育，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专业素养。
2、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和交 流障碍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外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给对外传播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例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观念，而西方则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 自主。在传播过程中，如果不注意这些文化差异，很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因此， 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尊重和适应不同文化的差异，是当前对外传播 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史前史
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时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思想 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等，他们的思想传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 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为广泛，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家庭伦理和个人修养等 方面的内容。
古代史
古代史时期，中国传播研究主要的是文字、书籍和官方的传播。自汉代开始， 中国出现了纸张和印刷术，这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此外，官 方还设立了驿站和信鸽传递信息制度，以保持政令的畅通。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网络社交平台、博客等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这些新兴 平台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和分享途径，促进了公民新闻和自媒体的 发展。同时，这也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复杂化，如网络谣言、虚假新闻等问题逐 渐凸显。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一、引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本文将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发展阶段和主要成就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起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时期，社会变革和媒体发展成为推动新闻传播学兴起的重要因素。
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此后，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三、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初期阶段（1919年-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主要关注新闻传播的技术和实践问题。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的规范、新闻编辑的方法和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等方面。
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还受到西方传媒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框架。
2. 建国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大众的功能。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媒体的组织管理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研究国际传媒理论，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200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开始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效果的评估。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传媒产业、新闻媒体经营等方面。
此外，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关注公共传播、网络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新兴领域。
4. 当代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关注全球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问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全球传媒治理、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素养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学界共同研究全球传媒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中国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前景
中国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前景作者：史安斌来源：《当代世界》2011年第08期“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新近推出的《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传播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完全取决于哪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最雄厚的财力，“胜负还取决于谁讲的故事能够赢得人心”。
用传播学的语汇来说，国力的竞争是“洗脑赢心”的竞争，是“故事”和“信道”的竞争。
所谓“故事”就是传播的内容，“信道”就是指传播的渠道。
这两个环节的竞争最终还是为了争夺受众的眼球，引发他们的关注，继而再深入到他们的“脑”（思维层面）和“心”（情感层面），改变他们的认知和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洗脑赢心”。
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取得突破进展据全球语言监测系统的显示，自2000年1月以来，世界媒体有关“中国崛起”的报道超过了3亿次，为新世纪头十年的最热门新闻，而“反恐战争”则为1亿次。
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十年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鉴于两国之间业已建立全方位的经济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断言，中美之争将在两国的传播内容、信道和受众上展开公开而直接的竞争。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年初提出的“互联网自由”和中国政府随后针锋相对提出的“互联网主权”即为这种竞争最为鲜明的表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把对外传播作为中心工作之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央级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强化中国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2011年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而言，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一提：一是1月17日，美国时报广场上的大屏幕和CNN等主要媒体首次播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二是5月19日，新华社北美总分社正式入驻纽约时报广场旁的百老汇大街1540号大厦顶层。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地点都选在了纽约时报广场。
这里被称为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心脏地带，《纽约时报》、路透社、彭博社、新闻集团等全球知名媒体的总部均设在这里。
中国口语传播学滞后发展的看法
中国口语传播学滞后发展的看法
中国口语传播学在发展方面存在滞后的现象。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注重文言文的教学，并且将口语学习放在次要的位置。
在学校教育中，语文课上的口语训练很少，而更多的时间被用于诵读古代文学作品。
这导致了学生在实际口语交流中缺乏自信和能力，对于运用合适的语言技巧和表达方式感到困惑。
其次，媒体对于口语传播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在中国的媒体中，书面语、正式语言被普遍使用，而口语表达往往被忽略。
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和广告等多数场景中都存在着官方化和标准化的语言规范，忽视了生活化、实用性强的口语表达方式。
这使得口语在公共场合中的表达能力不够发达，造成了口语传播学习的滞后。
另外，与国际交流相比，中国口语培训的质量和水平也存在差距。
由于缺乏相关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很多口语学习者只能通过模仿电视剧或外国影片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这种方法虽然能增加对语音和语调的了解，但很难做到科学和系统地学习口语传播学。
总的来说，中国口语传播学的滞后发展主要源于教育、媒体和培训等方面的原因。
为了弥补这一滞后，我们应该重视口语传播的重要性，加强口语训练的机会和质量，提供更多的口语教
学资源，并且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使之能够适应多样化的交流环境。
本土化焦虑与方法论迷思——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２１ 年 ０２
济 南大 学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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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 届全 国性 的传 播 学会 议 的重 要议 题 ， 在 许 并 多学 者 的论 文 中被一再 呼 吁 。至 ２ 纪 ９ Ｏ世 ０年代 中期 ， 两种研 究路 径都 归 到 “ 本土 化 ” 一 概念 之 这 下 ，本 土 化 ” 看 作 国 内 传 播 学 研 究 发 展 的 出 “ 被 路 ， 播学 的本 土化思 潮也 在这一 时期 达到 高潮 ， 传 出现 了一批 关 于传播学 本 土化 的研究文 章 。新世 纪 以来 ， 土化 思潮虽 然有所 降 温 ， 本 但相 关议 题 的 讨 论 和文 章 仍 是 主 流 。２０ ０４年 第 八 次 全 国传 播
象 、 事塞进 西式 的概 念 、 论和 框架 。更不 用说 故 理
奉行“ 拿来主义” 传播学研究 的中国特色” 的“ 这 路径 。胡翼 青认 为 这 一路 径 的研 究 “ 加强 调 更 了将西 方 理 论 放 在 中 国来 验 证 的演 绎 逻 辑 ”８。 ¨ Ｊ
一
但 反对 归反对 ，本 土化 ” 语 始 终是 传 播 学研 究 “ 话
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 闻研究 所在 北京举 办 的第一 次
求并没 有带 来创新 性 的成就 。而 与此 相连 的另一
个议题——关于国内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 同样是
一
个 被屡 屡诟病 的重 要 问题 。但 两者 却关 系到 国
内传播学的健康发展 ， 因此 ， 本文力图在澄清传播 学 的“ 本土 化 ” 和方法 论 两方 面 问 题 的基 础上 ， 提 出未来 国内传播学研究的思路。 本 土化 ： 命题 与真 问题 伪
中国传媒文化的困境
的 消 费 主 义 和 享 乐 主 义 的 实质 、 化 价 值 时 也 交 织 着 各 种 复 杂 的 权 力 关 系 网 。 国家 界 各 种 价值 和 意 义 的理 解 、 验 、 阐 释 就 文 体 再 思 维 悖谬 的 生 活 化 、 德 化 和 审 美 化 及 其 和其他经济组织对大众传媒文化 的发展深 不 可 能 不 带 主 观 成 分 ， 以这 种 声 称 完 全 道 所 商 采 取 “ 运 行 中结 构 化和 深 层 化 的 文化 悖 谬 和 存 在 深 的 影 响 着 媒 介 产 品 的 生 产 和 流 通 。“ 自然 立 场 ” 价 值 中立 ” 态 度 是 不 和“ 的
众 媒 介 的 传 播 活 动 和 行 为 价 值 、 化 意 义 控 制 ， 种 不 合 理 性 和 矛 盾 的 大 众 传 媒 文 语 义 学 已经 证 明 ： 部 世 界 瞬 息 万 变 ， 言 文 这 外 语
冲 在 一 段 时 间 相 对稳 定 ， 言 的 有 限性 ， 物 却 视 而 不 见 ， 无 疑 远 远 不 能 解 释 传 媒 文 化 加 速 了多 极 世 界 各 民族 之 间 的 分 化 、 这 语 事 这 化 所带 来 的 全 部 问题 。 其 一 ， 述 大 众 传 突甚 至 战 争 ， 是 一 种 隐 形 的 强 权 政 治 和 的 无 限 性 。再 加 上 制 作 者 往 往 抽 象 的 选 取 论 是 媒 文 化 中传媒 运 行机 制 中价 值 参 照 系统 背 文 化 霸权 的运 转 逻 辑 ， 另 一 种 形 态 的 殖 某些细节和 丢掉其 他细 节， 管他们 声称 尽
社 会 的道 德 一 政 治 价 值 使 生 活 世 界 与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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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刻板印象”理论研究的发展困境与创新
传播学“刻板印象”理论研究的发展困境与创新2019-07-08摘要：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经典著作《舆论学》中，将刻板印象这⼀概念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从此刻板印象也成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个重要概念。
现阶段传播学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内容中的刻板印象，以及刻板印象的⽣成机制。
但对于揭⽰刻板印象与媒介的复杂关系，以及受众眼中的媒介刻板印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就成为了今后需要进⼀步深⼊研究的问题。
由于刻板印象是⼀个多学科交叉概念，对它的研究⽅法也应当具有更为开阔的视⾓。
关键词：刻板印象；传播学发展困境；理论创新；媒介内容⼀、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的研究现状1、“刻板印象”的定义“刻板印象”⼀词的英⽂是“stereotype”，最初专指印刷铅板。
它作为⼀个学术术语进⼊到传播学领域，始于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学》⼀书。
在这本经典著作中，李普曼论述了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的“固定的成见”，也即“刻板印象”。
李普曼借“刻板印象”这个概念来指代社会⽣活中固定成见的现象，暗⽰了他对固定成见现象的理解，即“固定的成见”就像浇铸的铅版⼀样牢固，并且难以改变。
李普曼在书中写到：“⼀旦我们牢固地产⽣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
”刻板印象实际上是⼈们的⼀种认知模式，⼈们把对同类事物的认识纳⼊⼀种⼀成不变的认知模式之中，⽽⼈们往往在观察某个事物之前就⽤头脑中对这⼀类事物的认知模式来解释了眼前的某个事物。
社会⼼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和谢利·泰勒提出：“我们可以把刻板印象看成⼀种特别的⾓⾊图式，正是这种图式，构成⼈们对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形成期望。
”传播学者斯帕克斯补充到，“图式促成我们建⽴思维，因⾓⾊图式，你对某个具体⼈的看法和期待，受你对与其⾓⾊类同的其他⼈的看法左右。
”我国传播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对“刻板印象”的定义是：“刻板印象”是⼈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
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理论、影响与未来挑战施拉姆作为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对全球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也得到了广泛引进和影响，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快速发展。
然而，面对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挑战，中国传播学需要进一步发展。
施拉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现象的研究方法、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传播学的思想来源等方面。
他提出了“循环模式”和“大众传播模式”等理论，强调了传播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深化了人们对传播过程的理解。
同时，施拉姆还明确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
在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施拉姆的作用不可忽视。
他不仅引进了国外的传播学理论，还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施拉姆的传播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面对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挑战时，我们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传播学界对施拉姆等西方传播学家的理论依赖仍然较大，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创新。
其次，在实践应用方面，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有效运用，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在学术规范方面，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在方法、伦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中国传播学仍面临着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方面的挑战。
未来，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在深入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强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推动中国传播学的持续发展。
引言拉姆齐模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在市场机制、供求关系和价格传递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探讨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基本原理及其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并分析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本文将总结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戈斯塔·拉姆齐在20世纪初提出的。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格局审视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格局审视作者：杨迎春来源：《出版广角》2020年第12期【摘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
文章以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分析、数据统计以及人工读审的方法对项目内容予以归纳分类，在分析近五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学科的发展动向予以阐述，以期勾勒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轮廓，为学界研究及课题申报提供借鉴与指引。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动向【作者单位】杨迎春，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2018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究”（SJGY20180542）;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2018B002）;2019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3540943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0.12.008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家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的是鼓励各类学科创新开展科研活动，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下简称“新闻传播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23类学科大项目之一，对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重大理论实践研究活动，解决国家、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重大战略意义[1]。
自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设立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延伸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多元实践探索，并在新的社会技术、媒介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和立体化的脉络格局。
近年来，随着媒介纵深融合趋势和新兴媒体发展的加速，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研究动向，实时反映了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变化和新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
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新闻传播学领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将在多个领域探索创新和崭新的话题。
本文从十个新鲜的话题出发，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数字化媒体时代下的价值重建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重新定义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和价值。
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实现媒体价值的重塑，成为2022年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社交媒体对公共话语权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也对公共话语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未来研究将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在塑造公共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方面的作用，并探讨如何提升传统媒体的公信力。
三、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和尺度问题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体形式，而是集合了各种媒介手段。
2022年的研究将关注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尺度问题，如何进行新闻报道和传播的规范与管理成为研究的重点。
四、媒介融合与创新传播模式媒介融合是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之一，2022年的研究将聚焦媒介融合对传播模式的影响，以及新的创新传播模式的发展。
五、媒体素养与公民素养在信息技术高度普及的时代，媒体素养与公民素养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怎样提高公众对媒体的理解和识别能力，将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
六、虚假信息与网络谣言的防控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蔓延，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2022年的研究将关注防控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策略、手段和效果评估。
七、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未来，研究将关注跨文化传播在推动民族复兴、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作用。
八、媒体监管与自律机制的创新媒体监管和自律在维护传媒生态和公共利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2022年的研究将关注媒体监管与自律机制的创新，以更好地应对社会发展和媒体变革带来的挑战。
九、新闻传播学和新技术的融合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新闻传播学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
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1. 引言1.1 背景介绍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出现，为探讨媒体中的性别意识、女性形象塑造、女性话语权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
通过对传媒中性别关系的分析和批判，女性主义研究有助于揭示媒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促进媒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推动性别议题在公共领域的讨论和认知。
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崛起，反映了学术界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批判精神的不断深化。
在大众传媒时代，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日益展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深入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对于推动性别平等、拓展传媒学研究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
1.2 研究意义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女性主义研究有助于揭示媒体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表现方式，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媒体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歧视现象。
通过研究媒体对女性的塑造，可以促进社会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关注，推动性别意识的提升。
女性主义研究有助于揭示媒体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受众的影响。
通过分析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媒体内容对女性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塑造作用，引发人们对媒体内容的批判性思考，提高受众的媒体素养和批判意识。
女性主义研究还有助于促进学术界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和研究，丰富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
通过开展女性主义研究，可以推动学术界对性别议题的深入探讨，促进学科的多元发展和跨学科研究，为构建一个性别平等和包容的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1.3 研究目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兴起，并在近年来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研究女性主义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是为了深入探讨新闻传播中的性别议题，揭示女性在媒体中的地位以及受到的性别歧视，从而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
通过对女性主义研究的起步、发展、现状、挑战和展望的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进一步推动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提升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从跨文化传播看传播学的跨文化——对于“传播学中国化”困境的文化差异的思考
ｌ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传播中国化
跨文化传播 。 自八十年代 中期引进 到现在 ， 受到了外语界 、 传 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 ， 研究较怏地发展起来。 而且随着新媒体 的 发展 ， 文化的范 围和深度都空前增多 ， 文化传播也渐渐成为一 跨 跨 门显学 ． 例如跨文化广告 、 跨文化音 乐、 跨文化礼仪等等方面 的研 究更是汗牛充栋。 然而 ， 对于学科、 学术的跨文化传播 ， 似乎还没有 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也许是我资料搜集不周） 。这不得不说是一 种遗憾。事实上 ， 学术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智力结晶， 在传播中的 无论重要性 、 ｝ 还是对人类的影响力 ， 频繁 生、 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 但学术 的传播 ， 一般的注意都是在渠道 、 方式、 影响的研究 ， 似乎比 较少人关注来 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学术思想 、知识资源的分享和解 读， 并且 由于 文化背景的不 同， 以及 由此产生的学术移植与隔膜 、 学术“ 殖民化”学术创新等等。具体这样的跨文化学术传播行为 ， 、 包括古代的日本的“ 唐学 ”“ 、 汉学”“ 、朱子学”“ 、兰学”明末的“ ， 西学 东渐”西欧启蒙运动时期的“ 、 东学西渐” 以及工业革命以后 ， ， 西欧 瑚代性为枋 的科学体系的全球传播 。 这里牵扯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 学术思想 ， 作为一种理应为全人 类共享的知识 ． 它是不是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这种背景会有多 少影响到知识的形态与内容？有些学者认为， 学术思想是普世的， 它的成果应该具有客观性 ，因此学术成果不应该具有文化特征 跨文化传播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人际之间的交流 （ 尤其以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派为主人认 为， 跨文化传播就是人际传播 ）学术思想是否可 以成为跨文化 思 ， 想的研究主体还有疑问。 对这些问题 ， 笔者认为 ， 首先， 就总体的知 识和体现发展而言 。 不应高估文化隔膜的影响。 必须承认学术的真 理性和普世性， 科学方法 的可靠性。但 是就一个国家 ， 一个阶段而 言， 我们不得 不认为 ， 学术的发现 与发展是有先有后的 ， 它在发现 的过程 中往往不是一个全面的． 一蹴而就的过程 ， 而是一个来 自不 同地域 ， 不断地交流 、 融合 、 创新 的过程 ， 正是这种交流 的过程 ， 使 得跨文化的学术传播会产生一个移植 、 碰撞和再造的问题。 特别是 对于与文化关系紧密的人文和社会学科， 这样的问题会更大 。 按照 台湾学者陈国明主编的《 中华 传播理论 及原则》 中的阐述 ：自然科 “ 学的条件性清晰 ， 它的法则是普世通用 ； 社会科学则不尽然 ， 条件 往往不确定 ．有关发现难以成为严谨的规律 ”在 目 “ 前人类社会科 学研究中． 被公 为是放 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甚少 ， 反而理论上的 争辩不休 ， 有时更验证无从。”女 果我们不看具体的理论 ， ＠Ⅱ 即使从 宏观的研究方法论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的一个整体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学科，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传媒技术的引进，中国开始接触到现代传播理论和实践。
当时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以新闻学为基础，探讨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其中，周恩来、陈独秀等人对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
发展阶段（50年代-8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传播学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传播学教研室，标志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正式启动。
此时的传播学研究逐渐从新闻传播扩展到广告、宣传、公关等领域，并开始涉及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方面的研究。
1969年，中国第一本传播学专业教材《传播学导论》出版，为中国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繁荣阶段（9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传媒技术和传播方式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学进入了繁荣阶段。
1993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传播学为主的高等学府。
同时，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扩展，涵盖了网络传播、社交媒体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新兴领域。
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相继成立，为传播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和支持。
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推进，也涉及到实践和应用的广泛领域。
中国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播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转向了数字化传播、社交媒体传播、大数据分析等前沿领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
同时，传播学的研究也逐渐关注到公众参与、社会影响和价值观引导等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
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 局限与前景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理论建构、语言学、传播学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话语分 析理论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对于深入探究新闻传播现象和规律具有 重要的作用。因此，建构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理论的需求日益凸显。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理论建构、语言学、传播学
二、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的 局限性
二、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局限性
虽然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话语分析与新闻传播学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 一些学者可能对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够了解，导致在使用话语分析时 存在一些困难。此外，由于话语分析主要语言层面，而新闻传播学更注重整体传 播效果和受众接受，因此在应用话语分析时需要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和平衡点。
2、在话语分析理论建构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实际 操作方法。特别是要加强话语分析与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提炼出更具普遍性和适用性的理论成果。
4、话语分析的局限性：对话语分析理论的局限性进行深入认识
3、对于话语分析的局限性，未来研究需要从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发展建议。
现状分析
1、学科定位与研究领域
1、学科定位与研究领域
近年来，中国发展传播学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新闻传播学下的一个重要研究 方向。研究领域涵盖了传播与社会发展、农村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等诸多 方面。然而，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发展传播学仍需在学科定位、研究领域等方 面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2、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
2、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
中国发展传播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学者们结合中国实际，不 断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然而，相较于其他学科， 中国发展传播学在学科建设方面仍需加强，如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等。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综述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历史、新闻传播实务以及新闻传播伦理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拓展，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本文将首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梳理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接着，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包括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新闻传播实务的发展、新闻传播伦理的探讨等。
本文还将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将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探讨新闻传播学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新闻传播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新闻传播事业的创新发展。
通过本文的综述，我们希望能够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视角，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传播实践的综合性社会科学。
它旨在探讨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接受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新闻传播的业务技巧以及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新闻、传播、媒介、受众等。
新闻是指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它具有时效性、真实性、公开性和针对性等特点。
传播是指信息的传递和交流过程，包括信息的生产、传递、接收和反馈等环节。
媒介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和工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形态。
受众是指接受和传播信息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广泛，主要包括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业务、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等方面。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当前的研究现状，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我们将回顾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源，探讨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
我们将关注研究主题的演变，从最初的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到后来的跨文化交流、传播策略等。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研究方法的进步，包括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的运用。
在现状分析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实践应用等方面。
同时，我们也将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理论体系的不足等。
我们将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通过本文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推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断向前发展。
二、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深入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和传播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在这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以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主，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应用，探讨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概况
96学术探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概况郝洁，武晓芳，张晓曼，宗云婷（《地震研究》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224）摘要：传播学最早产生于美国，改革开放以后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创新，至今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
本文追溯我国传播学40余年的发展轨迹，分析我国传播学发展和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旨在透过这些现象揭示未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本土化；发展；研究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3-0096-02一、引言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般认为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有前进、有困顿，也经历了很多迷惘和挫折。
时至今日，我国的传播学仍未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因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准方向，走自己的路，似乎成了中国传播学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传播学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传播学在中国更像一种舶来品。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始于1978年，但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从》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 （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为传播学引入中国的最早的标志，但文章影响较小［1］。
1978年传播学正式传入我国，至今已有40余年的时间，而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40余年。
首先，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学术环境更加开放［2］。
这一年无论是对传播学还是对中国社会，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的40余年，传播学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息息相关。
1978—1982年，我国的传播学发展主要是局部的基础理论介绍、国外传播学著作的翻译等。
但相应的传播机构也开始出现，如《新闻联播》的开播和地方电视台的兴起，中央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发布了新的宣传方针，机构改革成立广播电视部等等［3］。
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作者：张智华来源：《新闻世界》2013年第06期【摘要】本文选取了七所有代表性的开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从建系历史、所属学院、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新闻传播学地位得到提升，基础理论内容得到了充实，相关的研究方向得到了扩充；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传播学与广播电视学、公共关系学、编辑出版学和大众传播学等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研究方向等没有界定清楚；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对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和媒体对新闻传播学人才的需求存在矛盾，亟待解决。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传播学教育 985高校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
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
（见表1）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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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摘要】本文以我国的传播学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发现和提出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
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充分说明其可能性。
【关键词】本土化；批判学派；议程设置
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
相较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传播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
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
但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使得其发展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中。
一、我国传播学发展现状
（一）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自从1998年新闻传播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来，国内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9年的124个增长到2013年1080个。
且学科设置更为科学合理，1998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基本专业和传播学、媒体创意两个目录外专业，到2012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五个基本专业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两个特设专
业，看出专业设计更加贴近实用需求。
（二）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据统计，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逐年上升，2012年的数量相当于1998年的3倍之多。
（三）网络传播仍然受捧，研究体现一定深度
近年来，网络传播一直是人们话题，微博、微信的研究也一直不曾间断，研究深度逐渐展现出来，不在单单停留在概念解读、基本特性等基础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形成了几个研究范畴，例如：微博舆论微博与灾难预警及处理研究政务微博方面，而这正是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折射。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困境
（一）难以实现的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热门话题。
自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传播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播学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
传播学的本土化，或者传播学的中国化，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命题。
虽然传播学本土化这个话题已经翻来覆去的谈了近三十余年，然而，如今就传播学本土化成果看来，停留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二）缺少批判学派，导致传播学发展视角较狭隘
我国传播学研究一直钟情于经验学派，而较为忽视批判学派。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1、施拉姆访华
1982年的施拉姆访华为早期中国的传播学打上了一支强有力的兴奋剂。
这次访华对中国的传播学事业无疑使影响深远。
他所提出的正统传播科学，以及以5w理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
而批判学派却主要是意识形式，对于刚刚引入传播学的中国来说学习难度很大。
2、学术上紧跟美国的脚步
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是经验学派的大本营。
如今，美国也是传播学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国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新手追逐美国这个传播学的引导者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经验学派是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且一开始就对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态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对于我国传播学者更多关注经验学派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天平”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
最近几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也多起来，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都纷纷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也出现了不错的专著例
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传播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但这与我国经验学派研究数量比起来，仍然不足以改变失衡的状态。
经验性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导致传播学研究眼界较狭隘，难以把握宏观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层面较浅，多为解释层面
我国传播学者的原创书籍，大多都还停留在解释理论的层面，多为教课书的类型。
真正具有理论创新，独到见解的学术书籍，也少之又少。
加上近年翻译的传播学书籍中，教材占多数，因而，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
这就正说明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层次较低。
加上我国的传播研究大多都以理论套用在研究对象上，只为了增强自己的研究的学术性。
这样生搬硬套的机械方式根本难以有创新之处。
三、我国传播学研究理论创新道路
传播学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提高的速度并不相称。
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一）关注我国传播现象独特之处
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无论怎么提，无非是希望能找到理创新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体制，既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
我国这一特殊性使得许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传播学理论有了不同的解读和效果。
例如在麦库姆斯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台北的选举调查中，结果却不同，原因是台北市的三大电视台都在某种形式上受到了控制，且民众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并没有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
因此，麦库姆斯得出结论：议程设置效果可以发生于任何政治系统与传统系统相对开放的地方，也就是说具备新闻与政治言论的独立来源，不受政府与主要政党的控制这两种开放性的地方，公众才会接受新闻传媒提出的议程设置。
这项研究结果明显与中国现实情况完全不符。
我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
虽不能说政府“控制”媒体，但我国新闻媒体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按照麦库姆斯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的大众媒体是很难对受众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可是结果呢？明显与其不相符合。
我国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加强自身的思辨精神，在传播研究中，复制是一种传统，在许多研究方法的课本里都讨论复制，但在学术杂志上却很少讨论。
其实，验证是至为重要的。
要改变把传播学理论当做“真理”的态度，生搬硬套到我国的传播现象之中。